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309[1]

我们贬低了自己。但是，痛苦————以及就那件事而言取得某种成就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体同时也受到了他自己想追求终极完美的需要的驱使。321他不仅觉得他的工作质量应该满足他的苛刻要求，而且，他的工作方式也应该是完美的。例如，当有人问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她是否在有系统地学习时，她常常尴尬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她看来，“系统地学习”意味着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八个小时，专心致志，几乎废寝忘食。由于她不能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做到这一点，所以，她转而反对自己，称自己是永远都不会有所成就的半吊子。事实上，她常常努力研究一首乐曲，努力学习读谱和左右手的动作。换句话说，她完全有理由对自己认真学习的态度感到非常满意。由于心中有这样一些过分的“应该”，我们很容易想象自谦型个体因通常无效的工作方式而多么自卑。最后，完整地说一下他的困难：即使他做得很好，或者已经有所成就，他也不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好像是他的左手不能知道他的右手正在做什么一样。

    当开始做某种创造性工作时，他会感到特别无助————例如，开始写一篇论文时。因为他讨厌控制一个主题，所以无法事先做详细计划。因此，他往往不是先写提纲或者在心里充分地组织材料，而是一上来就写。事实上，这种方法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或许也是可行的。例如，扩张型个体毫不犹豫就可以这样做，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初稿就已经十分精彩，因此不会再对其多加修饰润色。但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可能就这样草草写下一篇在思想表达方式、文体、组织方面都必然不够完美的初稿便作罢。他会敏锐地注意到任何别扭之处，以及不清楚或不连贯的地方等。他的批评在内容方面可能相当中肯，但这些批评所引起的无意识的自我轻视却让他非常不安，以至于他无法继续。他可能会告诉自己：“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先写下来，反正你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重写”————但这往往毫无作用。他可能会重新开始，写下一两句话，记下一些有关该主题的松散想法。只有在浪费了大量的工作和时间后，他才会问自己：“你究竟想写什么？”322只有到了这时，他才会列出一个大概的提纲，然后列第二个更为详细的提纲，接着列第三个、第四个，等等。每一次，来自他内心冲突的受到压制的焦虑都会有所缓解。但当到了论文要最后定稿，准备发表或印刷时，焦虑又会再一次激增，因为这个时候论文就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

    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有两个相反的原因可能会引起强烈的焦虑感受：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他会感到烦恼；事情进展过于顺利时，他也会感到烦恼。一遇到难题，他可能就会休克、晕厥、呕吐————或者可能会觉得四肢发软。与此同时，当意识到事情进展顺利时，他可能就会开始比平时更为剧烈地蓄意破坏自己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当他的抑制开始减弱时，他的反应具有很大的自毁性。当一篇论文快要写完时，他注意到有几段内容有些熟悉，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肯定写过这些内容。在桌子上一找，他果真找到了那几段写得相当完美的草稿，其实就是前一天写的。他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构想他已经表述过的东西，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遗忘”让他大为吃惊，他开始思考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记得自己曾相当流畅地写过这几段内容，而且曾以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表明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抑制现象，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成这篇论文。虽然这些想法实际上有坚实的基础，但他还是不能忍受，因此开始自我破坏。

    当我们认识到这种类型的人在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可怕问题后，他与工作之关系的几个特点就更加清晰了。其中一个特点是：他在做一件对他来说较为困难的工作之前，就会开始担心，甚至感到恐慌————由于存在冲突，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有一名患者每一次在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之前总是会感冒，另一名患者在初次登台表演之前就病倒了，还有一名患者在圣诞节购物之前就筋疲力尽了。

    而且，323我们还逐渐明白他为什么通常只能分期完成工作。他工作时内心往往非常紧张，而且在他工作期间这种紧张感还会增强，因此他无法长期忍受。这不仅适用于脑力工作，而且在他独自做任何其他工作时也可能如此。他可能会整理好一个抽屉，而把其他抽屉都留到以后再进行整理。他可能会在花园里除除草、挖挖土，但干了一会儿就会停止。他常常在写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东西之后就必须中断。不过，还是这个人，当他为他人工作或者与他人一起工作时，或许就能不停地工作。

