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讲 结论（终）

见，通过论辩，让这些意见彼此相对。而今天，有赖于实验方法，我们能够直接对事物进行推理，不需要任何中介。新的论证形式已经出现。一种新的逻辑训练也已经有可能了，而这种训练正是由科学生活本身所产生的。为了对这种训练加以系统地组织，尽可能得偿所愿地获得丰富的收获，还必须让教师意识到它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只限于讲解自己负责的那门科学的具体成果。他还必须并且首先必须说明产生这些成果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大脑的运作、逻辑的机制。科学的方法论今天只是在哲学班上才有所涉及，但它不应当脱离各门具体科学的教学。一方面，只有实际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具备向别人讲清楚这门科学所使用的方法的必要能力。另一方面，要想让学生们真正地理解这种方法，就只有让他们看到它的实际运用过程，在向他们说明这种方法的同时运用它，训练学生们亲自去实践它、采用它。因此，得靠教授科学科目的教师讲授自己使用的方法，支撑这些方法的推理过程，以及它们所依据的那些原则。不幸的是，我们太清楚不过了，在这个领域里，一切都还有待进行。

    对这种推理能力的训练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研究物质方面的事情，还可以用来研究人本身。实际上，人们已经越来越坚定地确立起这样一种观念：人不是一个世界中自成一体的一个世界，不是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着一块真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人的领域看成是一块自然的领域，当然也有它独有的特征，但这就好像生物领域和物理领域、化学领域相比较有它的独有特征一样，和其他自然领域服从同样的基本法则。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要理解这块领域，也就不存在什么地位特殊的特别程序，没有什么神秘的通路，可以使我们无需经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自己研究中不得不走过的那些艰辛曲折的道路。如果说人的现实和所有其他现实没什么两样，那么要想发现它的法则，就不能只是转向我们的内心，寻求内在的中介，做一些演绎的推论。相反，必须以观察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同样的方式来观察它，也就是说，从外部观察它。我们必须去做实验，必须利用归纳，或者说，如果在实践当中不可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方法，我们就必须设法确立客观的比较，能够发挥同样逻辑的功能。

    这些新方法，以及产生这些新方法的关键观念，在具体科学的学校里，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除此之外，还能在什么学校里学到呢?一切都表明，事实上，虽然关于物质的自然的研究和关于人的自然的研究之间依然被一条鸿沟所分割，但这条鸿沟现在无非是注定要消失的残余。有朝一日人们会认为，如果想要教育出一位历史学家或语言学家，而不首先对他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入门学习，是一种十足的失误。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我们也必须力争加快它到来的步伐。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对于我们自身，有必要采取和科学家对待事物一样的态度；我们必须在公立中学里训练我们的孩子养成这种对待人世的根本态度。对于所有真正的人文教育来说，一种严肃的科学教育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因此，各门科学的学习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所充当的绝不是一种外来侵入的异在元素，绝不是一个外来者，一种对体系结构的威胁；实际上，对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占据着彻底的主宰地位的旧式人文主义教育来说，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补充，一种至关重要的元素。尽管它以外部的世界为取向，但它之所以将我们拉出我们自身，也只是为了把我们带回自身，不过在带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用弥足珍贵的深刻见解武装了我们，丰富了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两类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相比于人们已经对此做出的结论中可能表现出来的程度，这种连带关系甚至更加密切，因为它是交互性的。正如我们刚才看见的那样，自然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类；而且，对于人事的研究不仅本质上是不可或缺的，还是对于世界的研究的一项必要准备。

    实际上，从实证科学的实践活动中浮现出来的逻辑训练并不是自足的。它还得以其他更基本的东西作为前提，这种东西要从另一种来源去寻找。要想通过自然科学的入门有所斩获，必须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思维有了一定的主宰能力，必须已经养成了一定的才能进行清楚、明确、连贯的思维。这就要求在科学方面的教育之前就必须开始一整套另外的教育，并且在开始科学教育之后，还必须有许多年同时进行这两种教育。

    我们的心智所看到的思维，很自然表现为全局的、混杂的形式。它不是一系列井然有序的明确观念，不是一环紧扣一环的链条；相反，我们同时体验到种种不同的表象，它们相互散乱交错，所以我们无法说出它们各自的明确分界。它们是那样密切地交缠在一起，以至交换了各自的属性。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感状态，都会对当时填补着我们的意识的那些观念添上一份自己的色彩，乃至任何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喜是悲，就得看我们自己当时是感到欢乐还是忧伤。留下的印象也是变幻不定，就看之前刚刚留下的那些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对比法则。一个客体对象有可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的形象，就这样和我们正在体验到的感觉混杂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混合的整体，不可能从其中分辨出哪些来自于过去，哪些又得自于当下的经验。

    这种模糊性在孩子身上体现得最为强烈。他没有能力分辨出每一种感觉，甚至没有能力将它们确定在具体的空间位置上。因为这种含混是根本上的，它始终内在于思维的自然运动之中。当我们思考一个主题或者问题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大量含糊不清的观念，是合成在一起从而相互混杂的许多表象。与此相反，组成逻辑思维的则是一些明确的观念，能够阐述为一些界定，这些界定勾勒出它们与和它们有关但不同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并且通过这样一种限定，避免了混杂和互渗，避免了种种受非逻辑性沾染的迹象，这种非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含混不清。所以说，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在自然状态下的自发思维和反思、自律、自觉的逻辑思维之间，存在着固有的鸿沟。那人们如何能够弥合这种鸿沟呢?

