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膜炎及其影

    做梦，做梦，做梦！过去两个月了，有时我觉得还在做梦。当发烧使她对家里最亲近人的面孔都反感时，感谢上帝，她把手和裸露到肘部的手臂对之伸去的那个人是不是我呢？在长时间的无数分分秒秒中，使玛丽亚·埃尔维拉受爱情困扰的目光平静下来的人是不是我呢？

    是的，就是我。但是，这件事儿已经成为过去，已经结束，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已经不复存在，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

    过了二十天，我又见到了她。她已经康复，我同他们一家一起吃晚饭。饭局开始时，一家人显然都尽力试探着提到病人在谵妄发作时说过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话，我尽可能给予合作，因为在过去二十天里，我一点没有思考到在这头一次会面中应该谨言慎行。

    不过，一切都尽如人意。

    “我们让您受累了，您休息过来了吗？”那位母亲笑着对我说。

    “啊，小事一桩！……”我也笑着说，“我还愿意再受一次累呢……”

    玛丽亚·埃尔维拉这次也笑了。

    “您愿意，我可不愿意，我向您保证！”

    母亲忧愁不安地看着她说：

    “我可怜的闺女！一想起你说过的那些胡话……总算结束了。”她转过身子，亲切地对我说，“您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人了，我向您保证，路易斯·玛丽亚会十分敬重您。”

    路易斯·玛丽亚把手放在我肩上，还递给我一支烟。

    “抽烟，抽烟，请别介意。”

    “可是，路易斯·玛丽亚，”母亲半真半假地责备他说，“听你的话，谁都会认为我们在欺骗杜兰！”

    “不会的，妈妈；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对；不过，杜兰理解我。”

    我理解路易斯·玛丽亚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想打断这种有点儿乏味的表面亲切的谈话。可是，我丝毫不想因此感谢他。

    与此同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不引人注意地把眼睛盯住玛丽亚·埃尔维拉。她终于在我面前了，身体健康，十分健康。我热切地期待过这个时刻，但又极其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我爱过的是一个影子，更确切地说，我爱过的是一双眼睛和三十厘米长的手臂，其余的则是一块长长的白斑。而且从那样的昏暗中，如同从沉默的花蕾中，站起的一个女子，她光彩照人，清新平淡无奇而又快乐，但她并不认识我。她看我有如在看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说到什么，或者评论一个绝妙的警句时，她必定会注视他片刻。不过，仅此而已；既没有往事的丝毫痕迹，也没有假装不理睬我的意思，我曾为此费心费力。对她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家伙————我们即使不说陌生家伙，也该说是陌生人。看见她时，便想到那次使我记忆犹新的恩宠，那天夜里同样是现已变得毫无意义的那双眼睛，离我很近，看着我对我说：

    “等我病好了……你还爱我吗？”

    消逝了的幸福磷火，已被热情之火封存在拥挤匣子似的发烧头脑里，又何必去搜寻它的亮光呢？忘了她吧……我虽有这样的愿望，却恰恰做不到。

    后来在客厅里，我找到利用路易斯·玛丽亚来隔开的方法，那就是让他站在玛丽亚·埃尔维拉和我中间；这样我就可以借与路易斯·玛丽亚交谈的机会，把视线自然而然地投向更远的地方，从而得以不受谴责地注视她。她的身姿何等超凡脱俗，从头顶的秀发到脚跟，都会勾魂摄魄。她穿过客厅向内室走去时，她的裙子拍打着鞋子的漆皮面，每一下都把我的心像纸片那样给卷走了。

    她笑吟吟地回来了，挨着我身边走过，勉强微笑着，因为我站在她经过的地方；而我还像傻子似的继续梦想她会突然停在我身旁，不是把一只手，而是把双手按住我的两鬓说：

    “好啦，现在你已经看见我康复了，还爱我吗？”

