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的人推上法国的首领的地位，由此我们就跟着他来治理法国。

    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从事政务工作是困难的。制宪议会在结束其纷争多事的生存之前，通过了一项禁止政府出兵攻打罗马的决议（1849年5月7日）。我入阁后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进攻罗马的命令已于3天前下达给我们的部队。这种对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的禁令的公然违反，以及以革命的名义、不顾宪法要求尊重外国的有关条款而对革命中的人民发动的战争，使人们担心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这场新的斗争将怎样结束呢？各省省长寄给我们的所有信件，警察当局送来的所有报告，当然给我们敲起了严重的警钟。我曾亲眼看到，在卡芬雅克统治的末期，一个政府是怎样在调和其与下属的利害关系中得以在梦想中维持下来的。这次我又亲眼看见，而且是离得很近看见，这样的一些下属是怎样得以使他们的雇主增加恐怖感的：同一原因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每个人都判断我们处于不安之中，想以发现新的阴谋来引人注意，把威胁我们的新阴谋的某些证据提供给我们。他们越是相信我们要成功，越是主动地向我们提示我们的危难。这种情报的特点和危险之一，就是随着危难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情报，而情报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含糊不清。政府的下属在看到豢养 【28】 他们的政府不会持久，而去注意行将代替它的下届政府的时候，一般都一言不发或完全沉默。而这次在我们这里，他们却大嚷大叫起来。听到他们的喊叫，人们不能不以为我们已临深渊的边缘，而我却不这样认为。从此以后，我就像我历来所做的那样一直坚信，政府的公报和警察当局的报告，在揭发和处理阴谋事件时可能有参照价值，而想要判断和预测党派的巨大动作的时候，它们只会使人得出夸张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错误的概念。就整个法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比如说，你要想让专设的、最值得信任的官员提供关于国内都有什么需要、都存在什么情绪和想法的资料，即由他们亲自获得这些问题的全面资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看到目前的整个局势，我觉得在目前来说，武装的革命并不可怕；但现在进行的而且可能引起内战的斗争，却是非常残酷的，特别当内战与瘟疫的疯狂流行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将更加残酷。事实上，巴黎当时正遭到霍乱的蹂躏。死亡这次打击了各个阶层。有相当多的制宪议会议员已被霍乱击倒；在非洲时没有遇难的比若，也即将死亡 【29】 。

    如果说我还怀疑危机迫在眉睫，那么新议会的景象就使我清晰地感到危机已经开始。可以说，在旧议会中，我们就已经闻到内战的气味。那时，发言粗野，动作激烈，语言过于粗暴，当面对骂。我们这次暂时借用众议院的旧大厅开会。这个大厅原来是为460人开会准备的，而现在容纳750人就太勉强了。因此，大家在里面你拥我挤，互相埋怨，但总算在不顾互相指责之中，拥挤地进入了会场。肉体上遭受的折磨，加剧了心里的不满。这是一场挤在木桶里的决斗。山岳派怎么能够忍耐呢？他们自以为有相当多的人承认他们在国民和军队中是有强大力量的。但是，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很弱，不足以实现他们控制议会或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希望。一个使他们重新集结力量的良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仍然处在动荡之中的整个欧洲，只要大力打击巴黎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仅是气质粗暴的人们所需要的。

    人们可以预见，在获悉进攻罗马的命令已经发出和开始进攻的时候，就要爆发一场运动。实际上也是如此。

    发出的命令仍然是保密的。但在6月10日，发布了初战的报道。

    从6月11日开始，山岳派到处演讲，对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赖德律——洛兰站在讲台的高处，号召进行内战，因为他认为政府违反了宪法，而他的朋友和他已经准备用一切手段甚至武力 来保卫宪法。要求罢免共和国总统和前届内阁。

    12日，负责审议昨天提出的问题的一个议会委员会驳回罢免案，而直接要求议会立即对总统及其部长们的未来作出判决。山岳派反对立即开始讨论，而要求制作有关的文件。山岳派推迟讨论的目的何在呢？这很难回答。它打算利用推迟来煽动人心，还是想寻找时间来安定人心呢？可以肯定的是，善于辞令而不擅于实际斗争、热心足而决心不够的山岳派领袖们，这一天在他们大放厥词当中表现出前一天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犹豫。他们把剑拔出来一半以后，好像又想把它放回鞘内 【30】 。不久以后，他们发出的信号被议会外面的支持者看到，但再往后，他们并没有采取主动行动，而是跟着形势随大溜了。

