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绝望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后一个因素是造成一个人重心在内部发生转移的全部过程，以及使他不再积极推进自己人生的全部过程。其结果就是，他不再信任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能作为一个人类而发展；他倾向于放弃，这种态度尽管可能被遗漏，但其后果的严重性可称得上一种心理死亡。就像克尔凯郭尔[3]所说：“但尽管事实上（他感到绝望）……然而他可能……完全能够活下去，能够做一个男人，从表面上来看，还能够让自己忙于俗事、结婚、为人之父、赢得荣耀与尊严————也许没人注意到，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缺乏自我。世人并不对此大惊小怪，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常查究的东西，而且对一个人来说，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自我是最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失去自我，它可能悄然逝去，就好像没有发生，而其他损失，诸如失去手臂、腿、五美元、妻子等，是一定能被注意到的。”

    从我的监察工作经验中我知道，分析师常常没有明确地正视绝望感的问题，因而也没有妥善处理。我有一些同事曾经招架不住病人的绝望感，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绝望感，但没有视之为一种心理问题，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变得绝望。当然，这种态度对分析师是致命的，因为不管技术多么娴熟，或所做的努力多么勇敢，病人还是会觉得分析师真的放弃他了。在分析环境之外亦是如此。不相信对方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潜力，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建设性帮助的朋友或伴侣。

    有时，同事还会犯相反的错，不够重视病人的绝望感。他们觉得病人需要鼓励然后就给他鼓励，这是可圈可点的，但还远远不够。当这种情况发生，即便病人知道分析师的意图是善意的，他也完全有正当理由被分析师惹恼，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他的绝望并不是一种心境，不是通过好心的鼓励就能消散的。

    为了当机立断并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从上述间接指标中识别出病人的绝望感及其程度。然后，必须明白他的绝望完全来源于他的神经症纠葛。分析师必须意识到并明确告诉病人，只要他的现状持续存在，而且他还认为无法改变，他的处境才是没有希望的。简而化之，契诃夫的《樱桃园》中的一个片段能阐明整个问题。一个家庭面临破产，一想到要离开他们的地产，其中有他们深爱的樱桃园，就陷入绝望之中。一个有经验的男人给他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小屋。但他们冥顽不化，无法赞同这个提议，也由于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他们一直看不到希望。他们无助地询问是否没人能给出建议或帮助他们，就好像从没听到那个建议一样。如果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个人是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他就会说：“情况当然很艰难。但使处境如此绝望的是你们的态度。如果你们考虑改变一下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觉绝望了。”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变，在本质上就意味着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冲突，这个因素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处理这个问题，决定了他有没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在这里，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显。弗洛伊德在这背后的心理学与哲学观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点在他对于人类未来的看法[4]和对于治疗的态度[5]上都很明显。而且在他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也只能悲观。一个受本能驱使的人，充其量也只能通过“升华”来矫正。他对于满足的本能驱力难免遭到社会的挫败。他的“自我”在本能驱力与“超我”之间无可奈何地折腾，而它本身却只能被矫正。超我主要是禁止与破坏，并不存在真实的理想。想要个人实现则是“自恋”。一个天生具备破坏性与“死本能”的人，要么被迫摧毁他人，要么被迫遭受痛苦。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为对于改变的乐观态度留有余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开创的这个极具潜力的治疗方法的价值。相反，我相信，神经症的强迫性倾向并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产生于紊乱的人际关系；一旦这些关系有了改善，这些倾向就可以改变，而且由此而来的冲突也能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在我所倡导的原则之上的治疗方法就没有局限。在我们明确确定这些局限之前，还有待做更多努力。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彻底改变的可能性。

    那么，识别与处理病人的绝望感为何如此重要？首先，这个做法对于处理诸如抑郁和自杀倾向的特殊问题来说很有价值。我们的确可以只揭露病人当时所处的特定冲突，而无须触及他普遍性的绝望感就可以消散个人的抑郁状态。但如果我们想要防止抑郁复发，就必须去处理它，因为抑郁来源于更深层的源头。除非我们深入到根源，否则潜在的慢性抑郁是无法解决的。

    自杀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诸如急性抑郁、反抗、报复等因素会带来自杀冲动，但这种冲动已经显露之后再来阻止自杀却为时已晚。投入一丁点注意在不太明显的绝望信号上，然后在适当时间与病人处理这个问题，也许许多自杀都能够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义在于，病人的绝望形成一道障碍，阻碍了任何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称一切妨碍病人改善的东西为阻抗，但我们基本上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绝望。在分析中，我们必须处理阻滞动力与推进动力之间的回击，必须处理阻抗与鼓动力。阻抗是一个集合名词，集中了病人内部所有用来维持现状的鼓动力。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动力产生于具有创造性的精力，这些精力驱策他走向内心的自由。我们的工作正是借由这种推动力，而没有它，我们也无能为力。它也是帮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动力。它还使他的自由联想富有成效，从而让分析师有机会理解得更好。它给他提供内心力量，让他能忍受成长所带来的无法逃避的痛苦。它使他愿意冒风险，放弃那些让他感到安全的种种态度，使他愿意跳入对于自己与别人的新态度的未知中。分析师不能把病人硬拖入这个过程，必须病人自己愿意才行。而绝望状态所麻痹的正是这种宝贵的动力。分析师没有识别和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在对抗病人神经症的战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绝望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病人开始认为这是个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陷入无法改变命运的感觉之中，就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收获。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进，当然还是存在起伏。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见解，他可能很乐观，甚至过于乐观，而一旦他得到一个更令他沮丧的见解，就会再次被绝望打垮，这个问题每一次都必须从头解决。但当病人意识到他能够真正改变时，绝望的手又会有所松懈，他的动力会相应地成长起来。在分析的初始，这种动力可能只限于想要摆脱他最紊乱的症状。但当病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枷锁，当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这种动力就会重新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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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2]约翰·麦克姆雷，《理智与情感》，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8年。

    [3]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第17册），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尽与无尽的分析》，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