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面摹仿佛教的组织，而有所谓五斗米道的产生。它表面是以老子为教祖，实际上是阴阳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级信仰，以治病驱邪长生神仙之说相号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学家的老子头上。读过老子《道德经》的人，谁都可以了解老子是个唯物的机械论者。他所说的道，不是个有意志的神明——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一个空无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继续发挥老子思想的庄子，他虽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怀疑，究竟还是个“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学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认老庄为道教领袖，实是汉以后的事。从张道陵以后，有魏伯阳、葛洪的炼养服食，有陶弘景、寇谦之的经典科教，于是符箓、丹鼎、经谶等派的道教，次第产生而普遍起来。这与佛教的输入，不无相互的因果关系，宋代朱熹所说“二氏固互相仿效”的话，是有理由的。虽然他比较地说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处，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处：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只见其敷浅无味。祈祷之见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只见其荒诞不切矣。

    这一番话，未必正确，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仿效，自是一种事实。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结果，道教遂驾凌儒教之上。后来唐代以国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书为经；宋代又集天下道书为《道藏》，道教更见发达，与儒释并行而支配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此道佛二教，支配着水平线以下的低级社会，儒教则在水平线以上的高级社会中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总之，无论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都隐藏着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质素。说到这点，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学说，实在是很近于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为实行兼爱的根据，正与基督教以上帝为爱的根源一样。在春秋战国，独有他是极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与道，倒成为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无形地消灭了。但是照我的观察，墨子的宗教精神，并没有消灭，儒释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响在内，我们不能因为墨子学派的形式没有人继续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说过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遗传，这种遗传，与墨子学派实在有密切关系。战国以后，那种天鬼多神的信仰，影响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与当时阴阳家思想的影响有同样的潜在力，这在大多数人们是不甚了解的，这里我们应该补充说明。

    现在要说到佛教。佛教本是从印度输入的，但是不久便成为中国的宗教，与原来的形式有很显著的不同。输入之初，因为种族的关系，不免有种种的争端：先有道佛之争，后有儒佛之争。关于前者如《古今佛道论衡》中所记五岳十八山观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对，与在白马寺内道佛斗法的事，这些固然不足凭信，但后来在佛教历史中所说的“三武一宗”之厄，却大半由于道士所发动的。后魏太武帝因听信道士寇谦之与宰相崔浩的话，以及北周武帝听信道士张宾之，唐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等，乃有坑杀僧尼、毁灭佛寺的惨剧。推究这种争端的原因，由于道教的嫉妒，而不是两教教义的冲突，与民间的宗教信仰未尝发生任何影响；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频受摧残之故而拥护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旧异常融洽，所以像顾欢《夷夏论》中所谓“释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则同，在形而下之器则异，……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则异，在实则合”等议论，却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见解。

    关于后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对的理论，如六朝时代的范缜，发表他所著的《神灭论》，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唐宋学者的攻击佛教，如傅奕、韩愈、欧阳修以及宋代理学家等，除了张横渠从研究《楞严经》的结果而从教义上立论外，其他都不过是形式上的攻击。柳子厚所以说韩昌黎的辟佛，不过是罪其迹，“知石而不知韫玉”，这实是对一般辟佛者的确评。但是在拥护与信仰方面，有学者，有帝王，有大多数的人民，如汉末牟子的《理惑论》、六朝时代三教调和的主张，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论证。尤其大多数帝王的提倡，与佛教徒宣扬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渐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趋发达的重要因素。于是“三教同源”，便成为一般社会的信仰。

    说到帝王对佛教的提倡，从汉明帝遣使求佛以后，孙权为康僧会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礼佛图澄，苻坚的迎取鸠摩罗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无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为最，亲手受戒于惠约，迎达摩于广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几千所，可谓佛教全盛时代。此后历唐宋元明大多数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无穷力量，所谓上行下效，其影响于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从僧徒宣传方面观之，在译著事业与求法精神二点，可以见得大概。

    译著工作，根据宋赞宁和尚在《高僧传》所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鉴，金石难和……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是有差违……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之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时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译者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从东晋至南北朝为第二时期，是西僧与华人合作的，著名的译者有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人。唐朝至贞元为第三时期，是完全由华人自任的，著名的译者有玄奘、义净等人。佛教经典，经过这些名人的译著，不独介绍，抑多发挥，当时学者既厌倦于注疏词章之空疏，又慑于名僧之学问德业，遂易歧视而为欢迎，变容纳而为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历尽艰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不独中国学术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学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旧，而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尤其从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转迷启悟离苦得乐”之本旨，影响大多数的平民，因为从兵燹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寻求精神安慰与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恶轮回”等小乘说素，普遍于民间。于是大多数信佛之人，都本着自私的来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借以为生活的和尚缁流，迎合这种种心理，寺院庙宇，遍满了全国，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狱天堂，又混合着中国古代遗传的多神崇拜，佛教便占着中国宗教上的第一位。虽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与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数信仰的民众，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迷信。这种迷信，支配着中国千余年来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现在还是具有很大的势力。

    这样说来，怎能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呢？换一方面看，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万物都有神明。从坏的一方面说，这种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时代的，应加以改正。从好的一方面说，中国人民都是承认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对精神修养方面，更有很丰富的经验，古圣贤人对于这方面有过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这也是中国文化上最优越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