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大学中的辩证法教学

能够合乎理智地运用这种规矩，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论辩应该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应该始终遵从于什么样的目的。一旦它成了一种习俗，一旦它被赋予了习惯的权威力量，就往往会机械地履行自己的功能，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练习所指向的目标，仿佛它就是自己的目的和根据。它成了一种盲目崇拜的对象，为种种歪曲和过度铺平了道路。任何一种教育惯例，就其日复一日的运作方式而言，都是很容易遭到嘲笑的。实例教学课原本可以大有收获，不也常常蜕变成空洞的言语练习吗？像裴斯泰洛齐 注134 这样的老师，把时间都浪费在让他的学生数旧挂毯上有几个洞，或者让学生对他们完全熟悉的东西进行命名或描述（裴斯泰洛齐也因此受到批评），嘲讽这样的老师不也很容易吗？然而，一种原则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误用，却绝不能证明这种原则本身站不住脚，因为它可能是一项非常棒的原则，能够产生有益的效果，哪怕有些人对它的使用是不得要领的，是过度的。如果说论辩确实服务于什么宗旨，如果说它们确实顺应了什么需要，那么，它们所招致的所有过度、所有荒唐，都不足以让它们遭到彻底的谴责。必须根据论辩惯例的内在价值来考察它，评价它。史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历史上出现的巨大的教育偏差，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所相信的那样。但是，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这种惯例在欧洲的教育中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单凭这一点，这种假定就几乎没有什么根据了。

    实际上，这种惯例远不是一些奇特而短暂的信念所造成的偶然结果。为了充分理解这种论辩惯例都包含哪些内容，具有怎样的教育价值，我们最好回到亚里士多德，他对论辩的概念做过清楚的分析。当然，不能说中世纪之所以会如此实践论辩技艺，只是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对它的描述。如果说这个时代的人在论辩上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那并不只是出于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忠信，对它的权威的敬重；而是因为论辩的惯例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定需要与要求。而理解这些需要与要求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看看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因为他构建了一套关于论辩技艺的理论，而中世纪并未增添任何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识的作用、实质和存在理由就在于证明，就是搞清楚事情的依据。但是，即便说没有证明就没有真正的学问，也不等于说所有证明都会导出真正的学问。只有有可能确立必然的关联，也就是具有不容反驳的说服力的关联，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够不自相矛盾地否认它们，这样的学问才配得上称为真正的学问。这种关联的最佳例证就是数学命题所表述的关联。但是，这样的命题又是如何得以确立的呢？只有当我们分析命题中凸显出来的某一个项，在其中发现有某种属性或构成元素，必然蕴含着另一个项，形成了与它的某种统一性，这样我们才能确立这类命题。比如，我们有理由说，三角形的所有内角之和必然等于两个直角，因为在三角形内角之和这个概念里，我们发现有一种内在固有的属性，使这些角的安排形式可以恰好叠加在一个T型上；反过来说，从任何一个T型中，也能够得出一个三角形。与此类似，如果我们知道，日食概念的意思是说日面掠过了月面，我们就可以说，日食必然是一个发光表面被掩映的结果。显然，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数学证明为所有的科学证明树立了典范，所有的科学都只有在分有数学本质的意义上，才真正称得上是科学。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如此明显的具有排斥性的观点。

