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环境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为何难以测量

    本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既包括各种环境力量对个体的影响效果，也包括所有智育和德育机构的影响效果。对这些影响效果，几乎得不出任何确切的量化答案。

    理论上讲，寻求这样的答案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评估过个人或者群体的本性。我们曾简单地记录过由于气候、食物、学校训练、友谊、训导、职业等的变化所引起的心理变化。然而实际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对智力和性格影响的复杂性妨碍了用科学的研究来证明猜想。环境包括实际上无数的不同原因，这些不同的行为依赖于不同的本性并在不同的年龄与不同境遇发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经过长期的观察。难怪人们通常否认对人类行为动力学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就成了小说家、格言家、乡下哲人们横生意见的内容。

    此外，在研究人类本性的变化时，只有严格的设计和精心的观察才可能使我们从特殊的谬误中解脱出来，即本来应该归因于本性或选拔的变化，反说成是训练的结果。例如，大学毕业生比寻常人更有机会被选入国会。因此，有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教育颇能帮助人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殊不知，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即在确定能进入大学时已经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后来能够当选进入国会，未必全是大学训练所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或是后天的心理特质所致，正是这些心理特质才使得他们进入了“大学生”的行列。换句话说，他们是被大学选拔出来的，与他们是被大学训练出来的同样重要。

    又有人说：“谁能怀疑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巨大训练价值呢？看看人家英国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才能多么让人钦佩呀！”可是，出身好的孩子又能上大学，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心理能力非同一般了。

    要想避免训练与选拔所产生的混淆是极其困难的。一班人因为接受了某种训练而成为研究对象，但其实他们不仅接受了那种训练，而且还被那种训练所选拔。假如有人想研究高中课程对学生的影响，或者比较古典课程与科学课程的影响，或者研究单独训练与在不良道德环境中训练的效果，就要注意到，中学毕业生只占小学毕业生的五分之一，谁也不敢说这里完全没有选拔的作用。他们肯定是由于较好的出身、较好的能力和较好的理想而被选中的。再就大多数的高中来说，一个古典课程的毕业生不仅代表着不同的训练方式，而且还代表着不同的选拔方式，通常是更高级的选拔方式。[1]所以，同样地，科学家不仅是一位由研究工作训练出来的人，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渴望并适合做这项工作而被选拔出来的。在不良道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差不多肯定也是道德低劣者的子孙。一般的社会和教育专业的研究很少给我们提供那种考察本性相似的一些人，其中的一半接受了某种训练，而另一半没受到这种训练的实用研究案例。

    虽然排除选拔的影响绝非易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存在。然而，我们读了成千上万页的书，看到的都是讨论某学科、学制、文化系统、宗教信仰等所产生的影响，却从没有人能够隐约地注意到选拔的影响。

    不是因为环境对心理特征的影响太复杂，而且选拔与训练的影响相混杂，就是因为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缺乏科学的习惯与理想。无论如何，这方面很少有足够准确的事实可供我们引证。教育科学的发展至今还难以超越那些比较有才识的人的合理观点。我们自己相信在炎热的气候与懒惰、需要与发明、父母控制不足与犯罪、宗教训练与道德等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出这种影响，更不知道它们之间精确的数量关系。

    不相信不同的训练对人类个体产生不同影响这种观点的可靠性，并不意味着不承认训练对人的影响。不承认训练对人的影响是很荒诞的。当一些人的本性相同，但后来表现得各不相同时，肯定是外部力量对他们的影响所致。而且任何不同的外部力量都会有不同的影响效果。甚至最小的环境力量也会对人产生影响。人是环境造化的产物。但是，作为环境造化产物的最终行为模式有一部分取决于性别、种族、祖先和原始条件。环境改变人的天性，但是，天性不同，这种变化也不同。所以严格地讲，人们思考出来的一般观点，即在口头上所说的“人是训练的产物”，应该具体地说成“人是接受训练的产物，是每个人的天性与他的训练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因如此，关于环境影响的纯科学研究很难着手。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研究者反对这种口头的辩解。例如，知识与机会并不成正比，从一个人机会的多少并不能推算他的知识水平。财富未必能创造财富，一个人将来拥有什么，并不能根据他现在拥有的来估算。好家庭未必总能培养出好孩子，而且孩子的好坏也不会与家庭的好坏程度成正比。对于被人当奴隶看待的人，不可能贬低他的所有，更不会使他的所有降低到同一种程度。作为环境的产物，总有两个变量决定人的结果：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人的本性。

