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学院（终）

庭，聚集在这些思想中心的周围求学：这样就有必要创造一种道德环境，对于那些最年幼的孩子，可以代行家庭的环境。最早出现的学院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它们的功能主要是住宿，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但是，这些学院，这些宿舍，起先是对那些学校起一种辅助性、补充性的功能，而今却把它们吸纳到自己里面来，这个转变绝不是必然的，甚至也不是它们想要的。发生在第二个阶段的就是这种吸纳的过程。是这个过程赋予了我们的膳宿教育体系独特的性质，并进而赋予我们的学术体系独特的性质。那么，它又是如何得以发生的呢？

    一谈起这种体系，要想描述它时，有一个词很容易就到了我们嘴边，这个词就是“claustration”。 注120 实际上，在照此理解的膳宿学校教育与隐修会的起居制度之间，的确是有某种无可否认的相似性。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是后者激发了前者呢？全膳宿制难道不就是隐修院观念的延伸，也就是通过一种自然传播的过程，从宗教领域延伸到学术领域吗？有一样事实往往会使这种假设显得很有道理。最初一批重要的学院正是一些神学院（索邦、纳瓦尔）。13世纪以后，神学不仅在修道院里被教授，而且最主要是在那里被教授。1253年，12个神学教席中有9个位于修道院里。实际上，学生们发现这些修道院学校有着种种的便利条件，从而使它们相当有吸引力。因此，最初创建的世俗性神学院就是以修道院的组织方式为原型，来塑造自己的组织的。全膳宿制不正是一种自然的手段，以整合一体的方式实现了基督教的教育观念么？我们已经注意到，有鉴于我们所认为的教育宗旨（即一个人整体人性的形塑），基督教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完全把孩子包裹在这样一个体系里，不仅将控制他整个的思想存在，而且将控制他的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以便有能力更为充分、更为深刻地渗透到他最深层的本性，防止其中任何一部分摆脱掌控。

    但事实上，在13、14世纪，牛津和剑桥就已经有一些大学与学院，尽管那时候的英格兰依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尽管托钵修会也在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法国式的全膳宿制教育从未在那里落地生根。这就表明，这种说明本身并不充分，只说出了一部分道理。因此，不能单从基督教观念的一般性使用来说明这一体系，而得由我们民族气质的某些特殊性来推断。那么这种特殊性又可能在何处呢？

    要想逐步达到真理，或许我们首先得注意到，在英国的学院与我们的学院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不是逐渐缩小，反倒是越来越大。在牛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牛津大学的，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巴黎，这些学院不久便陷入对于巴黎大学的依赖状况之中，这种依赖尽管开始时还比较温和，最终却变得非常严重。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最初的那批学院依然保留着最初典型体现在私人会馆里的那种民主品格。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那些由学人来选举院长的地方，这种职能也被化减为纯粹的仪式，也就是说，为了切实生效，必须经过巴黎大学当局的核准。无论如何，这种特权始终只是个别情况，更有甚者，它还很快便销声匿迹了。我们看到，艺学院很早就派给自己如下权利：监管学院的内部生活，修订章程条令，考察校长、院长以及其他官员行使自己职责的方式，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学院成了巴黎大学所属的学院。就举一个例子，1362年，巴黎大学强行变卖一所已经深陷颓势的学院〔君士坦丁堡学院（collège de Constantinople）〕的院产。诸如此类的干预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法权依据，实际上，学院的创建者们并不想让巴黎大学对他们所创基业的命运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而巴黎大学却常常对这种明确的倾向报以蔑视的态度。不过，巴黎大学倒也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劝诱顺从的手段。鉴于学院院长及其下属都是巴黎大学主体的成员，巴黎大学可以开除其中的反叛者。这种威慑强大有力，足以确保其干预不会遭遇到任何抵抗。