    但这种类型的关联绝不是始终有可能确立的。当我们探讨数学中的概念时，可以开展诸如此类的证明，因为这类概念非常简明，拥有的属性和构成要素就那么几个，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自己构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对这些概念了然于胸；我们知道它们包含什么，从而可以很容易在这些概念中找到一个中间项，充当自身与另外某个项之间的纽带，使第二个项与第一个项之间产生不可分割的关联。但是，当我们探讨的东西只是通过我们的经验才被我们所了解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样的东西要么联系着经验世界，要么联系着道德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观察和归纳来确立统一关联，而后面这些程序哪一个都不能产生必然关联。即使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A与B始终相维系，也绝不能从这个事实推出，A与B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即使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天鹅都是白天鹅，也绝不能从这个事实推出，天鹅都必然是白的，或者说黑天鹅这个概念就一定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是不是等于说，我们只能注意到这种关系，而对它们何以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毫无了解，也根本没有任何手段去知道它们是否确实属于必然关联，哪怕它们再怎么具有一般性，也只不过是一系列多少属于频繁发生的偶然事件？有一种论证式的立论，它的性质与价值都不同于严密的科学证明，但它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种手段能够为我们提供严肃的依据，确定或否认关联属于必然关联的可能性。方法如下。

    假设有一命题：“骡子不能繁殖。”我们每一天都会借助观察来验证这项命题。但关键在于要了解它是否是一项必然真理。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在骡子的本性中，是否有什么决定了它必然不能繁殖。为了给出这种严密的证明，我们不得不在骡子的概念本身中去寻找不能繁殖特性的致因。由于骡子是马与驴配种的后代，我们需要考察马和驴各自的专门属性，考察它们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构成，以此作为证明的起点。然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考虑到我们现有的知识状况，这样一种严格证明是不可能办到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找到某种特性，它也为骡子所拥有，或许能对我们的问题有所启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骡与母骡的交配是不同物种的两对亲本之间的交配，因为无论在公骡身上还是在母骡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物种的亲本，而它们就是这两对亲本的后代。同一物种的两个亲本是不可能繁殖出与它们自己不同的物种的，因此，只有把公骡与母骡看成是属于同一个物种。另一方面，属于不同物种的两个亲本又不能孕育出一个与它们各自物种相同的动物来。而这项法则也适用于公骡与母骡，因为它们的交配被视为类似于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的交配。这样一来，公骡与母骡既不能生育出属于它们自己物种的后代，又不能生育出属于其他任何物种的后代。因此，它们必然是不能生育的。这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政治学。假设我们在考察政府是如何导致了自身的覆亡。如果我们从分析政府的概念与覆亡的概念着手，难道就不能取得丝毫进展吗？我们已经知道了政府是如何使自身得以维存的。那么好，对立的因素也会产生对立的效果，而维存正是覆亡的对立面。因此可进一步推出，不管政府得以维存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就是导致政府覆亡的原因。所以，可以把支撑这种论证方法的原则表述如下：我们先不分析我们想要分析的特定概念，也就是那个滴水不漏的依据，单凭它就可以来确定关系是否属于必然；而是用与最初的概念有关联的一个或一些其他概念来代替，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验证一些特定的命题，然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把这些命题用到最初的概念上去。

    这样一种程序能够产生绝对的确定性吗？当然不能。相反，很显然，原本只是参照更为一般的案例而确立的那些命题，如果就这样拓展到具体的案例中去，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有相当大的误差。方才我们复述的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它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太一般了。它适用于所有的杂交品种，事实上，有些杂交品种是可以自我繁殖的。我们可以从这种程序中推断出来的所有命题，都是些似真的或然命题，加以理智的思考，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这一点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一种似真命题的反命题也可以显得同样的有道理。与我们上面举例说明的这种论证类型不同，还可以提出一些反面的论点，而它们也同样值得关注。那么这是不是等于说，上面这种论证毫无价值呢？当然，如果我们说一个命题似真时，意思是说它只是从外在的表面来看是真命题，那么情况可以讲是这样。但是，人们对似真性的理解与此有很大不同。如果一个命题即便不具备直接的自明性，但成为真命题的机率却很大，它就是似真的。这种命题尽管没有让人相信的决定性依据，但确实有充分的依据。同样，诸如此类的或然性也不可能不包含真理的某些部分。因此，它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每一个命题都取决于如何去使用它。