    咳！我沮丧得要命地告辞了，匆匆握了握她那冰凉而又亲切的手。

    不过，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那就是：玛丽亚·埃尔维拉可能不记得她在发烧的那些日子里的感受了。我承认这一点。不过，从事后的追述里，她对发生过的事情该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她对我绝不可能毫无兴趣。至于魅力（上帝饶恕！），那她爱怎说都可以。可是说到兴趣，是她连续想望了二十个夜晚的男人，那就不能说没兴趣了。所以，她对我完全无动于衷是没有道理的。证实这一点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可能给我带来前途未卜的幸福吗？依我看，毫无可能。玛丽亚·埃尔维拉的这种表示，正是提防我对此提出可能的要求；这就是一切。

    这是没有道理的。让她死去活来地爱我，那完全可以。可是，让我去要求兑现记载在脑膜炎病例上的爱情诺言，见鬼！那绝对不行。

    上午九点钟。绝对不是合适的就寝时间，可我就这么睡下了。我在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家跳完舞，就去了巴勒莫处，然后去了酒吧。完全是独自一人。现在，我躺到床上。

    不过，在睡意到来之前，我得先抽完这盒香烟。原因是昨晚我同玛丽亚·埃尔维拉跳舞了。跳舞之后，我们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眼珠子上的这些小点，”她对我说，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放小吃的桌旁，“还没有消退，我不知道将会怎么样……我生病前没有这些小点。”

    刚刚提醒她这一细节的，恰好是我们桌上邻座的一位女客。这么一提醒，她的眼睛显得更亮了。

    我刚一开口回答，就发现事情不妙；可是，已经迟了……

    “是呀，”我察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我记得以前您没有这些小点……”

    说着我便把目光转到另一边去。玛丽亚·埃尔维拉却笑着说：

    “对呀，您应该比谁都清楚。”

    啊！我只觉得压在我胸口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终于可以谈这件事了！

    “这一点我信。”我回答，“我并不知道是否比谁都清楚……可也对，在说到的那个时候，我确是比谁都清楚！”

    我停下话头，开始把声音压得很低。

    “对呀！” 玛丽亚·埃尔维拉笑了。她一本正经地把眼睛移开，抬眼看着那一对对经过我们身边的舞伴。

    过了一会儿，我料想她早已完全忘了我们刚才的谈话，而我却十分苦恼。可是她没有低下眼睛，仿佛使她感兴趣的永远是那些放电影般不停地一晃而过的面孔；过了一会儿她侧身说：

    “您那时好像是我的恋人。”

    “您说得非常对。”我对她说，“好像是您的恋人。”

    于是，她正视着我，“不……”

    她不作声了。“不……不什么？把话说完啊。”

    “为什么？是句蠢话。”

    “没关系，说完它。”

    她放声笑起来说：

    “为什么？总之……您没想到这不是什么好像吗？”

    “这是没来由的侮辱。”我回答她，“当我好像是……您的恋人时，我是第一个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的人。”

    “得了！……”她低声说。可我呢，她那句讽刺性的“得了”说出之后，疯狂的魔鬼使我提出一个也许永远不该提出的问题：

    “玛丽亚·埃尔维拉，请告诉我，”我俯身说，“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对那段可笑的经历，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她十分严肃地看着我，似乎有意透着高傲，同时还很专注，好像我们当时正准备倾听无论如何都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快的事情。

    “是什么事？”她说。

    “是我生活在您身边时的那段经历……”我十分明白地向她指明。

    “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吧，您看我一眼……”

    “就是看您一眼，也想不起来！……”她哈哈大笑。

    “不，不是那件事！……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您早已经看够我了……我想对您说的是：您想不起来曾经对我说过什么……两三句话，就这些……在您发烧的最后一夜。”

    玛丽亚·埃尔维拉皱了好一会儿眉头，然后把眉毛挑得比正常的更高。她注视着我，摇摇头。

    “不，想不起来……”

    “哎！”我不作声了。

    过了片刻。我斜瞥一眼，看见她仍在看我。

    “什么？”她喃喃低语。

    “什么……什么？”我重复说。

    “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也记不起来了……”

    “不，您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向您保证……”

