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化作用

加压力而外化。这与神经症患者追求支配的表面效果相同，但尽管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它们的区别却在于，内心压力外化而来的压迫主要不是要求个人服从。它首先在于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人，而且同样全然不顾他们的幸福。清教徒的心理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熟悉的例子。

    内心强迫感的外化作用同样重要，这种外化采取的形式是高度敏感于外界一切强迫性事物，哪怕只是微微类似于强迫。正如每个有观察力的人所知，这种高度敏感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敏感都来自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还有一个成分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自己的力量驱力然后憎恨它。对于离群人格，我们主要想到的是，强迫性地坚持独立一定会使他们敏感于任何外来压力。无意识自我约束的外化作用是更隐蔽的来源，在分析中更常被忽略。由于它常常在病人与分析师关系中形成一道有影响力的暗流，这便尤为不幸。病人倾向于持续不断地使分析师的每个建议都失效，即使他在这方面的其他敏感来源都已经被分析过了。着手于这件事上的颠覆性战役更为艰巨，因为分析师实际上并不想改变病人。他坦言自己只是想帮助病人自己恢复，病人生活的内心源泉是毫无用处的。病人是否可能屈服于一些无意施加的影响？事实是，由于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什么样，他不可能有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不管分析师有多注意避免施加任何个人信念的影响也没有用。而且，由于他也不知道自己苦于内心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使他产生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所以他只是不加区别地反抗一切改变他的外来意图。无须说，这场徒劳的征战不仅表现在分析情境中，还势必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正是对这种内部过程的分析最终能够消除这种情况。

    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人越倾向于服从他理想化意象所提出的要求，他就越会把这种服从外化。他会渴望达到分析师或其他任何人对他的任何期望，或达到他以为他们对他的期望。他可能表现得自愿，或甚至轻信，但同时他会暗自积蓄对这种“压迫”的怨恨。结果可能就是，他最后会看到每个人都处于支配地位，然后对所有人怀恨在心。

    那么，一个人通过外化自己内心的约束能得到什么？只要他相信这种约束来自外界，他就能反抗，即使只是通过内心持保留态度的形式。同样地，他能够避免外部施加的约束，也能够保持自由的错觉。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承认内心压迫感意味着承认他并非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这种内心强迫性是否也会表现出生理症状，以及能到达什么程度，是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是哮喘、高血压和便秘的影响因素，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我们仍然要讨论各种特征的外化作用，这些特征与他的理想化意象形成对比。大体看来，这种外化只通过投射起作用，也即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这些特征，或认为别人要对这些特征负责任。这两种过程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能必须重复某些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讨论过的内容，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内容，但这些例证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一个酗酒的病人A，抱怨他的妻子不体谅人。就我看来，这个抱怨并不正当，或至少不至于A所说的程度。他自己受到冲突的折磨，这在外来人看来都很明显，一方面要依从、和蔼可亲和宽宏大量，另一方面要专横、苛刻和傲慢。于是，这是一种攻击性倾向的投射。但是什么导致投射的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强大人格理应具备的要素。然而，他最占主导的特征仍然是善良，他觉得自圣·弗朗西斯之后，没人比他更善良，再也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朋友了。那么，投射是否迎合理想化意象？当然！但投射也使他毫无意识地实践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从而无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个人陷入了解决不了的两难境地。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们是强迫性的。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使他保持完整。投射便是这个困境的出路。因而它反映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他能够维护自己所有傲慢无礼的要求，同时又能当一个理想朋友。

    这个病人还怀疑这个女人私通。这种莫须有并没有任何证据————她以相当母性的方式爱着他。而事实是，他自己暗自沉溺于昙花一现的风流韵事。有人可能会想到以己度人的报复恐惧。这当然涉及为自己开脱的需要。考虑同性恋倾向的投射可能性无助于澄清这个情境。线索在于他对自己不忠的古怪态度。他并没有忘记这些情事，但在回想中记录。它们不再是活生生的经历。而另一方面，他所谓的女方的不忠却栩栩如生。于是，这里便是经历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它使他维持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使他随心所欲。

