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脚下下沉，在这没有预想到的全面崩溃当中感到一切都完了。

    今天，我是在轻松地论述造成2月24日事件的原因，但在那一天的午后，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当时，我一再寻思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除找出这一事件的原因外，还要考察它将来如何发展。 【1】

    这是我17年来亲眼看到的和经历的第二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都使我感到悲伤，但后者对我造成的悲痛又是多么深重！对于查理十世，直到最后，我都保留着由家族传下来的敬爱。但这位国王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践踏了我最敬重的各项权利，所以我仍希望我国的自由不要随国王的倒台而消失，而应当由此更生 【2】 。今天，我觉得这项自由已经死亡；这些王族的逃亡与否，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我觉得自己对自由的希望却完全落空了。

    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我曾立志不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种自由，可现在我却不得不亲眼看着它消失。

    我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不想再说一些废话来安慰自己。我已经明白，即使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自由，而其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革命，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一切正常的自由。

    我还不知道由此会发生什么，但我已确信绝不会发生使我们满意的事情。我可以预见，不管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将在交替使用宽容和压迫的反动统治中消磨悲惨的一生。

    我在心里回顾我们最近60年的历史，看到人们在这一长长的革命时期的每个阶段的末尾都抱着美好的幻想，看到制造这些幻想的理论，看到我们的历史学家描绘的高明的梦想，看到那么多有创造性的然而是错的思想体系，看到人们试图依靠这些东西来解释尚了解得不清楚的现在和完全不了解的未来。每逢这些时候，我都不禁苦笑。

    接替旧制度的是立宪王朝，接替立宪王朝的是共和国，而在共和国之后是帝国，帝国之后是王朝复辟，后来就到了七月王朝。在这相继出现的政权转移的每一次之后，新的掌权者在接近完成自诩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称法国革命完成了。可悲！我自己在王朝复辟时期也曾希望如此，而在王朝政府垮台不久也还这样希望。这是又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人们向来是这样看的。我们越往前进越远离目标，越感到前途暗淡。我们能像其他的预言家或许也如他们的先行者煞费苦心所保证的那样，达到我们的祖先都没见到和想到的那种十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或者只能进入到间歇发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染上老百姓熟知的不治之症吗？至于我，我既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又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这一长期的旅程。我已为多次迎接总是迟迟不来的轮船的到岸而累得疲惫不堪。我经常自问：我们长期以来寻找的安定的土地是不是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永远要在大海上飘荡！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是同我的科学院同事、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安培 【3】 一起度过的。他来看我在这场骚乱中遇到什么危险，然后让我准备晚餐。最初，我想同他谈一谈我的苦恼，以减轻自己的思想压力，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他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安培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心地善良，为人温柔诚实。他待人宽宏，赢得人们的喜爱。他喜欢与人进行丰富多彩的、富有智慧的、妙趣横生的、嘲讽时事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时而加上一些小小的挖苦话（其中每一句都不是大声说的，但是） 【4】 ，都能使人听来不太刺耳。遗憾的是，他总是一贯把沙龙精神加入文学当中，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当中。我所说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就是重视新奇的东西而轻视实在的东西，偏爱有兴趣的描写而不太爱实用，喜欢琢磨演员的演技和漂亮的台词而不太注意全剧的效果，最后是主要根据印象而不是依靠论据作判断。我没有必要说其他院士也有这样的怪僻。其实，各国人民都多少有这种怪僻，而法国人则是大多数最常像文人那样对政治进行判断。安培为人宽宏，但从未因为他领导下的同事软弱而结成终生的小圈子。他非常轻视已被革命打倒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最近曾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 【5】 ，使他强烈愤慨。他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憎恶，特别是他对他们的法国友人的憎恶，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对自暴自弃的人恨得要死，但他的内心并不是伪君子的那种嫌恶。实际上，伪君子对他恨之入骨，残酷中伤，而他当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也没有必要以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燃起反对他们的盲目的排斥异己的烈火来证实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称安培是一位基督教徒，不是根据他的信仰，而是根据他的人生目的、爱好，而且也敢说是根据他的气质。安培看到曾为伪君子们 【6】 殷勤服务的政权倒台，心中感到轻松慰快。他在来我家的途中，从起义者身上看到大公无私，甚至宽宏大量和勇敢的精神：他被人民群众的激情征服了。

    我看到他的情感不仅不与我的情感一致，而且完全相反。这种看法一产生，我便一股脑儿地把当天早晨开始就积压在心中的一切义愤、苦恼、激怒的情感倾注在安培身上。我当时说话的口气很粗暴，后来想起时有些后悔，但他与我有这样的诚挚的友谊，也只能原谅我了。我当时对他说：“你对事情的经过一点也不了解，你是用巴黎街上看热闹的人和诗人的眼光判断发生的事情。你把这称为自由的胜利，但这是自由的最后败北。告诉你，被你如此天真地赏识的民众，正向人们显示他们既无能力又无资格享受自由生活。你说说，经验教给了民众一些什么？经验向他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美德？这种美德又清除了一些什么旧的恶行？我告诉你，什么也没有，一切照旧。还是像他们父辈那样没有耐性，那样不动脑筋，那样轻视法律，那样固步自封，那样冒险蛮干。时间前进了，但民众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在重大的事件当中悠闲自在。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忙于琐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等待将来的高明而正确的判断。可悲，到那时候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