    主要借助的就是语言。是语词把种种区辨引入了纵横交错的种种表象，因为语词是互不相连的，有它确定的个体存在，有它明确的界限。我们要想借助语词来表述自己的观念，就必须将它们一一分离开来。我们必须驱散笼罩着自己思维的那种天然的模糊，把组成这种思维的各个元素一一拆解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对思维的一种暴力；它去除了思维的天然属性，肢解了思维，因为它用互不连续的术语来表述本质上相互连续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说，我们从来不曾真正充分地表述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语言对于意识内容的转译只能是近似性的，就好像只能用一系列的数来近似地表述几何大小的连续变化一样。当然，如果认为必须让语言来包办一切，语言是唯一能够带来清晰性、明确性的因素，那也是非常错误的。把握含混一团的思想，把它分离出来，把能够控制的所有的光都汇聚在它身上，照亮它，以便能够点明它所包含的那些未曾觉察到的要素，这些任务都责无旁贷地落到意识的头上。这种关注和汇聚在所有思维分析中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工具。不管怎么说，如果这种分析的结果不通过语词加以固定，就仍然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快就会消散，思维又会回到它原初的含混状态中去。这是因为，语词赋予这些结果一种连贯一致的个体存在，使它们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了清楚明确地进行思考，单单分析我们的观念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我们已经拆解开的那些不同的元素重新拿回来组合，重新构建它们所属的那个天然整体。这种重构并不在于站在外部机械地拼装各种东西，因为这些思维的断片都是一个鲜活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它们同声响应，同气相求，相互契合，彼此融会。在它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这些关联可以并行不悖，比如共变关系、互赖关系、因果关系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曾掌握语言的技巧，掌握动词变位、语法呼应、结构规则，甚至包括表述这些关系的特定用语（比较明显的就是连词和介词），又怎么能够让自己以算得上明晰的方式看到这些细微之处呢？

    如果我们认为是语言把明确性和逻辑组织引入了我们的思维，那么，要想让孩子养成习惯，以逻辑的方式区辨和组织自己的想法，语言学习显然就是最好的方法。通过让他考虑各种语词、意义和语法形式，我们可以最好地训练他以清晰的方式去思考，也就是说，把握思想的各种要素和关联。这一点正是语言练习所提供的重大贡献，在我们的课程里依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典语言能够提供特别的好处。恰恰是因为古代的人们在时间上与我们相隔遥远，他们分析自己思想的方式也与我们自己的方式相去甚远。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拉丁文和希腊文能够特别有效地刺激这种特定的反思。法语词，英语词，甚至德语词（这也是极为常见的情况），常常会有精确的重叠，至少在具体实例的一般性层面上是如此。而这种重叠的现象注定是会不断增加的。结果，人们可以很容易就将一种语言中的用语移植到其他语言中去，并且几乎是毫无意识的。而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这方面，学生要想清楚地理解自己从法文译成拉丁文或拉丁文译成法文的词语所表现的思想，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单单这一点，就可以训练他精细入微，养成追求明晰的习惯。与此类似，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希腊文和拉丁文译成法文或从法文转译的实践练习，由于这两门语言的语法和我们的语法非常不同，也会迫使孩子始终进行逻辑分析。他必须始终清楚地意识到观念之间存在的种种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是通过语法形式表现出来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拉丁文和希腊文是不可替代的。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些富有价值的东西来替代这些古典语言练习的。但不管对这一点人们已经说过些什么，我并不认为我们对活语言过于自信。原因首先是我刚刚指出过的，也就是说，这些语言和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出一源。因此，使用直接教学法把翻译和作文练习降到次要的位置上去还是有理由的，并且根据定义，也几乎排除了一切置换练习。不过倒是有可能特意设置一些系统的、反复演练的词汇练习。为什么不训练孩子对自己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他各个年龄上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让他明确自己使用的词汇，刺激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始终对自己的想法有清醒的意识。不仅如此，这些练习如果不是杂乱无章地进行，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他所留心的语词将根据它们的词源关系或者意义关联加以合理编组，视具体情况而定。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必须采用。我们需要怀着这个目的去创立一整套学科，至于它的原则，我还只能是做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能够循序渐进，统筹贯彻，就能够从它那里取得最大的收获。