    巴黎大学的这种干预已经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防止了宿舍循着自己的真实本性发展下去。由于这两种机构类型各自的要求之间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那么它们原本应该可以独立地遵循各自的发展进程，而无须割断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巴黎大学开始插手学院内部的事务，并且是如此直接地插手，混合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而随着诸如此类的干预变得愈发重要，混合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彻底，还产生了种种的冲突与纠葛。宿舍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性，为了履行自己的教育职能，需要一种像家庭那样柔韧可塑的组织，从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势，根据自身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根据学生的性质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改变自身，并且使自身多样化。宿舍需要自我调控，以便具有充分的灵活性，符合自己所面对的种种情景下多变的要求。与此相反，来自巴黎大学的压力则完全趋向于将所有的学院都交与一种千篇一律的管制。就举一个例子，1452年通过的一项条令，甚至用法规的形式来管制提供给宿舍成员的食物的质量、价格以及分配方式。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当一个权威团体，不管是哪一个处在权威地位上的团体，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实行严格的管制，当它倾向于让一切都遵从一种单一的规范，那么，对于任何不符合规则的东西，对于任何出自一时之念或大胆想象的东西，它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任何有可能扰乱既有秩序的事情，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必须予以避免。而对于已经行诸法令的课程体系，选课的偏向也必然会与之格格不入，因为这种偏向很容易酝酿某种无序状态。有鉴于此，当局竭尽全力限制自由以压制这些选课偏向。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倾向，要强加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尽可能不给不合规矩的表现留出空间。这样一来，一旦学生搬出了学院，就不再像还在学院里时那样容易被监督与照管了。墙外的生活不可能再是那么备受束缚、按部就班，被迫遵从规范。而一旦解脱束缚，那么就只会尽情舒展了。因此，几乎完全不可避免的是，被准许短期离开学院的人将会充分把握机会，纵情放肆。但可以肯定，有些人首先认同的是生活中的自由与多样性，他们会觉得这种表现绝对值得宽恕；而在那些非常注重一致性的人看来，这样的表现可就很让人震惊了。所以，当局会全力约束这些过分的表现。慢慢地，短期离开学院者的一切机会都受到了压制，包括公开辩论、游行和校外体育运动。实际上，艺学院常常禁止院长们在外出散步时把学生们也带上。这种发展趋势的逻辑后果便是将所有的教学都转到学院内部，从而建立起一套彻底的全膳宿制体系。

    所以，法国的膳宿制就来源于这种过分热衷于整齐划一的严格管制，而15世纪时的大学则渗透着这种无与伦比的强烈激情。但是，这种激情本身又来自于何处呢?很清楚，它肯定是来自我们历史上的某种特殊性质，从而也来自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某种特殊性质。而现在看来，或许再没有什么特性能够比我们的政治中央集权化的极端早熟与强度更独特、更彻底地体现我们的特征。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早就拥有了一种牢固确立的中央权力。从15世纪末以后，各项封建制度就开始逐渐消失了；多如牛毛的封建小邦开始混合成一个整体，就是法国这个国家。王室开始将所有的权威都统揽到自己的手中。当然，这场运动发生得非常缓慢，涉及面也不那么广泛。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欧洲社会会对自身政治与道德上的统一性有如此强烈的认识，不仅如此，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在法国，两个世纪之后，会爆发一场革命。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巴黎在这段时间里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城。而政治的中央集权化必然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整个国家确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而它本身就倾向于增强这种统一性。事实上，王室的所有努力，整个的宗旨，正是要抹平国家内部在道德方面的多样性，强行统一复杂多样的地方制度，确立通行于社会各阶层的单一法典与伦理。正是在中世纪，生活表现为一幅复杂而不规则的镶嵌画；待到君主专制时代到来，一切就都被一体化、规则化和简单化了。

