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现实冲突情境能够完全解释某种焦虑。然而，如果我们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找到了产生焦虑的情境，要想解释敌意为何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和被压抑，就必须参考先前已有的焦虑。于是我们会发现，先前的焦虑又反过来产生于先前的敌意，以此类推。想要弄清整个发展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童年时期。[1]

    我极少处理童年经历的问题，这将是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献按惯例都会提到童年，我之所以较少提到，并非因为跟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相比，我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没那么重要，而是在这本书中，我处理的是神经症人格的现实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人经历。

    在调查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时，我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环境，这个环境在各种组合中表现出下列特点。

    基本罪恶必然是缺乏真挚的温暖和情感。一个小孩，只要他内心感到被需要、被爱，他就能承受很多常被称为“创伤”的事情，诸如突然断奶、偶然性的殴打、性经历等。不用说，小孩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否真诚，任何虚假表现都无法欺骗他们。一个孩子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温暖和情感，主要原因是父母因自身的神经症而没有能力给予他。大多数情况下，在我的经验中，温暖的基本匮乏是受到了遮盖的，并且父母声称自己所想的都是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位“完美”母亲的教育理论、过度关心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产生某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为未来的极度不安感奠定基础。

    再者，我们在部分父母身上发现各种不免激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拿其他孩子作比照、不公平的责骂、态度在过度放任和武断拒绝之间无常变换、不兑现承诺等，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小孩需求的态度，从一时照顾不周到一贯阻碍小孩最正当的渴求，诸如干涉友谊、嘲笑他们独立的思考、糟蹋他们的兴趣追求————不管这个兴趣是艺术、体育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就算不是有意的，也会在效果上确凿地打碎孩子的愿望。

    有关儿童敌意引发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强调的主要是儿童愿望的挫折————尤其是性领域的愿望以及嫉妒。有可能，婴儿期敌意的出现，部分是因为令人生畏的文化态度，这些态度关乎一般性乐趣，尤其是婴儿期的性活动，不管这种性活动是关于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的性游戏。但是，挫折肯定不是反抗性敌意的唯一来源。观察显示，儿童无疑与成年人一样，如果他们觉得剥夺是正当、公平、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他们可以接受很多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小孩施加过度的压力，也不用或轻或重的残酷手段来胁迫他，他们并不会介意卫生教育。小孩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只要总体而言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或只要惩罚是公平的，而不是带着刻意的伤害或羞辱。很难评判这种挫折是否会触发敌意，因为在对小孩强行实施剥夺的环境中，往往也会出现很多其他刺激因素。重点不在于挫折本身，而在于这种挫折是————精神上————强加的。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将重点放在这种挫折可能带来的危险上，导致许多父母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还坚持这种观念，只要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伤害孩子，就会避免对孩子有任何干涉。

    和成年人一样，嫉妒肯定是儿童强烈敌意的来源。毫无疑问，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和对父母某一方的嫉妒，都会在神经症儿童那里激起反应，或不断给他们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然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引发嫉妒的条件是什么。是否像在手足之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那样，嫉妒反应一定会发生在每个儿童身上，还是说需要一定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过“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对父母某一方强烈的嫉妒能以同样足够破坏性的方式唤起恐惧，还有可能持续地干扰性格的形成及其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被观察到，他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神经症的核心，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3]令人质疑的正是这种推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反应的确容易产生在手足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正如它会出现在任何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嫉妒反应（当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极为普遍，更别提其他文化了。它们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行为反应，但人为地构成了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后面讨论神经症嫉妒的一般内涵的时候，我们将会详细探讨哪些因素是引发嫉妒的原因。在此只能说，温暖的匮乏和高强度竞争都会促成这个结果。此外，那些制造这种氛围的神经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缺乏满意的情感关系或性关系，并由此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爱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感情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尽管他们的情感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至少是充满感情的。我十分怀疑，在亲子关系中的性暗流是否会汹涌到产生潜在障碍的地步。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神经症父母都全面体现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软硬兼施地迫使孩子进入这种狂热的依恋之中。[4]

