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旧国会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暧昧————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反思和我的决心

    在2月24日后的最初几天，我没有去找和会见因这一天的事件与我意见分歧的任何政治界人士，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老实说，我也没有这种兴趣。我一想起那个我在其中工作10年和目睹革命的萌芽在其中生长的可悲的议会世界，就有一种本能的嫌恶感。

    另外，在这一时刻，我也感到 【30】 一切种类的政治对话或政治联合都是夸夸其谈。尽管引发群众造反的理由并不充足，但一旦运动发展起来就难以遏止。我认为我们把一切都置于民主主义的洪水之中了，一些个人和甚至党派为防止洪水而筑起的大坝，只起到淹没筑坝人的作用。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研究这一现象的一般特性外，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就像一个幸福的赞美者一样，把自己的一切时间在街头与胜利者一起度过了。老实说，我对新的主权者既没有敬意，又没有任何要求。我同他们连话都没有说过，只是把所见所闻记在心间。

    但几天以后，我同败北者有了往来，又会见了旧议员、旧贵族、文人、实业家、商人和地主，当时的语言开始把这些人称为游手好闲者。我发现革命的景象从上面看来比我起初从下面去看时还要反常，我从革命中看到很多恐怖，而很少看到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真正激情。只是莫明其妙地顺从，特别是没有任何希望。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推翻政府的想法，而是对它置之不管。尽管二月革命是我国的所有革命中完成期限最短和流血最少的革命，但它使失败者的精神、心思和感情感到它比其他革命都更加全能。我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政治热情，在失望和无益的冲动之后，所剩下的只是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一种非常顽强和排他的但又非常温和的感情，只要使他们感到满意，任何政府体制都能容易适应这种感情。

    于是，我发现人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命运偶然制造的事件和驾驭新的主人。大业主喜欢向历来与他们为敌的资产阶级和历来与他们友好的民众阶级呼吁；神职人员又从福音书中找到关于平等的教条，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向来重视这一教条；资产者本人又有点骄傲地想起他们的祖辈曾是工人，而当他们因为家谱难详而不能回溯到自己的祖先曾是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地地道道的工人时，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证明自己原来是个大老粗，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财产。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逐渐将不久前隐藏的东西公开出来，这实际上是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这东西可以在不改变人的性格的条件下作出各式各样的表演，它有正面和背面，但总是像一枚奖牌，翻过来翻过去都是表扬。

    由于当时除了恐怖之外再无其他真实激情，并且与投身革命的祖辈的激情还没有断绝关系，所以人们都在努力恢复祖辈的激情。这是寻找机会利用自己家族曾经有过的坏人坏事的良机 【31】 。如果一个人有幸有一个因放荡不羁而死去的堂兄弟、亲兄弟或儿子，则他可以马上功成名就 【32】 。如果他再提出某一怪诞的理论而受到注目 【33】 ，他就可以有望万事亨通 【34】 。大部分政府委员和副委员，都是由这种人出任的。被人们避而不谈的父辈 【35】 ，如果在以前蹲过巴士底狱，而在今天，当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充任官员，一举光宗耀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

    至于路易·菲力浦国王，如果他是墨洛温王朝的直系，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他不是。事变后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对他保持一片沉默。可以说，无论是在民众中间，还是在上层人物中间，我连一次也没有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我见到的原宫廷人士，没有一个谈及国王的事情，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想过国王的问题。他们觉得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以致对这位君主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有人对我说过，失去王位的国王的命运一般都是如此。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的敌人也把他的事情忘了，没有煞费心机地去非难他，甚至可以说没有煞费心机地去憎恨他。否则，至少要使他的命运遭到极其罕见的巨大打击。

    我并不想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这一革命当中的行动和想法，以及我对这一革命的印象。因此，我要跳过2月24日后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实，而直接写大选即将开始之前的一段时期。

    进入这一时期，主要是要搞清楚人们只是以个人身份来旁观这一奇异的革命，还是亲自参与了当时的事件 【36】 。关于这个问题，我找过相互对立的各党派的原领导人。根据他们的谈话前后不一、意见时常改变这一点来判断，可以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各持己见，互不让步。这些几乎都是在遵守宪政自由的常规运动中出现于政治舞台的人物，现在突然受到巨大革命的袭击，在我看来就好像一直在小河里航行的船夫突然驶进大海，不知所措。他们在小河里航行中积累的知识，已对这种在大海中航行再无用处，因而大惊失色，比船上的乘客还要害怕和不安。

    梯也尔先生多次表示他要参选和当选，但又不止一次地说他不想参选。我不知道他的犹豫不决是出于害怕当选之后可能出现危险，还是因为担心落选。

    向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清醒，而对必将发生的事情表现糊涂的雷米萨，提出他要留在家里不参选的动听理由，但又提出他要走出家门参选的也很好听的理由。迪韦吉耶心神不定。革命破坏了权力均衡的体制，他认为政局的长年稳定全靠这种体制，所以觉得自己现在悬在了空中。至于布罗伊公爵，从2月24日以后一直没有露面，还在等待他认为已经接近崩溃的社会的末日。莫莱先生，尽管他在全体旧议员领导者当中年龄最大，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还要力排众议，独自决心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并试图领导革命。尽管他在动乱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验过在动乱中当一个旁观者也是危险的；尽管试图领导某一新事物的希望在鼓励他，让他不顾风险干下去；最后，尽管他在各种各样体制下多次遭到挫折之后，意志更加坚定，但也同时变得柔弱，无心再去充当某种头目 【37】 ；但他要参加政治活动并试图领导革命的决心并没有动摇。而我自己，则要精心地检查自己应当采取的立场，并尽量做到使大家相信。

    我在这里想仔细探讨我当时作出决定的动机，而一旦找到这种动机，就坦率地写出来。但要把自己说得恰如其分，那是很难的！我发现，写过回忆录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向我们暴露他们的坏事或恶习。即使偶尔提到一些，也是作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或天才来写的。雷斯枢机主教就曾如此，他认为自己是善良的阴谋家，而为了得到这个名声，向我们坦白了他要谋杀黎塞留的计划，向我们描述了他们假仁假义而不怕被人视为狡诈。这不是他爱说真话，而是不知不觉地暴露他的内心邪恶的精神乖僻。

    但是，在大家都想诚实做人的时候，这样的试图也很少能达到目的。所以如此的原因，首先在于公众喜欢他人认错，但只是满足于他人自责。在朋友之间，习惯于把朋友认错的自责视为可爱的天真，把朋友的令人讨厌的自尊视为朋友表现自己的好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真正的诚实也会变成非常无益的交际手法，只能有损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困难主要在于主体本身。人们总是喜欢就近观察自己，沉迷于能够打动对方的观点、关心、思想、兴趣和爱好当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使经常走的人都难以辨清的错综复杂的小道，妨害着人们认清引导自己下定决心去作最重要决定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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