    这两天中，我的处境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前面说过，我完全反对远征罗马的意图和做法。在入阁之前，我曾向巴罗庄重地声明，我只对将来负责，而对迄今发生在意大利的事情，只由他自己去答辩。我只是在这个条件下才答应入阁的。因此，在11日的讨论之中我一言未发，只由巴罗一个人去抵挡议员们的猛烈攻击。但在12日，我看到我的同僚们受到非难的时候，我认为不能再长时间地保持沉默了。我要求重新提出有关的证明文件，顺便作了简短的发言，而没有就事件的本质发表意见。我非常激动，但只说了几句话。

    我在《总汇导报》上重谈这篇简短发言时，我感到毫无内容，而且表达得非常拙劣。但在发言时却得到多数派的热烈鼓掌 【31】 ，因为在人们感到即将爆发内战的危急时刻，思想的表达和语言的声调，比发言内容的价值更能打动人。我的发言直接指向赖德律——洛兰，怒斥他不仅想要制造动乱，而且在散布可以引发动乱的谎言。我发言的感情是强烈的，声调是坚定的，具有攻击力。尽管我讲得很不好，对我的新任务还有游移，但我感觉很好。

    赖德律——洛兰对我作了回答，并指着多数派说，它是哥萨克式的派别；多数派回答他说，他是海盗和放火者。梯也尔在解释这个看法时说，方才发言的人与6月的造反者有密切联系。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决罢免案后散会。

    山岳派的领袖们虽然仍在诋毁，但态度已不坚定。于是，人们可以自以为斗争开始的决定时刻还没有到来。可是他们想错了。我们在当天夜里收到的报告，使我们获悉一场武装斗争正在准备之中 【32】 。

    实际上，第二天，各家蛊惑煽动的报刊都声称，它们的编辑们所要求的，已不再是用司法，而是用革命来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直接或间接号召进行内战。国民自卫军士兵、学生和居民完全被报刊的报道鼓动起来，不带武器到指定场所集合，然后列队来到议会的大门前。这是把本拟在5月15日发动的事件移到了6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实际上有七八千人集合到格罗·卡尤抽水站。当时，我们正在共和国总统处开会。总统已经全副武装，一俟接到战斗开始的报告就准备骑马前往。除了军装以外，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什么改变。总之，他还完全跟昨天一样：表情还是有点忧郁，说话依然慢慢腾腾，不够连贯，眼神依然晦暗无光。从这临战不慌的表现中，一点儿也看不到面临危险时常有的慌张不安，即没有只有在精神衰萎时才会出现的心态。 【33】

    我们把尚加尼埃请来，他向我们说明了战斗的准备情况，并表示一定会胜利。迪福尔向我们宣读了他接到的报告，所有的报告都说发生了可怕的叛乱。随后，他返回自己的活动中心内政部。正午左右，我返回议会。

    议会仍然没有开会。因为议长没有同我们磋商就安排了议事日程，宣布明天休会。在另一个人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行为。在议员们纷纷回家期间，我去了议长的家，多数派的领袖大部分都已在这里。场面非常严肃，人人都很激动和不安，要求立即开始战斗，对内阁的优柔寡断进行强力的谴责。梯也尔，躺在一张大安乐椅子里，把脚放在另一张安乐椅子上，抚摩着肚子（因为他好像感染了流行病），以其非常尖的假嗓子，大发脾气地高呼：不想对巴黎下戒严令，也太奇怪了。我以温和的口吻回答他说：本想下戒严令，但时间还不到，因为议会还没有开会。

    议员们从市内的各处来到议会。他们前来并不是接到了议会的开会通知（大部分人没有接到通知），而是听到市内的传闻。在下午2点钟，会议终于开始。多数派的席位全满了，但在高处的山岳派席位没有一个人。议会的这部分席位的沉寂，比通常出现的喊叫还令人难忍。这表明讨论已经停止，内战已经开始。

