第四章

发现的论证，在这里只能根据他的材料，加以简单的介绍。

    他举出产生这种传说的方面，有1613至1615年间金尼阁氏（Trigault）所译在印度传教的耶稣会士约翰刚保利氏（John Maria Compori）的叙利亚文作品，有1609年高伐氏（de Gouvea）所著的《东方史》，有茄斯巴克罗自氏（Gaspar da Cruz）所著《中国志》中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传说，以及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农诺大公哈（Nuno da Cunha）、埃伯耶稣（Ebedjesus）、阿罗斯（Arnrus）等都说到亚美尼亚人及印度人的传说，大概承认基督教的输入中国，与多马有相当的关系。

    而在另一方面，不承认这种传说，也有许多人。如1305年元代总主教蒙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rvino）从中国寄信到欧洲，说：

    宗徒们，或宗徒的子弟们，从不曾到过这个地方。

    1555年巴来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在澳门的记载说：

    中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

    这竟不承认在元代以前有过基督教在中国，更谈不到多马来华的传说。至于绝对否认多马来华的，在《1550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一书中，这样的断定说：

    大概人看来，这圣多马宗徒来华的故事，不消说得，是出于晚近的来源，这个故事怎样产生，也就不难猜测。

    利玛窦对于中国古代信徒的搜求非常努力，但他并没有提到多马的故事。这可以反证这传说的模糊影响了。究竟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中国的第一人，是不是多马或多马的门徒？便成了我们永远不能确实知道的谜了。不过我们相信当初一定有一位教士，远在唐朝以前曾经到过中国传道。这一位教士是不是与多马有直接的关系？绝对地加以否定，也不是正当的态度。上面那些否认元朝以前在中国有过基督教的话，现在看来，当然不能成立，至少我们从明朝所发现的景教碑，除非证明它是伪造的，那便不能否认唐朝基督教传布的事实。而且唐以前中国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也有好些议论。例如上述第三世纪阿诺比斯（Arnobius）在所著的Adversus Gentes中，提到赛尔斯（Seres）已有传教工作一层，我们考查那时在亚美尼亚与波斯已有教堂，中国与中亚细亚亦有往来，基督教因而传入中国，也可能的。再看511年有教士从东方带些蚕种到君士坦丁，学者都是从中国西部波斯或锡兰或土耳其得来的。先是411至415年间塞琉细亚（Seleucia）的主教阿奇亚（Achaues）划定教区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包括在内。古伯察氏（Huc）在《基督教中国传道史》（Christianity in China，Tartary and Tibet）里这样说：

    自411至415年，塞琉细亚大主教阿奇亚做了迦勒底（Chaldean）正宗教基督徒的领袖；自503至530年，西拉（SiIas）做聂斯脱里教的主教；自714至728年撒利巴萨加（Saliba Zacha）做了聂斯脱里教的主教。所以，如果我们违反从来许多人的意见，承认中国的主教教区，是撒利巴萨加所设立的，那末，越发可以证实华人皈依基督教，远在这位聂斯脱里教父之前了。实在的，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基督教没很大的进步，没有几处可以监督的教区，怎会有总主教及教区的设立？设总主教原是管辖已经建立的教会的。假定埃伯耶稣所说的中国总主教教区是阿奇亚在将近411年时所设立的，那末，基督教在使徒时代传入的传说，很可以使我们相信了。阿舍马尼（Assemani）在他的著作中引塞琉细亚主教名单，把中国教区与印度教区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两处教区是同时设立的。

    这是一篇很有理由的推测，假定411年时在中国已设立主教，已有教区，又可以推想在411年前基督教已传入中国了，决不是第7世纪的唐朝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