    从这个公理所得出的两个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个推论是，同样的环境刺激，作用于某个人，足以唤起他一定的能量、理想或习惯，可是对另一个人却完全不起作用。如果大家的传说故事是真的，那么，在药店里洗瓶子的经历决定了法拉第的职业生涯，在“比格尔号”上的环球航行则成就了达尔文博物学家的人生。可是，即使让全国的青年人都去药店做学徒，然后再派他们去科学旅行，也并不能造就出百万个法拉第和达尔文，甚至百万个化学家和博物学家。有的人所需要的自由只是一张选票，而有的人即使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定向教育也仍然不能自己做主。有的孩子，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使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另一个孩子可能在两年的细心教育下还不识字。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需要的刺激数量极其微小，所以，某些力量似乎完全是从这个人自身涌现出来的。而其他人身上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或许他用尽力气，也产生不了同样的效果。

    第二个推论是，每个人都部分地选择了他自己的环境。不想读书的孩子，有书也不看，看了也心不在焉，甚至有时丢开书本，记忆中却毫无印记。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满足的联结会使他因此而获得力量，但它会使另一本性的人感到厌恶而被拒绝。正像这个世界为幸存动物提供的自然选择一样，适者生存。所以，个体根据行为、注意、记忆和满足所选择的环境特征是他智力与性格的决定因素。

    普通的观点以及那些旧时的社会学和教育学文献由于偏重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相同环境中行为之间的差异；但是，就一个学生来说，他可能倾向于把所有人的差异原因都简单解释为本性上的差异，从而忽视另一类同样明显的事实（即环境对人的影响）。他会强调指出，由于社会文明的特征————行为、语言、书籍、风俗和人类机构等都是由人发明和维系的，又因为环境的所有重要方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几乎是所有人类命运的根本原因。“政府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政府；环境是由民族本性创造和选择的环境；一个人的本性决定他的基本生存处境。”这些都是他草率说出的话。

    就人类总体而言，环境中的许多重要特征固然应该归结为人类种族的本性。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一个人的本性、同样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应该为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承担责任。他人（包括其他国家或者民族）表现出来的改变环境的力量一定会对自己产生影响。面对他人的影响，至多只能选择消极的蔑视，最后只能直接改变本性，效仿他人。

    有时，虽然明知一种差异源于某些不同的训练，但对训练的哪些不同导致了这种差异还不能确定或全然不知。甚至有时明知实施的训练是不同的，却产生了同一个效果，对此也会产生疑惑或茫然。

    大量的史实是说明前一种事实的例证。实际上，历史就是对人类本性不知其所以然的变化所做的记录。现代的英国、法国或者德国与两千多年前他们野蛮的祖先之间，几乎所有智力的和道德的差异，都被归结为环境的不同。在此期间，家族的本性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但肯定不多。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习惯、风俗和理想变得与我们的祖先非常不同。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力量是什么以及每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在模糊的教育标题下，大量的学习事件是说明后一种事实的例证。这样或那样的孩子进了学校，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老师采用的这样或那样方法的教育，花了这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材料设备，但是，这些都带来了什么呢？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学校对孩子们做了些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这些在官方和私人的记录里或多或少地都有很好的描述，但是，由此给孩子们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却不清楚。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性学者必须着手解决以下问题：不同的环境对相同人性的影响；相同的环境对不同人性的影响；环境和人性的无数相互作用方式对人的影响。

    对环境影响的测量

    我要报告环境对智力和性格影响研究的三个例子。第一个是高尔顿的《双胞胎史》（History of Twins，1883），是一项对环境影响与原始本性影响进行比较的量化研究。第二个是赖斯关于不同学校环境对于学生拼写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第三个是关于改变环境对于青年学者专业选择的影响的研究。

    高尔顿收集了一些双胞胎儿童父母的报告。其中有些双胞胎儿童在婴儿期非常相像，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却不同；另一些双胞胎在婴儿期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一致。前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的扩大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增加可以测量环境的影响；而前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持续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性的保持可以测量原始本性的影响。

    对后一种20对双胞胎儿童的观察证据表明，毫无例外地，相似的教养方式没有减弱天生的差异。下面是一些父母的典型观察报告：

    （1）父母中有一个说：“他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接受完全相同的教养；他们两个都很健康和强壮。然而，他们在生理、心理以及情绪本性上还是同其他两个不同的男孩一样，各不相同。”

    （2）“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虽然他们被同一个妇女抚养，一起上学，而且在15岁之前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从他们出生到现在，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爱好一直都明显不同。”

    （3）“他们从没分开过，至少在食物、衣物或者训练方面他们从未有所不同；他们同一时间长牙齿，同一时间患百日咳、麻疹、猩红热，而且没有一个人得过其他的严重疾病。他们俩一直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能力。然而，就像我们家和其他家庭的差异那样，他们在心理上非常的不一样。”

