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穷。在第一份工作中，他可以用酗酒作为借口，以免家人责备他一事无成，质疑他没有工作能力。然而治愈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而且境况更糟。因为如果他现在失败了，酗酒再也不能作为他逃避指责、安慰自己的托词。

    在感受到现实威胁的情况下，他的幻觉重现。这种幻觉让他认为自己仍旧是一个醉汉，以此表示，酒精已经毁了他的一生并且无法弥补。通过再次出现幻觉体验，他希望从现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因为上次出院后他找到一份挖掘工的工作，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无法选择。这一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再次入院。现在他可以用自己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又没有酒精来摧毁自己生活的想法来自我安慰。这种心理防御机制使他能够保持高水平的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对他而言比工作更为重要。他的所有症状都是为了维持这样的信念：如果没有生病的不幸遭遇，他也可以成就一番伟业。他可以保持自己的优势，没有人能比他更优秀。疾病成为他成功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他安慰自己的托词。于是，在这种情绪之下，“斜眼蔑视者”应运而生，拯救了他险被摧毁的自尊。

    幻想

    幻想是灵魂富有创造力的另一体现。我们在许多心理现象中都可以找到幻想的痕迹。例如，某些记忆信息投射到意识层面，或者想象、幻想和白日梦等心理现象，都是灵魂的创造力的一部分。任何运动的生命体的预测力和判断力都是幻想的构成要素。幻想与有机体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只是个体的一种预见形式。儿童和成年人的幻想总是关注未来，有时被称为白日梦。“空中楼阁”常用来形容他们的幻想，即用来建构真实生活的虚拟场景。个体童年期的幻想主要是在为获得“力量”服务，多涉及与“野心”有关的目标。大多数儿童的幻想都是以“当我长大了，我就……”来描述的。对于成年人而言，在这方面与儿童相差无几，也需要借助幻想来继续成长。因此，幻想作为一种机能，是为个体追求“力量”的生活目标服务的，只有在个体的生活目标确立之后才能发展。在群体文化中，个体的追求“力量”这一生活目标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会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个体永远不会在任何折衷的目标上停滞不前，而是会不断根据周围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评估，以此来追求超越，并渴望在竞争中获胜。童年期的幻想中提到的“力量”很明显地体现了个体内心渴望超越他人和获胜的这一特征。

    但是，上述解释并不一定是普遍真理，因为每一个人幻想或想象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差异。上述解释也许可以应用于大多数情况，但仍有例外。例如，有些好斗的儿童倾向于预见危险发生，处于高度的防御状态，有较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幻想的内容会更丰富。体弱多病的儿童由于生活中困难重重，他们会幻想自己拥有更强的力量，并陷入这种幻想状态难以自拔。在这些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幻想可能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心理防御机制，或是用于抱怨现状，从而损害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他们难以建立健康的应对行为，而是企图通过虚构的想象来改善自己困窘的生活状态。

    个体在为获取力量付出努力的过程中发展的社会情感，如爱和归属感等，在幻想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童年期的幻想中，很少出现幻想的最终目的与社会情感无关的情况。儿童常幻想成为救世主或英勇骑士，能够战胜恶势力；也经常幻想自己不属于现在的家庭，有一天，他们真正的父亲，实际是某个重要人物会来接走他们。这些情况常见于有着强烈自卑感的儿童，他们或者是经历过丧亲，或者在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爱和温暖。他们试图表现出成年人的一些态度行为恰恰暴露出他们不成熟的幻想，有时一些行为几乎是病态的、难以理解的。例如，只戴成年人的礼帽、像成年人一样抽着雪茄，或是想变性的女孩把自己打扮成男孩等等。

    批评儿童没有想象力肯定是错误的。有些儿童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或有其他原因迫使他们与自己的幻想做斗争，通过抑制想象来获得一定的“力量”感。也有可能是有些儿童不需要费太大劲就能适应现实环境，觉得幻想是怯懦、孩子气的表现，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这些认同容易会被别人误认为缺乏想象力。

