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面也很满足，有三个发育得特别好的孩子。她曾经勤勤恳恳，勤于持家。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逐渐变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济，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症反应。问题出现在七个月前，一个讨人喜欢的同龄适婚男子向她献殷勤。她开始对年迈的丈夫感到不满，但考虑到自己的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关系，她彻底压抑着这种感受。经过几次会谈之后，她能够直面这个冲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虑。

    比较人格性神经症与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的个体反应，最能揭示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各种合情理的缘由而无法自觉处理冲突情境，即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实质，由此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神经症类型有一个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经症很容易获得治疗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治疗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难中开展，因而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会跨越病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对情境性神经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状方面，还包括针对性治疗这个领域。在其他案例中，针对性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障碍的。[5]

    因此，我们可以在情境性神经症中找到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间的充分关联，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大概找不到这种联系。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也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在后面我们将看得更详细。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应对措施无穷无尽，并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多端，但基本焦虑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可以大致描述为感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有生命危险，置身于一个虐待、欺骗、攻击、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会。我有一个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画出了这种感受，画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无助的裸体婴儿，周围是正准备攻击她的各种险恶的怪物、人类和动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焦虑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在偏执型病人身上，这种焦虑仅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对周围世界抱有敌意取向的敏锐觉知，以至于他们往往会把别人的示好当成是潜在的敌意。

    然而，神经症患者很少能觉察到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觉察不到其在整个人生中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老鼠，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里，她绝对真实地描绘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现，并丝毫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害怕每个人。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也许会被浅表的信念所掩盖，即认为所有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同时敷衍地与别人保持良好关系。之于所有人的极度蔑视也许会伪装成不吝赞美。

    尽管，基本焦虑与人有关，但它有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特征，转化成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威胁的感觉，或是一种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发现这些态度的依据，但不经过非常认真仔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不能使神经症患者自身意识到，他的焦虑实际上与病菌之类的事物无关，而是与人有关，并且认识到，他对于他人的恼怒并非一种之于某些现实挑衅的适度且正当的反应，并且这种恼怒表明他实质上对别人抱有敌意和不信任。

    在阐述神经症基本焦虑的内涵之前，我们还需探讨一个问题，很多读者可能都有这个疑问。对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组分，尽管程度更轻，但这种基本焦虑和敌意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暗怀着的“正常”态度吗？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念。

    如果“正常”是基于普遍的人类态度来说的，那依据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所称的“受造者的焦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个习语揭示的是：事实上，在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助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是在童年时期面对无助之时，但这种认识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都会存在。这种“受造者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都含有面对强大力量感到无助的成分，但这种无助并不必然意味着敌意。

    然而，如果所谓“正常”所基于的是我们的文化态度，我们大有可能会说：总体来说，只要我们文化中的某个人的生活不是太过于受到庇护，当他成熟了，经验便会使他对别人更矜持，并使他更熟知一个道理————通常人们的反应并非直截了当，而是由怯懦和私利决定的。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就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如果他不是，他就会更清楚地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东西。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与基本焦虑有关。但也会有所差异，健康的成熟个体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基本神经症态度中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他仍然有能力给予某些人很多真挚的友谊和信心。也许，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健康人的许多不幸经历都发生在他有整合能力的年龄，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经历发生在他无法驾驭的年龄，并且由于此种无助，他对这些经历始终怀有焦虑。

    在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上，基本焦虑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意味着情感孤立，当情感孤立与自身的内在软弱感受一致时，他一定会感到更加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自信的根基受到了动摇。它携带着潜在冲突的因子，这是一种渴望他人帮助却不可得的潜在冲突————由于他对别人极度不信任且心怀敌意。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他感觉自己期望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使自己受保护、受照顾；又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心怀太深太深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获取安全感这件事情上。

    焦虑越是无法忍受，相应的保护性手段就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会有四种用来自我保护进而对抗基本焦虑的主要方法：感情、服从、权力、回避。

    第一种，获取任何形式的爱，这也许被用作对抗焦虑的有力保护措施。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有关于特定的人或制度，可以大致细分。它有一个特定的焦点，例如服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某种宗教仪式或某些权威人士的强令。遵守这些规矩或遵从这些要求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也许会采取必须“表现良好”的形式，尽管“良好”的含义随着他所遵从的要求或规矩而有所不同。

    如果这种服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人，它就会采取更加普遍的形式，即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和避免所有可能激起愤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压抑住个人的一切需求，压抑住对他人的批评，甘于让自己不加防备地被侮辱，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助别人。他们有时也会意识到是焦虑引发了他们的行为，但通常都浑然不知，还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由于慷慨或献身的理想已经发展到放弃自身愿望的地步。无论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服从的座右铭都是：如果我让步了，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许，服从的态度同样能经由爱来达到获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对一个人而言，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人生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他就会甘于付出一切代价，这大体上就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愿望。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人没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从态度就并非直接指向赢取感情，而是赢取保护。有些人只能通过绝对服从去获取安全感。他们身上的焦虑是如此强烈，对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门外。

    第三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性措施是获取权力：试图通过获得现实权力或成功、占有、赞美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实现安全。这种保护性努力的座右铭是：如果我有了权力，就没人可以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性手段是回避。上述保护性措施普遍乐意与世界作斗争，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然而，回避也是保护手段的一种。它并不意味着进入荒漠或彻底与世隔绝。它意味着当别人影响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设法从他人那里获取独立。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独立也许能通过累积财富而实现。这种累积财富的动机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力的动机，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只要他积累财富是为了独立，就往往会因过于焦虑而无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种吝啬的态度保护财富，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卫财富以防备所有的不测。在表面上独立于他人的另一个手段是将个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独立可见于试图与他人在情感上隔离开来，因为如此一来就没什么可以伤害他或是让他感到失望的了。这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情感需求。隔离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包括他自己，这种态度常见于知识界。不重视自己不代表觉得自己不重要。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回避与服从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二者都有关于声称放弃自己的愿望。但后者的弃权是为了“表现良好”，或是为了感觉安全而遵从他人意愿，但在回避措施这里，“表现良好”完全不重要，弃权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独立。在这里，座右铭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没什么可以伤害我了。

    想要评估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非来源于渴望实现幸福快乐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紧要。经验显示，对于“雄心壮志”的追逐所带来的冲击力，跟性冲动一样猛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独或着重采用这四种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能带来安全感————只要生活环境允许实施这些手段而不招致冲突，尽管这些片面的实施总的来说是以人格上的贫乏为代价的。例如，一个采取服从措施的妇女，在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文化氛围中也许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许多次要的满足。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权力与财富，其成果也许是一颗安心丸和一个成功的人生。但事实上，直击目标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种要求太过分或太轻率了，以至于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从深潜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好几条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迫掌控每个人而又渴望得到每个人的爱，被迫服从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被迫脱离群众而又渴望他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完全无解使其成为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两种努力是对爱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这些神经症结构，原则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超我”中那些表现。不过，虽然我赞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的冲突之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渴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引发神经症，但它可能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制约，即导致片面地压抑渴望，或用最笼统的话来说，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引发了焦虑，只有当减缓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了同样迫切却不相容的防御性倾向之时，才会引发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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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个问题，即治疗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维·利维：《兄弟姐妹竞争实验中的敌意模式》，载于《美国精神卫生学杂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4]这些说法大体上是不赞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而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一种文化条件。因为很多作者都讨论过这个观点，如马林诺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赖希，我只是稍带提及我们文化中可能引发“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性关系冲突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过度权威；对小孩性发泄的禁忌；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让小孩感情上依赖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