    最后，我们明白了他在工作中如此容易分心的原因。他常常指责自己对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表现得很愤怒，就像一个被逼学习的小学生一样。实际上，他的兴趣可能完全真实且认真，但工作过程比他所意识到的甚至还要令人恼怒。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小的分心行为，如打电话、写信等。而且，他还过于轻易地满足他的家人或朋友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与他想取悦他人、赢得他人喜爱的需要相一致。结果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的精力也可能会四处分散，而原因却与自恋型个体完全不同。最后，特别是在年轻时，爱与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爱情关系通常不能让他感到幸福，但却有可能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因此，他无法忍受工作中的困难时便会坠入爱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他会循环重复这样的过程：工作一会儿，甚至可能取得了某种成就；然后沉溺于爱情之中，有时还是一种依赖型的爱情关系；接着，工作退步或者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于是他奋力从爱情关系中挣脱出来，再一次开始工作————如此反复。

    总之，自谦型个体在独自完成任何创造性工作时，往往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不仅在长期的障碍下工作，而且————多半情况下————还会在焦虑的压力下工作。与这样一种创造性过程相关之痛苦的程度当然是不同的。但通常情况下，这种痛苦只会消失极短的时间。当他开始构思某个计划，324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思索其中所涉及的各种想法，且没有因为种种矛盾的内心指令而受束缚时，他也许会觉得开心。当某件工作快要完成时，他还可能会有短暂的满足感。不过，到了后来，他不仅会失去完成工作后的满足感，而且甚至感觉不到不管外在的成就或赞誉怎样，自己都是完成这件工作的人。一想起这件工作，一看到它，他便会觉得丢脸，因为即使存在各种内心困难，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完成了这件工作而称赞自己。在他看来，记得这些困难的存在就是一种明显的耻辱。

    由于存在这些烦人的困难，因此，一事无成的危险自然就非常大。他一开始可能不敢独自开始做一件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选择放弃。工作质量可能会因为工作时所遇到的障碍而受损。但是，由于有足够的天赋和毅力，他有可能完成一些相当优秀的工作，因为尽管他的毫无效率常常让人难以置信，但他还是坚持做了许多工作。

    对放弃型个体来说，阻碍他工作的因素本质上与扩张型、自谦型个体完全不同。属于一贯放弃类型的个体，也可能会解决一些低于自己能力水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与自谦型个体有些相似。但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更为安全：除了遵守自己对自负和攻击的禁忌外，他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还可以依赖于他人，且觉得自己受人喜爱、被人需要。而放弃型个体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因为这样做是他“退出积极生活”这样一种普遍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够在其中高效工作的环境条件也与自谦型个体截然相反。由于他的超脱，他单独工作时会做得更好。而且，由于他对强制性高度敏感，因此难以为某个老板或者某个有明确规章制度的机构工作。不过，他可以自我“调节”以适应这种情境。因为他抑制了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再加上他讨厌变化，325因此他可以忍受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条件。而且，由于他缺乏竞争性，迫切地希望避免摩擦，因此能与大多数人和睦相处，尽管他在情感上严格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是，他既不快乐，也没有效率。

    如果他必须工作，他会偏向于做一个自由工作者，尽管做一个自由工作者也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之期望的胁迫。例如，自谦型个体喜欢某一设计的发表或某件礼服的交送有一个最后期限，因为外在的压力可以缓解他的内心压力。如果没有最后期限，他可能就会觉得必须永无休止地改进他的作品。最后期限使得他可以不用那么要求严苛，而且还使得他在按照某个人的期望为这个人工作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成就什么事情或者完成某件工作。在放弃型个体看来，最后期限是一种他极为痛恨的强制要求，可能会激起他强烈的无意识反抗，以至于他会无精打采、迟钝呆滞。