    梦境：概论

    除了白日梦，我们还需要了解个体在晚上睡眠时梦境的主要内容。一般而言，夜间梦与白日梦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梦境了解他的性格。从古至今，梦境实际上一直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与白日梦一样，在夜间梦中，我们需要关注映射、计划和引导未来生活朝着安全的目标前进的那些梦境内容。相比而言，白日梦比夜间梦的内容更容易理解。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夜间的梦境内容无关紧要。然而，个体为克服现实困难，争取未来的一席之地付出努力的心路历程，都会在梦境中重现。对梦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的心理问题。

    同理心和认同感

    灵魂不仅能感知现实，还能够感受或猜测未来。有机体为应对变化中的环境，需要借助预测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灵魂中有一种能力能帮助预测，我们称这种能力为同理心或认同感。人类的同理心高度发达，渗透到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预测未来的必要性是同理心存在的首要条件。一方面，个体因为需要预见、预判或假定发生某种情况后所应采取的行动规划，就必须学会在事情还未发生前通过思维、情感和知觉进行周密的判断。另一方面，个体可以通过获取预测信息，以便能调动更大的心理能量来解决新的问题，或更谨慎地避免不幸结果的发生。

    同理心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知其友方可知其人。戏剧是同理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此外，个体察觉到他人处于危险时，会产生不安。这种同理心可能十分强烈，即使自己并未受到威胁，也会下意识地做出防御动作。例如：人们吃惊时扔掉手中玻璃杯；在保龄球馆，某些球员跟随球的运动过程摆动身体，似乎觉得自己通过这个动作可以影响球的轨迹；在足球比赛时，看台上的大部分观众都会朝向自己喜爱的球队，或者当对手控球时向他们施加压力；汽车乘客感到身处危险时，会不自觉地做出踩下刹车的动作；路过有人高空作业的高楼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一定的肌肉紧张和防御动作；当演讲者紧张并中断演讲时，观众同样会感觉到压力和不安；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很容易将自己想象成演员，投入其中的不同角色。同理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去寻找这种“感同身受”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一种先天的社会情感。事实上，这种感觉反映出我们与所处世界的联结，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赋予我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能力。

    与社会情感一样，个体拥有的同理心程度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童年期就会显现。有些儿童整天抱着玩偶，把玩偶当作真人一样，和它说话和玩耍；另一些儿童却对玩偶的内部构造感兴趣。如果个体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他人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上，他的社会性发展可能会完全停滞。此外，有虐待动物行为的儿童完全缺乏社会情感和对其他生物的同理心。同理心的缺陷会导致儿童的兴趣集中在对其社会化无价值或无意义的事物上，只考虑自己，无视他人的悲欢喜怒，还会由于无法认同他人导致拒绝合作。

    催眠和暗示

    在个体心理学领域，对于“一个人怎么可能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种现象只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社会生活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境下，这种相互影响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强烈，例如师生、父子和夫妻之间。在社会情感的作用下，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环境的影响。个体被他人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施加影响者是否考虑受影响者的权益。当个体感觉自己被伤害时，他是不可能接受他人的观点的。与之相反，当个体感觉到自己被尊重时，他更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一点对于教育学有重要的启示。当我们实施教育改革时，应充分考虑这种人类本能，以及个体与他人、环境关系的基础，在尊重被教育者的前提下，再考虑教育模式的调整才是恰当的。当个体表现为社会退缩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在他身上失去作用。退缩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在个体与环境长时间斗争的过程中，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逐渐被削弱，直到他公然站到社会的对立面。这时候，想对他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几无可能。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个体会对任何试图影响他的人或事物都持敌对态度。

    基于此，那些感觉自己受到环境所迫的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因此改变。当然，也会有例外：有些个体感受到压力巨大时，在权威的教育者面前会表现出顺从，接受权威的观点。但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是不利于个体社会化的，会使顺从者难以适应生活。个体会表现为当无人对他发号施令时，他就不能自主地思考和行动。如果个体发展到成年期仍然遵循这种顺从的模式，那么他甚至会听从他人指挥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在犯罪团伙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实施者通常属于顺从型，而教唆者从不出现在犯罪现场。在大多数属于团伙犯罪的重大刑事案件中，顺从者都只不过是傀儡，在团伙中的地位也无足轻重。盲从在这些个体身上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还有不少人为此自豪，认为这是满足自己野心的好途径。

    在正常群体中，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他人影响，他们尊重事实和逻辑推理，其社会情感不会发生偏差。相反，渴望权势和统治的人很难受到他人的影响。父母很少会抱怨孩子盲从，最常见的抱怨是孩子不听话。不听话的儿童常想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总是致力于打破父母设定的规则。在崇尚美德教育的家庭中，他们会遭到漠视。