    由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同样具有或然性的命题，但是其中有些命题是相互抵触的，因此，我们显然不应该仅仅凭着根据这些命题引出的推理，就接受其中哪一项命题。相反，应该把它们与其他论证似乎支持的那些与之冲突的观点相对照；必须将它们彼此对比，比较它们各自依赖的论证。一句话，必须把它们交付论辩。正因为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才会在每次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都遵照一种严格的方法论规则，将自己前辈们就这个问题已经给出的不同的解决方案放在一起，逐一考察。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些解决方案与自己的放在一起，同时加以考察。换句话说，他就可以让它们展开论辩。实际上，他经常就自己的命题想出一些自己的反对意见来，与假想的对手展开论辩。可是，这样一种对照，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私下的思辨中开展，而是在公开的外在场合，在公众的瞩目下开展；如果它不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与那些理论上的对手展开论辩，这些对手说到底只能以我们给予它们的声音说话，从而多少也只能是说些我们根据自己的热情与偏好而想要它们说的东西，现在，我们却是与有血有肉的现实中的对手进行坚决的论争；换句话说，如果在公开论辩中，我们与不同意见的捍卫者短兵相接，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对照，难道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吗？这样一种活生生的论辩，难道不是构成了一种更为合适的方法，可以揭示所讨论的种种意见真正具有的抵抗力，从而也揭示了这些意见各自具有的相对价值吗？对于有些事情，我们只能得出一些似真的意见来。在这些事情的领域里，论辩与论证看起来就是用来追求真理的一种正确的方法程序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当然，它也是需要小心应对的武器，很容易会使用不当。人们会只想让敌手难堪，就使出这种武器，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只具有似真性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它纯属诡辩。但是，人们也可以是本着真诚善意来使用论辩，脑子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真正地操习辩证法，因为辩证法这种技艺，正是要以富有说服力的方式，论证似真的命题。鉴于论辩是这种技艺实践的一项基本程序，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项技艺也就是论辩的技艺了。

    这样来看待辩证法和论辩，也正是中世纪时候对这两者持有的观点。事实上，你必须小心，不要把辩证法与论辩当作同义词，也不要认为在中世纪，辩证法被视为通往知识的道路。恰恰相反，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不可能存在的地方，才会出现辩证法。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探讨充其量不过是或然命题、似真命题的事情上。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去理解，中世纪在学术生活和思想生活中为论辩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论辩的主题的，只有那些不可能进行严格证明的事情才可以拿来论辩。问题的实质绝不是用论辩来取代证明，而是在严格的证明尚未穿透到的地方，用论辩来辅助证明。无须深入就不难看出，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情来说，讨论其实是在我们掌握的程序中唯一能够用来区分并看清有可能吸引我们支持的形形色色观点的，我们就此可以理解，中世纪的学校里为什么会演练论辩与讨论的技艺；你甚至一定会想见，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里，它都注定要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还有待考察，就是论辩技艺在学校里的操习为什么会这么具有排他性；为什么它被视作培养一种逻辑思维能力的至高无上的教育技术；一句话，为什么它获得了一种多少可以说是彻底的垄断地位。答案显然在于，在那时候，属于或然性、似真性的领域看起来要远远大于由证明与严格论证主导的领域。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两个领域之间，这两种思维范围之间，这种相当失衡的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揭示出差异的这种失衡性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那么我们就不该再认为赋予论辩的那种重要地位是非同寻常的。有一桩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事实：亚里士多德本人几乎完全使用的是辩证法的方法，以及作为辩证法基本要素的讨论方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只在构建三段论学说时使用了严格证明的方法。因此，辩证法与论辩的主宰地位的基础，并不是中世纪思想方面某种偶然的事实，某种一时的偏差，而肯定是深层因果因素的产物。那么这些因素又是什么呢？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去评判这种被大加贬毁的教学技术。到那时候，我们不仅可以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它发动的那些猛烈的批判，而且可以欣赏到它的适宜之处，并且还可以考察它们在取代了自己所挑战、所反对的那个教育体系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