    “您一定记得……我对您说什么了？”

    “算了！”我又挪近她，“如果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既然一切都是发烧造成的幻觉，那么在谵妄状态中对我说没说过什么，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但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不想回答这件事，只满足于多看我一会儿，然后稍稍耸了耸肩膀就把视线移开了。

    “咱们去吧。”她突然对我说，“我想跳这一曲圆舞。”

    “巧了，”我站起来说，“我们跳圆舞的那个梦，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她没有回答我。我们向大厅走去时，她似乎在用眼睛寻找一位平日跳圆舞的伙伴。

    “使您感到不快的是跳圆舞的那个梦？”她突然对我说，目光仍在扫视大厅。

    “是一种谵妄的圆舞……与这个毫无关系。”这次是我耸了耸肩膀。

    我以为，那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再谈下去了。不过，虽然玛丽亚·埃尔维拉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似乎也没找到她想找的理想伙伴。因此，她踌躇着面带勉强的微笑（这种无可回避的勉强的微笑，突出了整个那次经历）对我说：

    “您要是愿意，那就和您的恋人……跳这一曲圆舞吧。”

    “……跟好像的恋人跳。我不多说一个字。”我边说边伸手搂她的腰。

    又过了一个月。现在我觉得，那位母亲、安赫莉卡和路易斯·玛丽亚都充满了诗一般的神秘感！那位母亲当然是玛丽亚·埃尔维拉与之尔汝相称并且可以热情亲吻的人；她的妹妹见过她赤裸的身体。至于路易斯·玛丽亚，他走进屋里，当她背对着他坐着时，可以伸手抚摸她的下巴。三个人显然都很幸福，然而他们却不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幸福。

    至于我，坐卧不宁地给自己算命，不断把香烟叼到嘴上，心里问：她爱我吗？她不爱我吗？

    参加过佩尼亚家的舞会以后，我与她有过多次交往————当然是每周三在她家里。

    她交往的仍是那些朋友，她对他们全都笑脸相迎，凡是他们要与她笑闹，她都巧妙周旋。不过，她总是想方设法使我不离开她的视野。当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可是，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的目光总是盯着别人。

    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不，不合情理。因此，一个月来我如鲠在喉，像患了重喉炎般难受。

    但是，昨夜我得到片刻安宁。那是星期三。阿耶斯塔赖因正与我交谈，玛丽亚·埃尔维拉越过围着她说笑的那些人的肩膀，向我们投来一瞥，这一瞥把她光彩照人的形象带进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谈起她，还短暂地提到那段旧事。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埃尔维拉来到我们面前。

    “你们在谈什么呀？”

    “谈了许多事情，首先谈到您。”医生回答。

    “啊，我早就料到了……”她挪过一把罗马式扶手椅坐下，架起二郎腿，上身前倾，把脸托在手上。

    “说下去，我听着。”

    “我对杜兰说，”阿耶斯塔赖因说，“像您生病时发生的那种情况，虽很罕见，但还是有过一些。一位英国作家（我记不得是谁了）提到过一个病例，只是它比您的例子要幸福得多。”

    “幸福得多？为什么？”

    “因为那个病例没有发烧，两个人是在梦中相爱。而您这个病例中，在恋爱的人只有您……”

    我曾经说过，我觉得阿耶斯塔赖因对我的态度，总是那么拐弯抹角。即使我当时没有明说我的心事，一定是我不仅仅用眼神表现出来的急切愿望让他感觉到了。他准是有了这种感悟，这才笑着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们在这儿讲和吧。”

    “坏家伙！”他走远了，我低声说。

    “为什么？他对您怎么啦？”

    “告诉我，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他爱过您吗？”

    “谁，是阿耶斯塔赖因吗？”

    “对，是他。”

    起初，她犹犹豫豫地看着我；后来，严肃地正眼看着我答道：

    “爱过。”