    不仅如此，社会机器达到了这等规模，显然只有当包含的所有齿轮都协调运作，按部就班，服从明确的控制，才能发挥功能。但是，一旦对于管制的习惯、对于秩序的激情都这样被移植到社会有机体的核心当中，就必然会将自身从那里传播到每一个器官，每一种形式的公共活动，由此成为民族性格的一种特性。国家当中的任何机构，哪怕是一种私人的机构，都不可能避免分享这同一种心智态度，服膺于这同一种驱动力，而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这些机构有助于其生产，因为它们就此受到它的影响，而集体性的冲力更加剧了这种态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不无道理地认为，这群人本质上就具有组织性，而实际上，他们本性上并不就倾向于系统性的组织，只是在具体情境当中选择了这样做。这是因为，当生活可以自由地流动，不必非得追求某种预定的进程时，便有着种种不规则性，它的歧异性质，它的那些变幻莫测、难以预期的形式，这一切都让法国人的心智觉得难以协调，所以我们要尽自己的最大可能，用具体的框架和明确的范畴，对人与物进行分类。不仅如此，这还关系到我们对于明晰的偏向，对于独特性的喜好。这是因为，将秩序强加到心智生活之上，和将秩序强加到社会生活的实质之上，这两种需要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了我们所关注的那个特定问题，从而为大学对其学院的态度提供了一种说明。我们把重点放在了15世纪，因为在这个时期里，教育最深地陷入了膳宿制隔绝状态。在这个时期，王朝即将实现最大限度的统一，获得最大限度的权力：在不到一百年后，它将会达到自己的巅峰。如此看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学这个巨大的法团，与国家有着频繁而直接的接触，而它的根源又直抵中世纪社会的最深处，原本就该被这种有序的精神、组织的精神、严格管制的精神所促动，因为这样的精神是普遍渗透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机构中的。所以，它不会爽快地放手让学院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因为它倾向于强加给它们一种整齐划一的单一体制，防止并矫正对于规则的冲犯或偏离，而无论这种冲犯或偏离是多么地微不足道。最后，膳宿制因此才会这样的绝对，它是这种一致性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大学允许其宿舍有更大的独立性，如果说它们的膳宿制发展得不那么严苛，那是因为它们未曾那么急迫地感到需要塑造一种合乎逻辑、全面系统的秩序；同样，它们之所以未曾感到这种需要，是因为它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同等的中央集权程度。

    膳宿制就这样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了根。我们根据依然活生生的记忆，常常希望把膳宿制归到第一帝国 注121 的头上。毫无疑问，在第一帝国时期，膳宿制重新受到人们的尊崇，甚至是进一步增强了。但是，这个事实只能是证明了我们刚才提出的说明。第一帝国难道不正是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最高体现吗？法国人对于秩序的偏爱、对于行政管理分类的偏爱，不正是在这段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吗？无论如何，要说膳宿制是在这段时期被引入社会有机体，可不符合事实。数百年来，它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从我们的社会构成步入成年，具备在我们大部分历史上一直维持着的那种形式开始，膳宿制就一直是我们社会构成的内在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它是那么难以根除。在我一直试图描述与说明的那种心智状态的影响下，膳宿制最终在我们眼里成了教育的自然框架。试想，那种特定的所谓“高校”（grandes écoles），很久以来就取代了业已消失的大学，行使着高等教育的功能，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还几乎都是膳宿制的机构，其中有许多至今还保持着这个特性。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揭示出膳宿制在何等程度上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绝不是要宣称这种制度是必要的，或者说要去证明它的正当性。相反，可以很肯定地讲，产生这种制度的那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病态的。实际上，我们有各种理由认为，我们的道德与政治上的集中化与一体化发生的方式很有些过分。国家要想牢固地确立自身，原本不需要发动如此广泛的齐整化运动，无须破坏国家中等教育中所有的多样性，也无须成为唯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总之，我们原本无须走得那么远，把生命搞成这些非人化框架的囚徒，也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政治上统合一体的民族。我想要揭示的就是：膳宿制只不过是一种本质状态或状况的特定征候。要想改变它，仅仅仰赖个别立法者的意愿是不够的，不管这种意愿是多么地强劲有力。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民族性情。我们必须重新找回对于一种自由、多样的生命的喜好，还有这种生命中所有的偶然、意外和不规则之处。这个问题尽管并非不可解决，却也十分艰巨。但是，只要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就等于有所进展了。一方面努力要去解决问题，一方面却试图掩盖困难，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益了。这些时候提出的那些局部性改革，所做的无非就是塑造出短暂的进步幻觉，原本是要寻求解决根本缺陷的途径，实际上只能进一步强化这种缺陷，使它更加顽固。这是因为，开展欠妥的努力势必伴随着失败，这只能导致沮丧，让人觉得这种病已经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