    在3点钟的时候，迪福尔提议在巴黎实行戒严。只有卡芬雅克一个人支持。他像有时他讲话那样，作了简短的发言，而发言中表示的本来平庸而含混的思想，却达到其心灵的高度，甚至接近崇高。在这种环境中，他转瞬之间成了我在议会中见到的真正伟大的雄辩家：把其他发言人远远抛在后面。

    他对着从讲坛上走下来的一位山岳派 【34】 喊叫说：“你们说我失去了权力。不对，我是自动放弃权力的。国民的意志没有改变，它就是命令，人人都要遵守。我补充一点，而且我也希望，共和主义的党能够对此作出公正判断：说我的行动遵守了共和主义的信念，是自动放弃权力的。你们说我是在恐怖之中生活的，而历史俱在，它会说话。但我想对你们说，即使你们没有使我产生恐怖的感情，你们也使我产生了痛恨你们的感情。你们还想叫我对你们说最后一句话吗？你们在革命之前都是共和主义者，而我，在共和政体建立之前没有为它出过力，也曾反对过它。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后来忠心为它服务，而且我还管理过它。请你们注意，我没有为其他事情这样尽力过！请你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作好速记，永久存于议会的记录里。你们和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这就是要我们都很好地为共和国尽力。

    “好了！我所痛恨的，正是你们非常不愿意尽力的。为了我国的幸福，我切望它不要遭到破坏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遭到这种痛苦。我们就要责难这是由于你们的张狂和妄为。请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在宣布实施戒严后不久，就传来叛乱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尚加尼埃耶总统率领一支骑兵部队，冲进并驱散了向议会走来的游行队伍。一些刚刚构筑起来的街垒，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被破坏了。被围在作为自己的总部的国立工艺博物馆里的山岳派，或被逮捕或逃亡。我们掌握了巴黎。

    这样的动乱也发生在其他一些城市，其程度虽然激烈，但没有一处成功。在里昂，激战了5个小时，但胜利终于属于政府军。我们巴黎的胜利者，也有点使一些省份不安，因为在整个法国，无论是建立秩序还是破坏秩序，都以巴黎是瞻。

    6月的第二次叛乱就这样结束了。其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但使其失败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在第一次时，主要是出于欲望而不是出于信念，参加造反的民众 【35】 是孤立战斗的，没有能够把他们的代表————议员请来领导他们。而这一次，是议员不能出面领导民众战斗。1848年6月，是军队缺乏指挥员；1849年6月，是指挥员缺少军队。

    山岳派是一些奇怪的人物：他们喜欢吵架的性格和自傲，还表现在他们不该进行的活动当中。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和亲自煽动人们积极参加内战，在以大量侮辱的语言攻击我们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孔西德朗。此人是傅立叶的门徒和后继者，写了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著作，在其他时代，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位危险的人物。孔西德朗和赖德律——洛兰，设法从国立工艺博物馆逃了出来，去了比利时。我同他有过来往，他到布鲁塞尔时给我寄过一封信，其中写道：“亲爱的托克维尔（接着写了他求我办的事，随后他又写道）……如果需要我个人为您服务时，请随时示教。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来为您服务；随后，我估计最长还有6个月的空闲时间 。当然，您完全有能力自己处理或迟或早一定会遇到的这些或那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谈政治问题，尊重奥迪隆·巴罗本人发布的非常合法和非常正当的戒严令。”我对此复信说：“亲爱的孔西德朗，您委托的事情我将照办，我不想利用您的那种小小的服务 【36】 。但是，我现在不难确信，那些被你们称为部长的自由的、可恶的压迫者们，并不急于使他们的敌对者们相信，他们不把敌对者绳之以法后就使敌对者得到公正的安排。不管怎么说，这证明正义仍在我们方面。如果我们与敌对者调换一下位置，我能够像现在这样行动吗？我这不是对您说的，而是对您的那些我可以指出姓名来的政治友人说的。我相信情况一定相反，而且我要向您郑重声明，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并且只要把我的脑袋留了下来，我就感恩戴德了，并准备声明他们的道德超过了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