    个体为权力而斗争的程度与他受教育的可能性成反比。尽管如此，大多数家庭教育仍只关注培养儿童的进取心，激发他的雄心壮志。这不是因为欠缺考虑，而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崇尚进取心。与人类文明一样，家庭中也最重视独占鳌头、鹤立鸡群的成员。在后续阐述虚荣心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提出崇尚进取心的教育方法并不适用于群体生活，以及进取心带来的困扰会阻碍儿童心智的发展等问题。

    具有无条件服从特质的个体可通过某种媒介接受环境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想象一下自己在短时间内可在他人声音的引导下做出顺从的行为，催眠就是类似的过程。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说尽管自己有被催眠的愿望，但还没有做好被催眠的心理准备。虽然人可能有意识地抵抗催眠，但人的本能是趋向于服从的。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的行为由他的精神态度所决定，与他所说是否相信催眠无关。如果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催眠产生误解，认为只有说自己相信催眠的个体才会被催眠。在催眠过程中，常见到一些扬言要反抗催眠的个体，最终都服从于催眠师的指令，这是人的服从本能在起作用。当然，个体的心理准备状态存在差异，使得催眠结果也因人而异。个体对催眠的心理准备程度既取决于催眠师的意志，也受到被催眠者精神态度的调节。

    催眠在本质上与睡眠类似，但它可以由他人的指令引发。只有当个体愿意服从催眠师的指令时，催眠才会起效。决定性因素通常包括催眠使用的媒介或被催眠者的性格特征。只有受暗示性较高的个体才能够被催眠。催眠与正常睡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正常睡眠是处于休息状态，个体不会产生明显的肢体运动；催眠甚至能使个体根据催眠的指令做出反应。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只能记住催眠师让他记住的事情。个体发展出来的多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在催眠状态下是完全不起作用的。被催眠者形容自己只是在催眠师灵巧的双手指令下运行的一个器官。

    那些拥有影响他人能力的人，倾向于将这一能力归因于神秘力量。在一些邪教的所谓心灵感应和催眠活动中，这些说法成为掩盖一些人恶行的遮羞布。为了邪恶的目的，他们以催眠为手段来实施反人类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们的全部表现都是欺骗。有点悲哀的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谎称自己拥有超能力的人。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未经检验就盲从权威，甘心被愚弄，也不会对这类谎言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带有欺骗性质、反人类的催眠活动只会对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引发被催眠者的厌恶和反抗。任何一位心灵感应者或催眠师以及他们进行的实验都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时，他们经常会求助被催眠者，接受被催眠者的暗示来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不少知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试图通过媒体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从上述观点看来，被催眠者实际上是一个被欺骗的骗子，他既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催眠师，又要服从于自己的意志。显然，催眠能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催眠师，而在于被催眠者甘心服从的意愿。如果个体习惯于理性思考、自己做决定、不盲目相信，那么他就自然不会被催眠。因此，催眠或心灵感应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个体奴性服从的表现形式。

    此外，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暗示”这个概念。当个体将他人的暗示置于客观环境的背景下时，暗示的作用就可以得到充分理解。每个人都不断地接受客观环境的刺激，形成多种主观印象。个体对刺激的感知是持续性的，一旦形成了某种主观印象，这一主观印象会持续发挥作用。在他人要求或恳请的情境下，个体所形成的主观印象会转化为说服他人的论据或言论，就被称为暗示。暗示可以使得被暗示者原有的观点发生改变或得到加强。由于每一个人对客观刺激做出的反应千差万别，形成的暗示也风格迥异。此外，被暗示者受暗示影响的程度与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存在两类人：一类人过于看重他人的暗示，高估并乐于采纳别人的暗示，对自己的观点无论对错都予以轻视。这类人特别容易受到暗示或催眠。另一类人将他人的任何暗示都视为侮辱，坚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无视他人的暗示。两种类型都有弱点，前者看似察纳雅言并以此为傲，但实际上非常争强好胜。他们鼓吹开放性和合理性，但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后者的弱点在于拒绝接受他人的任何观点或想法。实际上这两类人都难以接近，与其共事也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