    “唔！我早料到了！……至少他很走运……”我低声说，感到十分痛苦。

    “为什么？”她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使劲耸了耸肩膀，便朝一旁看去。她随着我也朝一旁看去。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为什么？”她执着地问，这是一个女人完完全全爱上一个男人才会有的过分执着和漫不经心。现在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一条腿继续站着，另一条腿跪在扶手椅上，嘴里嚼着一片纸（我根本不知道这片纸是哪里来的），而且看着我，两条眉毛难以觉察地上下跳动。

    “为什么？”我终于回答，“因为他很走运，至少不用在别人床边充当可笑的傀儡，而且可以正经地谈话，用不着看别人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似的上下跳动眉毛……您现在明白了吧？”

    玛丽亚·埃尔维拉沉思着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嘴上仍然叼着那片纸。

    “对不对？”我固执地问，不过心脏却在狂跳不已。

    她又摇摇头说：

    “不，不对……”

    “玛丽亚·埃尔维拉！”安赫莉卡在远处叫她。

    大家都知道，兄弟姐妹的叫声往往十分不合时宜。不过，从来还没有一声兄弟姐妹的叫声像这次这么不合时宜，如同兜头泼来的一瓢冰水。

    玛丽亚·埃尔维拉扔掉纸片，把跪着的那条腿放下来。

    “我走了。”她笑着对我说，她的笑容是我在面对她与人笑闹时早已熟悉了的。

    “等一会儿！”我对她说。

    “一会儿也不等！”她一边回答，一边走开，还摇着手。

    我还有什么可干的？没有，除非咽下那张湿漉漉的小纸片，或者把嘴埋在她的膝盖压出的坑里，并把那扶手椅往墙上撞，还有就是因痛恨自己愚蠢而向一面镜子撞去。尤其是我特别生自己的气，气得痛苦不堪。这是男子汉的直觉！这是受屈辱的男人的心理！这个头号娇美女子的膝盖印还留在那儿，满不在乎地嘲笑这一切。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爱她爱得发狂，却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也爱我，这是更痛苦的事。此外，我还做梦，做许多梦，梦见的都是如下的情景：我们挽着手走过一个大厅，她穿一身白衣服，我像一团模糊的黑影跟在她身旁。大厅里全是上了岁数的人，都坐在那里看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个舞厅。他们都在说我们是脑膜炎及其影子。我惊醒过来，接着又做起梦来：那是个每天死于时疫的人常来的舞厅。玛丽亚·埃尔维拉穿的那件白衣服是件裹尸布，我仍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影子，不过现在头上有一支体温计。我们永远是脑膜炎及其影子。

    对这一类幻梦我该怎么办？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到欧洲去，到北美去，到可以忘掉她的任何地方去。

    为什么留下来呢？是为了重新开始以往的经历，像个小丑那样独自折磨自己；或者是为了我们感到相亲相近时，每次都要彼此背离？啊，不！让我们结束这种状态吧。我不知道，我这种感情上背离的计划，对她能有什么好处（确是感情上的！虽然我并不情愿）；但是，留下来将是可笑和愚蠢的，也再没有什么必要去取悦玛丽亚·埃尔维拉了。

    我本可以在这里写下一些与我刚刚记述的多少有点儿不同的事情，然而，我宁愿简述一下最近一天我见到玛丽亚·埃尔维拉所经历的事情。

    不知道是为了逞强，为了向自己挑战，还是出于企图自杀者的绝无可能的希望，我在动身的前一天下午去向富内斯一家辞行。船票在我口袋里已经揣了十天————由此可见，我是缺乏自信的。

    当时玛丽亚·埃尔维拉身体不适，无非是嗓子疼或偏头痛之类的小病，但症状却很明显。我到前厅去了一会儿，去问候她。她见到我有点儿意外，不过她还是有时间匆匆照了一下镜子。她神色萎靡，嘴唇苍白，眼窝深陷。但是，因为我即将离开她，倒觉得她一切如常，甚至更美了。

    我简单地告诉她我要走了，并且祝愿她无限幸福。

    起初她没明白我的话。

    “您要走？去哪儿？”

    “去北美……我刚才对您说过。”