    强权政治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如在政治和职业群体中所运用的那样。通常，这种操纵的动机是意图削弱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产生于类似上述的无意识两难境地。在上面那个案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一个人可以发动所有有关于此的诡计和操纵，而不会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与此同时，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使一个人把对自己的所有愤怒和蔑视宣泄到另一个人身上————更妙的是，宣泄到一个他原本就想挫败的人身上。

    作为总结，我要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将责任转嫁给他人，而无须给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难。许多病人，一旦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问题，就会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后把所有解释推到这上面。他们对压迫很敏感，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制的母亲。他们很容易受到羞辱，因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们报复心重，因为他们早期受到伤害；他们孤僻，因为在他们年轻时候没人理解他们；他们性方面受到抑制，因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我这里并不是指在会谈中分析师和病人都忙于弄清早期影响，而是指过于热切探究童年期只会导致无止境的重复，而且还同样对病人当前驱力缺乏探究。

    由于弗洛伊德过度强调起源而支持了这种态度，那不妨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这种态度有多少是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错误的。病人的神经症发展的确始于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资料都与我们所了解的特殊发展情况有关。他本身也确实不是他神经症的原因。环境的影响使他被迫发展成这样。出于下面会讨论的那些原因，分析师必须把这一点弄得非常清楚。

    错误在于病人对于自己基于童年期建立起来的所有驱力缺乏兴趣。不管怎样，其中既有现在运作于他身上的驱力，也有隐藏在当前困境背后的驱力。当他是个小孩时，看到了身边许许多多的伪善，这就对他诸如愤世嫉俗起作用。如果他只把自己的愤世嫉俗与早期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对自己当前愤世嫉俗的需要视而不见————这种需要来源于他被分割于相异的理想之间，所以他尝试解决这个冲突的途径就是抛弃所有价值观。再者，他倾向于承担他不能承担的责任，而拒绝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让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点，他一直提到早期经历，同时还觉得他本应该从早期灾难中全身而退————本应该出淤泥而不染。他的理想化意象也应为此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不允许他接受带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过去或现在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种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够维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错觉。因为他将其外化，他就体验不到自己心中的驱力，他也无法设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他已经不再是推进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须不断翻滚，或是一只豚鼠，一旦习惯就永远定型了。

    病人对于童年的一味强调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外化倾向，因而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就能估计到这个人是完全疏远自我的，而且一直受离心驱力而远离自己。而且我在这种预期上还没有出现过失误。

    外化倾向也作用于梦境。如果分析师在病人的梦中是一个狱卒，如果丈夫“砰”地关上病人想进的门，如果发生意外，或出现障碍物干扰他达到很想去的地方，这些梦算是尝试否认内心冲突，尝试把内心冲突归于一些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病人会给精神分析带来特殊困难。他来分析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期望分析师完成真与他无关的工作。他感兴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而不是他自己的。他侃侃而谈自己生活的艰苦处境，而极不情愿检查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经质，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烦意乱，他多半会安好无恙。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动力在起作用。他害怕鬼怪、窃贼、暴风雨，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环境，但永远不害怕自己。他顶多只是出于知识或艺术的乐趣而关心自己的问题。但只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说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他可能具备的洞察力运用到他的现实生活中，因而，纵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难以带来改变。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解的能动过程。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疏远自我，而这种疏远始终是神经症过程固有的。通过自我消解，内心冲突也理所当然地被消除于意识。但通过使一个人对他人更责难、更报复和更恐惧，外化作用就能把内心冲突替换成外部冲突。更具体地说，它严重恶化了最初掀起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 * *

    [1]这个定义是爱德华·斯特里克尔与肯尼思·阿佩尔在《发现我们自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来的。

    [2]卡尔·门宁格在《人对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举了很多这种例子。然而，门宁格是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谈的，因为他跟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假设了一种自我破坏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