    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只是说明他对强制性普遍敏感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态度也适用于任何建议他、期待他、要求他、请求他去做的事情，或者他必须面对的事情————例如，如果他想有所成就，他就不得不工作。

    他最大的障碍很可能是他的惰性，其意义及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3]惰性越普遍，他就越倾向于仅在想象中做事情。由于惰性而导致的“毫无效率”与自谦型个体不同：不仅其决定因素不同，而且其表现形式也不同。自谦型个体受到各种彼此矛盾的“应该”的驱使，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到处乱蹦乱跳。而放弃型个体则显得无精打采，缺乏主动性，且在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中反应迟钝。他可能做事拖延，或者必须把要做的事情都写在记事本上才不至于忘记。但是，一旦他单独做事，这种情况就会倒转，而这又一次与自谦型个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例如，326有位医生只有靠记事本的帮助才能恪尽职守。他必须记下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每一个要参加的会议、每一封要写的信件或报告、每一种要开的药品。但在闲暇时刻，他会非常积极主动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弹弹钢琴，并撰写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兴致盎然，而且心情愉快。在他的私人空间里，他才觉得他可以是他自己。他确实保存了真实自我的大量完整性，但其特点是，只有不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工作之余做其他事情时也是如此。他并不期望成为卓越的钢琴家，也不打算发表自己的作品。

    这种类型的人越不愿迎合他人对他的期望，就越倾向于减少与他人一起工作或为他人而做的工作，或者越倾向于减少有固定时间要求的工作。确切地说，为了做他喜欢的事情，他会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最低限度。只要他的真实自我在更为自由的条件下能够活跃发展，那么这种进展就会让他有可能去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找到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不过，这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天赋。不是每一个脱离家庭关系去南太平洋的人都能成为高更。倘若没有这样有利的内在条件，他就会面临成为一个粗野个人主义者的危险，粗野的个人主义者只高兴做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或者乐于过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

    属于肤浅生活类型的人，工作中往往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努力追求自我实现”和“努力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二者不仅会受到抑制，而且还会遭到抛弃。由于他既没有动力发展自身的潜能，也没有动力追求高尚的目标，因此工作对他来说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工作成了一种必须要做的坏事，它常常会打断那些“让人开心的好时光”。他可能会因为他人的期望而去工作，但通常不会有任何的个人参与。工作可能会沦落为仅仅只是一种获取金钱或声誉的手段。

    弗洛伊德看到了工作中经常出现的神经症障碍，327而且认识到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从而把工作能力视为他的治疗目标之一。但是，他认为这种能力与动机、目标、工作态度、完成工作的条件以及工作质量是相分离的。因此，他只认识到了工作过程中一些明显的干扰。此处的讨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之一是：这种看待工作中困难的方式过于形式化了。只有考虑到所有提及的因素，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广泛存在的障碍。换句话说，工作中的特点和障碍是而且也只能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而已。

    当我们仔细考虑工作中所涉及的全部因素时，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识到以一般方式来看待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是不正确的做法。也就是说，只考虑神经症本身的障碍是不对的。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我们只能小心谨慎、有所保留、有所限制地对所有神经症做一般叙述。只有辨清基于不同神经症结构而产生的困难种类，我们才能准确了解某种特定的困难。每一种神经症结构在工作中都有它的优势和困难。这种关系非常明确，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了某一特定的结构时，我们就能————几乎能————预测可能出现的障碍的本质。而且，由于我们在治疗中并不处理“某种”神经症，而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患有神经症的个体，因此，这样一种精确对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迅速地找到特定的困难，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困难。

    要想将工作中许多神经症障碍所产生的痛苦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工作中的障碍并非总会产生有意识的痛苦，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这些障碍总会浪费一个人的精力：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因不敢做与其能力相称的工作而浪费精力，因不挖掘自身资源而浪费精力，328因损害工作质量而浪费精力。对个体来说，这意味着他在某个根本的生活领域无法满足自己。成千上万这样的个人损失加到一起，工作中的障碍就成了人类的损失。