    我们一直觉得，与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的敌对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得不与神经症父母的行为作斗争，那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这种对立有很好的理由，那么，这个孩子性格扭曲的危险便不完全在于感受或表达这种抗议，而是压抑它。压抑批判、抗议或指控会引发很多危险，其中一个便是这个孩子倾向于把所有错误推到自己身上，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后面我们会探讨这个情境的内涵。这里所指的危险是压抑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而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蓬勃发展。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小孩之所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根据不同程度和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主要包括无助、恐惧、爱或内疚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只被当作一个生物学因素来看待。尽管这个孩子事实上长年累月地依赖着他人实现自身需求，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力不充沛，经验也不丰富。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于强调生理的因素。在这个小孩人生的头两三年以后，会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即从生物学意义的依赖占优势转变到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转变会一直持续到他进入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够自主掌控人生。然而，孩子依赖父母的程度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想在后代教育中达到什么目标：是想使孩子强壮、勇敢、独立、有能力处理各种状况，还是只想庇护孩子，使他温恭驯良，让他一直对人生一窍不通，或者简单说，把他当婴儿看待直到他二十岁或者更晚。对于成长于不利环境中的孩子，无助感常常会被人为地强化：恐吓、骄纵，或者使他进入并停留在情感依赖的阶段。一个孩子被弄得越无助，他就越不敢感觉或表现对立，这种对立也就被推迟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其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我们称为“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许直接产生于威胁、禁律和惩罚，以及脾气爆发或目睹暴力场面；也许产生于间接恐吓，例如向孩子展示生活中的巨大危险：病菌、街上的车、陌生人、没受过教育的孩子、爬树等。一个孩子被弄得越忧虑，就越不敢表现出甚至是感觉到对立。这里的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爱也许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缺乏真诚的情感时，父母常常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他们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他们是如何为他呕心沥血。一个小孩，尤其当他在其他方面受恐吓时，可能会牢牢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并且害怕表现得叛逆，以免失去了温顺所换来的奖赏。在这种情况下，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孩子之所以压抑对父母的敌意，是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现都会破坏他和父母的关系。他很显然是出于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撤走他们那些令人安心的仁义善举，或与他反目。况且，我们的文化常常让小孩为敌意或对立的感受或行为感到内疚。也即是，如果他表现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恨，或是他违反了父母制定的规则，就要让他看到自己的可恶或卑劣。这两个内疚感的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越是让孩子为侵入禁区而感到内疚，他就越害怕自己会对父母怀恨在心或者指责他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最容易出现内疚感。不管这种禁令是无声的沉默，还是威胁和惩罚，孩子往往不仅觉得性好奇和性活动是被禁止的，还觉得如果他纵情其中是肮脏可鄙的。如果对父母中的哪位有任何性幻想和性渴望————尽管如同对性持严峻态度的一般人那样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还是会使孩子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境中，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如果我怀有敌意就会是个坏孩子。

    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由此产生焦虑。但是，每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吗？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超前到充分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婴儿期焦虑是一个必要因素，但并非神经症发展的充分原因。大概有利的环境会预先阻断明显的神经症形成，比如环境的早期改变或其他抵抗性因素。然而，若如通常情况，生活环境并不利于削减焦虑，这种焦虑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它还将逐渐恶化，并在恶化的过程中启动所有形成神经症的流程。

    这些因素也许会影响婴儿期焦虑的加重，其中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应当予以额外考量。敌意和焦虑反应是只限于不得已的环境，还是恶化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和焦虑，这是极为不同的。

    如果一个小孩足够幸运，比如有一个慈爱的奶奶、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和一些好朋友，也许就足以阻止他对所有人都抱有坏的期待。但是，一个小孩在家庭中的经历越艰苦，不仅越容易对父母和其他孩子产生愤恨，还越容易发展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体验，就越是会推进这种恶化。最后，他越是掩盖自己对于家庭的恶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致，就越会把他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认为“社会”通常是危险、可怕的。

    对于“社会”的普遍焦虑也可能逐渐发展或增长。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现得像他人一样有魄力或有进取心。他已经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带来的极大快乐，甚至会将并无恶意的调侃当成残酷的拒绝。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更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类似的因素所培养或引发的状况是：他会在“敌对社会”中感到孤独和无助，这是一种潜在增长的普遍感受。对个人挑衅的强烈个体反应，凝结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足以构成神经症，但是可以随时演进为神经症的肥沃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过研究种种个体形式不同的焦虑就会认识到，基本焦虑潜存于所有人际关系之中。现实原因可能会激起个体焦虑，即便现实环境中没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虑依然会持续存在。如果把神经症情景整体比作一个国家的政治动乱状态，那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制度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表面化的表现在某个个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样化。在国家中，它们表现为暴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以各种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挑衅，神经症的所有表现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中就没有基本焦虑。这种神经症由对现实冲突情境的神经症反应构成，而这部分人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下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它常常发生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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