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有过四个时期：即（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这样长时期的活动中，当然的在中国文化上、生活上，不能没有相当的影响。

    既然在空间上已经普遍到全国，在时间上亦占千百年的长期，照理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了，但是不幸得很，还有许多人不能明了她的内容与经过，会引起许多误会，而认为是“用夷变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运动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饭忘记种田人”，所以我们便有一种说明的必要。

    我们所要说明的，有下列的几点：（一）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和的还是冲突的？（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没有？总之：我们在这里要对于过去的加以检讨，为未来工作上的参考。根据着这个意见，来做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欧美学者中已经有过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国人却是一个破天荒，觉得有相当的困难。记得在十五年以前，我个人曾经有一个尝试的宏愿，利用编辑《金陵神学志》的机会，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于是分别函请各宗派领袖，记述他们自己一宗派的经过，但是结果并不圆满。在一百三十多派别中，只得到少数较大宗派的报告。因此，深深地感觉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这种困难，对于比较隔膜的天主教，岂非更属不易么？

    因为我们知道编历史最重要的条件，至少要做到“备”与“信”两个字。什么叫做“备”？就是要没有挂漏。什么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确。要达到“备”与“信”的条件，关键全在收集材料的一点上。若从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过的四时期讲：第一、第二两时期，只有几块残碑做根据，而加以一种合理的推断。不过推断是最容易陷入主观的错误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学家的考证，如王昶、钱大昕、杭世骏等的《景教考证》，洪钧、俞樾等的《也里可温教解说》，都不免有许多错误。至于第三、第四两时期，根本要从天主教基督教散漫的文献中去整理出系统来。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为谋，虽协进会等曾出有综合的年鉴，也只限于一部分与近十年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做到“备”与“信”的条件，实在是不可能的。

    现在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这问题，要我继续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过去经验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缘故，觉得非常踌躇，不敢贸然地答应下来；况且在相当忙碌的教课生活下，要从事于此，困难可以想见。十五年来已死的灰，本来没有使它复燃的希望，但是吴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决意要把这死灰复燃起来，我也只好写信给几个朋友与机关，征求材料。最得着帮助的，如燕大洪煨莲教授、协大图书馆金云铭主任，以及天主教图书馆、协进会图书馆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书籍杂志，由我的大女儿雅子把英文书里的大意翻译出来，还有我的儿子女儿们或检查，或誊清，全体动员，帮助我在暑假两个多月里，急急忙忙地写成，实在谈不上“备”与“信”的条件。本来想写成以后，就正于范子美先生，却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与世长辞了！三十多年来商量学问的老友，一旦永别，不禁悲从中来，就把这一本不完全的书来表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