    （4）“他们在身体和思想上从来就不像，而且这种差异每天都在增加。外界的影响一直都相同。他们从没有分开过。”

    （5）“家庭训练和影响都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这种差异几乎完全是由先天倾向和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

    按照高尔顿的意见，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综合在一起，得出如下一般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普遍的结论，即在影响人生的条件相似的范围内，除了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所导致的身体病症之外，环境不能对成年人的性格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完全丧失理智的结论不禁让人惊愕，除了给予传授的知识和职业训练之外，对孩子的养育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在相同国度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发现，不同的养育不能胜过本性。这个发现仍然没有背离人的本性远远胜过养育的结论。”（1883，p.168 and p.172）

    大篇幅引证赖斯博士的研究，是因为它是第一项针对学校工作实际效果的系列研究。目前这种研究的数量仍然很少，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学校管理方面的科研兴趣的提高，大量类似的研究会迅速涌现出来。

    赖斯博士（1897）测量了21所学校里33 000名儿童的拼写能力，他们在拼写的态度、方法、时间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然后，他比较了拼写好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和拼写差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他首先记录了21所学校之间的细微差异，其中只有6所学校的得分排在73.3分至77.9分的界限范围之外，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校之间的差异有降低趋势（见表25——1）。事实表明，学校在拼写态度和方法上的训练差异没有对学生的拼写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对使用古板方法的学校与比较先进的学校进行比较时，他说：“其实，无论是古板的学校还是先进的学校，结果都是多样的。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古板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先进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同样，哪种学校都有几个得低分的。例如，B学校属于非常先进的学校，其中的11号学生获得的最高平均分是79.4分；而A学校属于最古板的学校，其中的12号学生平均得了73.9分。而且奇怪的是，还是在这些城市里，虽然环境大致相同，但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测量结果却完全相反。”

    比较表25——2的数据可见，他排除了不同的家庭阅读环境、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等因素对学校之间拼写成绩差异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赖斯博士进而按照不同学校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将测验结果重新列表，为此，他访谈了大约200名教师。虽然他没有给出详细的访谈结果，但足以使我们确信，在口授法与笔授法之间、单词法和联句法之间、注视法与非注视法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劣之分。出声数音符拼写没有使拼写成绩变差，多读书和多写作也没使拼写成绩变好。“简言之，”他说，“在方法和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同教学方法与不同教学方法的测验结果差异一样大。”

    表25——1的结果表明，用在拼写上的时间长短不是拼写教学能否成功的原因。学校每天给15或20分钟拼写与每天给40或50分钟拼写的效果是一样的。

    得到这些可贵的结果之后，赖斯博士急匆匆地下了一个想当然的结论：“事实表明，在我看来，只有一个结论，即学生的拼写成绩不取决于使用的方法，而取决于使用这些方法的教师能力。换句话来说，教师个人的平衡能力必须放在首位，而方法和设备是次要的。”

    这个结论应该以学生的拼写成绩与老师的能力水平之间存在高相关为根据，或者是在一位教师所教出来的学生比其他10位或20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差异更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我计算过，如果赖斯博士数据中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可靠，那应该跟我和我的学生测得的结果相一致。[2]如果对每个学生的教学效果相等，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预期的概率大很多。八年级上学期12个班平均数的平均离差是1.9，下个学期13个班的平均离差是2.6；如果每个班级有40个学生，个体的变异数是12.2，按照概率计算，12个班的平均离差也应该是1.9。所以，就八年级的样本而言，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其他原因，学校之间存在的均值误差只因学校的样本数量太少。

    表25——1　写作测验成绩

    续前表

    注：表中的b代表前半学年，a代表后半学年。

    表25——2　句子测验数据

    考察环境影响的第三个例子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特色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不能用其他任何影响力来解释。这个事实是1840年到189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职业的变化，其中有5 283名毕业生成为ΦBK名誉学会的成员，进入该学会者是大学里公认的优秀大学生。

    律师、医生、教师和牧师这四种职业，每10年中总共吸收优秀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比例几乎没变。1840年至1859年，ΦBK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择这四种职业的人数百分比是65%；1860年至1869年是65.5%；1870年至1879年是65%；1880年至1894年是64%。

    但是，这四种职业内部的分配却有明显的变化（见表25——3）。在20年里，律师职业对有学问者的吸引力增加了一倍，然而，后10年中，又丢失了增加的2/3。在最后10年，医生职业变得更有吸引力。该表显示，从1840年到1870年，再从1870年到1895年，教师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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