    虽然许多人并不怀疑这种损失的真实性，但他们对艺术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其神经症之间的关系还是感到不安。他们会说：“就算神经症一般情况下会带来痛苦，尤其会导致工作中的困难，但是痛苦难道不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大多数艺术家不是患有神经症吗？如果让一位艺术家接受分析，他的创造力不是反而会削减甚至是破坏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分开来看，并审视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那我们至少会有所了解。

    首先，个体所具备的天赋与神经症没有什么关系，对此几乎没有人怀疑。最近的教育事业已经表明：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大多数人能绘画，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伦勃朗（Rembrandt）或雷诺阿（Renoir）。这并不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天赋就总会展现出来。就像这些实验所表明的，神经症毫无疑问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天赋的展示。一个人自我意识的程度越低，所受的威胁越少，他就越不会试图顺从他人的期望，越不需要事事正确或完美，也就越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天赋。此外，分析经验也更为详细地表明，神经症因素可能会阻碍创造性工作。

    迄今为止，对艺术创作的关注不是对既定天赋（即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艺术表现能力）的重要性及价值的看法不明，就是低估这种重要性和价值。不过，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算天赋本身与神经症不相干，难道艺术家的创造力也不与某些神经症状况紧密相连吗？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更为确切地弄清究竟是哪些神经症状况有利于艺术工作。自谦倾向占据上风很明显就是不利的。实际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对这个方面往往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完全清楚329————在他们的骨子里————他们的神经症已经剪断了自己的翅膀，使他们不敢表现自己。只有扩张性驱力处于上风的人以及放弃型中表现出反叛倾向的人，才会害怕在分析中失去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用我的术语来说：他们觉得，尽管对控制的需要可能是神经症的，但正是这些驱力给了他们创造的勇气和热情，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其中所涉及的一切困难。或者，他们觉得，只有完全摆脱与他人的联系，不受他人期望的干扰，自己才能有所创作。他们（在无意识之中）害怕，一旦这种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控制感稍微有一丝动摇，自己便会深陷于自我怀疑和自我轻视之中。或者，就反叛者来说，他们往往觉得自己不仅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而且还会成为顺从的自动化机器，从而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

    这些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害怕的其他极端情况在他们身上也存在————从其现实可能性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过，这些害怕都是基于错误的推理。在许多患者身上，每一次当他们仍深陷于神经症冲突之中，以至于只能“非此即彼”地考虑事情，并且无法想出真正可以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倘若分析的进展相当顺利，能让他们获益，那么，他们必定将会看到并体验到自我轻视或顺从倾向，但毫无疑问不会永远保留这些态度。他们将会克服这两种极端中的强迫性成分。

    在这一点上，又引发了更为深入的争论，这种争论比其他的更富思想性，也更为重要：假定分析能解决神经症冲突，并使个体更加幸福，那它不会同时因为消除了过多的内心紧张而使他仅仅满足于存在（being）从而失去创造的内心冲动吗？这种争论可能具有两大意义，而且这两种意义都不能轻易忽略。它包含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艺术家需要内心的紧张，甚至是痛苦，才能激发出创作的冲动。我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是否真的如此330————但是，即便是如此，难道所有的痛苦都必须来自神经症冲突吗？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这些神经症冲突，生活中也有足够多的痛苦。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不仅对于美丽与和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而且对于不和谐及痛苦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还具有更强的体验情感的能力。