    “啊！”她低声说，十分明显地抿了抿嘴。但是，立刻不安地看着我。

    “您病了？”

    “哪儿啊！……不全是……我是不舒服。”

    “啊！”她又低声说。她眼睛大睁，透过玻璃窗望着窗外，好像陷入了沉思。

    此外，外面在下雨，前厅不明亮。

    她朝我转过身来。“您为什么要走？”她问我。

    “嗯！”我笑了，“说来话长，太长了……总之，我要走了。”

    玛丽亚·埃尔维拉的眼睛仍然盯着我，她那关切、专注的神情变得忧伤了。我们了结了吧，我心中暗想。我上前对她说：

    “好了，玛丽亚·埃尔维拉……”

    她缓缓把手伸给我，那是一只因偏头痛而变得又凉又湿的手。

    “走之前，”她对我说，“您不愿意告诉我为什么要走吗？”

    她的嗓音已经放低了。我的心狂跳不已，而她就像那天晚上一样，闪电似的从我面前笑哈哈地走开去，还摇着手说：“不，我已经满足了。”……啊，不，我也满足了！那次事情让我受够了！

    “我之所以要走，”我明明白白对她说，“是因为我在这儿感到痛苦、可笑和羞耻！您现在满意了吧？”

    我仍然握着她的手。她把手抽回，慢慢转过身去，从谱架上抽出乐谱，把它放到钢琴上，全部动作都显得缓慢有分寸，而且又面带着勉强和痛苦的笑意看着我说：

    “如果我……求您别走呢？”

    “可是，求上帝赐福！”我大声说，“难道您没有发现，这些事情一直在把我折磨得要死吗？我受够了痛苦，也诅咒够了自己的幸福！从这些事情里我们得到了什么，您又得到了什么？没有，够了！”我上前一步又说，“您知道您在生病的最后一夜对我说的话吗？您要我说出来吗？要不要？”

    她一动不动，两眼大睁。

    “要，您说吧……”

    “那好！在那个该死的夜里，我听见您清清楚楚地对我说的话是这样的：‘等————我————不————再————说————胡————话————了，你————还————爱————我————吗？’我知道，您当时在说胡话……可是，您现在要我怎么办？就因为我像傻子似的爱上您，您就要我留在这里，留在您身边，用您的方式把我活活整死？……这也是明摆的事，对不对？哎，我向您肯定地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的，那简直不是生活！”

    我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全身无力，觉得说完以上的话以后，我也就永远崩溃了。

    可是，该有个结局了，我便转过身去。她就在我身边，在她眼里（这次像是在一道幸福的闪光中），在她眸子里，我看到原以为早已熄灭了的满含幸福的光芒，它们正在熠熠生辉，正在陶醉，正在抽泣。

    “玛丽亚·埃尔维拉！”我大声说，我觉得我是在呼喊，“我亲爱的恋人！我的心肝宝贝！”

    得胜的、专心专意的、幸福的她，落下了痛苦结束后静默无声的泪水，终于将她的头舒适地靠在我的胸口上。

    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难道有比这一切更简单的事情吗？我遭受过痛苦，很可能还痛苦得哭泣过，吼叫过；我应当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么写的。然而，这一切都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而且，更加久远的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段经历中最有趣的事）她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把头支在铅笔上，正在读我写的东西。当然，她对我的许多看法提出异议。然而，为了尊重我这部无拘无束的、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作为通情达理的好妻子，表示了容忍。此外，她和我一样，认为分几次创作的这部故事，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共同感受过和经历过的生活。可以说，这部出自一个工程师之手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

    这时玛丽亚·埃尔维拉打断我，对我说最后一行字写得不真实；她认为我的故事不仅写得好，而且是非常好。她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不容我分辩，并且看着我，我不知道我们相距是否超过五厘米。

    “是吗？”她低声说，更确切地说她是柔声地说。

    “可以把‘柔声地说’写上吗？”我问她。

    “写上，我是在柔声地，是在柔声地！”说着给了我一个吻。

    我还能补充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