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一个谎言常常导致另一个谎言，第二个又需要第三个来支持，以此类推，直到陷入混乱复杂的蛛网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无须刨根问底的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场景中。拼拼补补可能有一些帮助，但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需要新的权宜之计。所以，神经症尝试解决基本冲突也是这样，而且如出一辙的是，一切都于事无补，仅仅是极端地改变了最初产生困境的环境条件。而神经症患者所做的，而且是情不自禁地做的，是把一个虚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可能像我们看见的那样，努力使冲突的某一面占主导。他一如往常地感觉被撕裂，他可能诉诸彻底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到夸张的程度。但尽管冲突没有起作用了，但他的整个生活却摇摇欲坠。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他显得得意扬扬、完整统一，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裂口。他试图通过将内心的自我从战场上淘汰来消除这个裂口，却只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

    因此，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还倚赖进一步的支撑。于是他求助于无意识设施，这些设施可以分为盲点、间隔划分、合理化、过度的自我控制、武断的正确性、逃避和愤世嫉俗。我们不会试图讨论这些现象本身，那个任务的难度太大了，而只是为了揭示患者是如何运用它们去对抗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现实行为与他对自己的理想化描述之间的反差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会惊讶于他们为何看不到这一点。但他非但没有看到这点，还能对清清楚楚摆在眼前的矛盾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首先让我注意到所讨论过的那些冲突的存在与联系的事情之一，就是之于最明显的矛盾的盲点效应。例如，一个病人具备所有的依从型特征，虽然觉得自己是耶稣一样的好人，却曾用非常漫不经心的口吻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常常想要轻轻扣动扳机，把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击毙。激起这种象征性杀戮的破坏性追求在当时的确是无意识的，但这里的重点在于射杀，他把这戏称为“游戏”，这种认同丝毫没有干扰到他耶稣般的自我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兢兢业业，认为自己是所在行业的革新者，在选择发表物时纯粹以投机取巧为导向，只发表那些他觉得能给他带来最高喝彩的论文。他也没有试图掩饰，只是同样无忧无虑，没有察觉到其中的矛盾。同样，一个男人本来在自己理想化意象中善良老实，却觉得从一个女孩那里拿钱花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没什么大不了。

    在这些例子中很明显，视而不见的功能就是使潜在冲突远离意识。令人惊讶的是其可能达到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病人不仅聪明，还具备心理学知识。如果说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很容易漠视自己不待见的东西，这种解释明显不够充分。我们还应该补充，我们清除这些东西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兴趣有多浓厚。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视简洁有力地表明，我们有多讨厌意识到冲突。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忽视像前面所举的那样明显的矛盾。事实确实是离不开种种特殊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情感体验过于麻木。另一个是斯特里克尔[1]已经提出过的，即间隔划分的生活现象。斯特里克尔也举了盲点的例证，他谈到了逻辑严密的间隔划分和隔离措施：一块区域给朋友，一块给敌人，一块给家人，一块给私人生活，一块给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一块给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从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块区域里发生的事情便不会抵触另一块。一个人只有因为冲突而失去了统一性才可能那样生活。因此，间隔划分既是冲突分裂个体的结果，也是对抗自己意识到冲突的一种防御手段。这个过程与理想化意象的情况不同：矛盾依旧，但冲突被悄然带走。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间隔划分还是正好相反。不管怎样，看起来好像间隔划分更具有根本性，它可以解释这种意象的建立。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人在复杂社会体制中越来越微不足道，以至于自我的疏远非常普遍，而且人类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在我们文化中，无以计数的矛盾凸显，结果发展出一种对于道德认知的普遍麻木。道德标准被看得太随便了，即使一个人头天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疼爱子女的父亲，隔天表现得像个恶棍，[2]人们也不会为之感到惊讶。我们周围真诚完整的人少得可怜，以至于无法给我们自身的溃散提供对照。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弗洛伊德抛开了道德价值观，因为他把心理学视为一种自然科学，这就使得分析师和病人一样无视这种矛盾。分析师认为，带着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或对病人的这些价值观产生兴趣，都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在许多理论阐释中，接受矛盾并不一定只限于道德领域。

    合理化可被定义为通过推理来自欺欺人。普遍认为，这个词主要指自圆其说，或使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符合公认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其含义是相同文化下的人都会沿着同一条线路进行合理化，然而实际情况是，个体在合理化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非常广泛。只要我们把合理化视为神经症尝试建立伪和谐的一种支持方式，就会认为个体差异理所当然。围绕基本冲突而竖起的每一根保护性脚手架上都能看见这个过程的作用。推理加强了主导性态度，能使冲突显现的那些因素不是被最小化了，就是被重塑至与之相适应。在依从型与攻击型的对比中能告诉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推理如何有助于使人格合理。前者认为他的渴望有助于同情心，即使他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倾向，而如果控制倾向太明显，他就会把它们合理化为热心肠。而后者，当他帮助他人时，会坚决否认任何同情的感受，还把他的行为完全归于一己私利。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来支撑：必须通过说理来消除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反差。对于外化作用，是要证明外部环境的相关性，或表明个体自身无法接受的特质只是对他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我控制的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视为原始的神经症倾向。[3]它的功能是充当一道堤坝，以防被矛盾情绪淹没。尽管最初它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力，但最后它往往变得多少有些自动化。运用这种控制力的人不允许自己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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