    此外，该争论还包含这样一个具体的论点：神经症冲突可能是一种生产力。我们之所以要认真对待这一论点，其原因在于我们在梦中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梦中，我们的无意识想象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我们的内心冲突。梦中使用的意象是如此浓缩、如此相关，如此简明扼要地表现了本质，以至于在这些方面它们与艺术创造相似。因此，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如果掌握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并能应用于作品之中，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创作诗歌、绘画或作曲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下面这些情况，从而对这一假设做出限制。在梦中，一个人可以获得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神经症的，两者之间的可能性范围极为广泛。这一事实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来说也并非毫不相关。我们可以说，即使一位艺术家只能很好地使用其特定的神经症解决方法，他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倾向于采用这同一种解决方法。但我想知道，比如，达利（Dali）的画和萨特的小说的一般有效性会不会因此————尽管他们具有高超的艺术能力和敏锐的心理领会力————而减弱呢？为了避免误解，我得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任何戏剧或小说都不应该表现神经症问题。相反，在某个时期，当大部分人受到这些问题的折磨时，艺术表现能帮助很多人意识到其存在及意义，并帮助他们弄清楚这些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任何涉及心理问题的戏剧或小说，其结局都应该是大团圆。例如，《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结尾就不是美满的结局。但是，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它不仅控诉了一个社会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且，331它还清楚地描述了一个深陷于想象之中却不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自恋型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说）的人必然会遭遇的下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立场，或者不了解作者是否在表述或宣称某一种神经症解决方法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位作者的某件艺术作品。

    从刚才所提及的考虑中，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到另一个有关问题的答案。由于神经症冲突或者他们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可能会麻痹或损害艺术创造性，因此，我们肯定也可以说它们同时也能引发艺术创造性。也许迄今为止大部分这样的冲突和解决方法对艺术工作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冲突能为艺术家提供建设性动力，而哪些冲突会扼杀或削减艺术家的能力（或者损害其作品的价值）呢？这种界定仅仅取决于一个量的因素吗？我们当然不能说艺术家的冲突越多，对他的工作就越好。是不是有一些冲突会有利于他的工作，但太多冲突就没有好处了呢？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界定“一些”和“太多”呢？

    显然，当根据量来考虑时，我们会不着边际。有关建设性的神经症解决方法及其含义的思考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不管艺术家冲突的性质任何，他都不能迷失在这些冲突之中。他身上肯定存在某种非常有建设性的东西，能激发他挣脱这些冲突并对它们采取一种立场的愿望。不过，这等于是说不管他的冲突如何，他的真实自我都必须活跃到足以发挥作用。

    从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人们通常所坚信的神经症对于艺术创造而言的价值其实并不存在。剩下唯一有可能发生的是：艺术家的神经症冲突可能有助于激发他进行创造工作的动机。而且，他的冲突以及他寻求摆脱这些冲突的方式可能是他创造的主题。例如，就像一位画家会表达他对某个山景的个人体验一样，他也会表达自己内心挣扎的个人体验。但是，只有当他的真实自我还活跃，还能给予他深刻的个人体验、332自发的欲望以及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时，他才能进行创作。不过，正是这些能力，会因为他与自我的疏离而使他有陷入神经症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逐渐看清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认为神经症冲突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冲突最多只能暂时性地激发动机，但创造冲动本身和创造力只能来自他自我实现的欲望以及服务于自我实现的精力。如果这些精力从用于简单而直接地体验生活被转移去证明什么东西————证明他不是他自己————那么，他的创造力必定会受损。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欲望（即他的自我实现驱力）得到了解放，那么他便会重获其创造性。如果认识到了这种驱力的力量，那么，有关神经症对于艺术家之价值的所有争论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因此，艺术家不是因为有了神经症才能创作，而是尽管有神经症，但还是能够进行创作。“艺术的自发性……乃是个人的创造性，是自我的表达。”[4]

    * * *

    注释：

    [1]本章部分段落摘自1948年发表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的一篇论文《工作中的抑制》（Inhibitions in Work）。

    [2]在《工作中的抑制》一文中引用这两个例子时，我仅提到了因未能达到预期的优秀而产生的反应。

    [3]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放弃。

    [4] John Macmurray, 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