    与此类似，我们需要的不是古典散文翻译所要求的那种按部就班的逻辑分析，而是诉诸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分析方面的反复练习，只要这种联系不是完全的枯燥、盲目和机械。最具有启发意义的，莫过于让孩子们理解一个命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句子是怎么写出来的，它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彼此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某些要素怎样受到其他要素的牵引，有些要素是如何成为主导一方，其他要素又是如何成为被主导一方。我们应当通过反复的练习，在孩子们身上培养这种理解；不管怎么说，重复本身不会使得智力的练习变得单调乏味。简单来说，文法的修养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就应当恢复它曾经在我们的学校里占据的位置，这种位置它已经丧失很久了。

    这些初步的练习只是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走过的。我们必须从句子和命题过渡到段落篇章。我们必须让孩子接触到一篇比较复杂成熟的作品，鼓励他把这篇作品的各个组成要素逐一分解开来。他在历史或其他科目中所学的课程，也应当本着同样的目的来进行。这些课程的设计应当让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内部的组成结构。首先，我们应当开始就把这种组成结构告诉给他，但不是通过浓缩的从而是难以消化的概要，而是借助清楚地展示思想维系在一起的方式的计划；另外有些情况下，我们会鼓励学生自己来发现这种组成结构。一句话，在早期教育阶段，我们必须始终扩大机会，让孩子分解并重构自己的思维，把这个作为我们的首要关注。这样，我们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完成正确的文体练习。这是因为，首先应当把文体的训练理解成分析和逻辑综合的一种比较复杂的练习，而不是一种教会学生写出优美、雄辩的东西的手段。如果说我们需要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来叙事，还不仅是想让他可以知道怎样以优雅得体的方式表达自己，而首先是因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能够教会他清楚地说话，这是语言在精神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所造成的。养成清晰地思想的习惯，是学习科学的一个前提要求，因此，文体方面的训练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显然不逊于所谓的“文学”教育。正因为这样，文体的学习，也就是文法和语言的学习，构成了所有教育的共同基础。

    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等教育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什么是这种整体性的来源，那就是人。所有的教育都必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一点人文主义者理解得非常充分。但不管怎么说，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和这个世界相脱离。因此，人事方面的教育必须以自然方面的教育为前提。因为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邻居，而且是近亲，因为人在自然中生存，从自然中而来，所以这两类教育不单单相互补充，而且还相互渗透，彼此作用和反作用。它们彼此鼎力相助，所以自然的研究在语言的研究（这东西首先是属人的）那里找到一种至关重要的准备，而人的研究也在自然的研究当中找到自己必须知晓的一些关键的观念和方法。所以说，即使这两种学科的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即使在一些具体实例里可能各有侧重，即使可以就此在学术体系中引入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也仍然没有任何教育能够忽略这种或是那种学科。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教育应当是百科全书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从我们的学术演进的源起开始，通才培养的观念就一直非常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不可能认为这种观念纯属幻念。它所回应的是一种十分深刻的见解，就是说如果不对产生部分的那个整体有一定的了解，就不可能理解部分。不管怎么说，只有一种形式的百科全书式知识是既可取又可行的，但不是拉伯雷之类曾经梦想的那一种。如果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主要内容都塞进年轻人的大脑里，是再浪费时间不过了。但有一点倒是可能的，那就是让他们的头脑熟悉各种不同的知识立场，有朝一日，当他们面对不同类别的事情时，会需要具备这些东西。在这些前提下，百科全书式教育的心气就不需要太高，负担也不需要太重。

    就这样，我们很自然地得出了那个说法或准则，可以总结这种教育理念，可以当作我们的结论。我们的目标肯定不是把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完美的多面手，而是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培养出全面的理性能力。被拔得最高的那种人文主义，在波尔罗亚尔、奥拉托利会及其仿效者那里的笛卡尔式人文主义，就是以塑造理性为己任的；但那是一种数学家的理性，只会用简单化、理念化的形式看待事物，把人化减成清晰的思维，把世界化减成它的几何形式。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必须培养理性主义者，也就是说，培养关注思维的清晰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必须保持笛卡尔主义的立场。但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是一种新型的理性主义者，虽然知道万事万物，不管是属人的还是物质的，都非常复杂，难以归约，但他们依然能够坚定地直面这种复杂性。必须继续训练我们的孩子学会清晰地思考，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本属性。它是我们的国民特性，我们的语言和文体的种种特性都只不过是它的结果。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将简单的观念组合错认为作为整体的现实，必须更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无限丰富性，必须理解到我们所能做到的对于现实的思考，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并且始终是不完善的。这应当成为一种三重修养的培养目标。蕴含这种三重修养目标的教育，关注的是通过一些最为有效的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按照我们已有的界定，这三重修养就是语言的修养、科学的修养和历史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