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早期教会与教育（终）

就大为不同了。他们像一股狂野的激流，淹没了在这个国度里相继定居下来的那些民族，包括罗马人、高卢人、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所过之处，皆成废墟。《法国文学史》的作者们说：“高卢地区这些新来的定居者，有着令人生畏的性情，由此导致的种种悲惨的后果，可谓不胜枚举。”如果说我们对所有这些灾难的细情一无所知，那是因为这些黑暗的时代没有历史：“再没有人继续写了，因为再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写了。”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慨叹道：“哀哉吾民，文学品味夫复何寻。”（Vae diebus nostris，quia periit studium litterarum a nobis） 注17 其实，同样是这个图尔的格列高利，尽管在他那个时代被视作博学善辩之士，却坦承自己不通文墨（nullam litterarum scientiam）。无论是修辞还是文法他都从来没有学过（Sum sine litteris retoricis et arte grammatica）。 注18 这一切可怕的破坏以难以想象的迅疾之势到处蔓延。图尔的格列高利和阿波利奈尔（卒于489年）， 注19 两人之间相隔只有50年。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此前和此后两个时期创造出的成果，就会发现正如人们所言，它们似乎“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假如教会也不曾存在，那么人类的文化将就此被扼杀，你也大可以试问，文明本身又会有怎样的遭际。不过话说回来，法兰克征服者一旦在高卢站稳了脚跟，就皈依了新的信仰，而教会也就成了形成中的新国家的一种统治力量。所以，它所荫护的所有东西，它能够提供庇护的一切过去的痕迹，都分享了它所享有的保护，得益于业已为它创造出的特殊优待的处境。我们已经指出，如果全盘抛弃古典文献，教会是无法勉力支持下去的，哪怕只是为了有能力去说、去理解那种此后成为膜拜语言的语言，它也不能这样。因此，古代的一些东西就由教会来挽救了。4世纪初以来让高卢地区熠熠闪光的所有那些市镇学校，到这时候已经是荡然无存，被入侵的激流彻底扫除了。只有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还在维持。它们是公共教育的唯一机构，是为思想活动提供庇护的唯一场所；亏得有了它们，持续不断的人类进步才不至于彻底中止，不至于产生无法弥合的断裂。

    但是，对于成功地留存下来的文化生活，我们也绝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教会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已经解释了教会为什么要以犹疑的眼光看待世俗性的研究。而且，野蛮民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处在这种双重的漠视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处在这种双重的敌视之中，这些研究的命运也就不难设想了。对于所有这些凡俗的学问，教会本能地产生了极度的反感，而野蛮民族也体验到同样强烈的极度反感，两相激荡之下，从此再无限度。教会还继续教授一点儿拉丁文，以及一些零碎的基本知识，但总是尽可能少地教些东西。通过教育养成人的心智的各种努力，而今已被缩减到如此可怜的地步，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出绝对必需的限度的任何东西都会受到严格禁止，甚至稍微往深一点儿研究语法，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之举，该当罪咎。教皇大格列高利的头脑，算是7世纪最杰出的一个了，不过，当他得知维恩（Vienne）大主教迪迪埃，在这座曾经是高卢地区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里，通过自学语法开始接受学术化的研究时，便写信给迪迪埃：“有一事着实令我们感到羞愧，但我不得不在此重提此事，你的兄弟们在教某些人文法，并以此为己任。” 注20 无论高卢地区在那时陷入的黑暗是多么深重，也依然能够有些光亮之点在这里或那里汇聚起来：这就是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里留存下来的简陋的学校。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弱不禁风的微光，是怎样一步步地恢复自身的活力，一点点地增强自身的力量与光芒的；然后，它们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它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的中心。我们习惯于把“文艺复兴”这个词留来专指16世纪时产生的思想重建与道德重建的伟大运动。但实际情况是，思想史与教育史完全体现为一系列连绵不绝的复兴。在目前这项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会碰到一次复兴。

    高卢的文明曾经陷入了如此的低谷，以至如果任其自便，它或许就只能以卓绝的艰辛，重新爬出深渊。在使我们的国度重新恢复生机的那些力量当中，有一股就是从外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多亏种种情势巧合，在笼罩于一片黑暗之中的高卢周边，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靠自己的力量确立并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在意大利南部，另一个在爱尔兰北部。正是从它们那里发出的光芒照进了法国，导致了或者至少是准备好了最初的复兴，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组织所走过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罗马文明在意大利的土壤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入侵者要想拔除它，始终得多费许多周折。而且，即便他们确实拔除了它，也始终是远不如在欧洲其他国度那样干净彻底。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古代思想生活的有些东西，也和古代的物质遗迹一起留存了下来，代代相传。有些记忆是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的，始终准备着重新浮现出来。所以说，对于文学的品味要在那里恢复活力，也始终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正因为这一点，不止一次的教育革命，最初的推动力常常都是来自意大利；正因为这一显著的原因，从6世纪以来，那里就创立起一种修会，对学术研究恢复活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就是本笃会，创建者是圣本尼狄克。 注21

    我们不敢肯定，圣本尼狄克是不是有意筹划要捍卫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事业。作为一名正统的天主教徒，在他眼里，所有的凡俗兴趣，不管是什么，一概从属于信仰的兴趣。但是，由于情势所迫，他开始在隐修生活中为研究留出了一块重要的位置。为了不让他的僧侣们闲散无事，他让他们忙碌于繁重的体力活，但在白天总会有些时候（随四时更替而各有不同）无法从事这类劳作，就用来阅读。诚然，在理论上，僧侣只能读些宗教经籍。“众弟兄须定时劳作，定时诵经”。（Certis temporibus occupari debent fratres in labore manuum,ceteris iterum horis in lectione divina） 注22 不过，在宗教经籍当中，除了《新约》与《旧约》，也必然包括最负盛名的那些早期教父做出的所有评注与阐释（et expositiones earum quae a nominatissimis doctoribus orthodoxis et catholicis paribus factae sunt）。可是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打开研究与思考的大门。因为谁又能确切地指出，在那一长串最为正统、最负盛名的早期教父名录上，究竟是从哪一位开始算起呢？因此，为了理解他们的评注与争论，就必须了解他们在讨论的和被他们拒斥的各种学说。凡俗的文献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修道院。

    如果本笃会修士们确实已经完全服膺于他们修会的精神，如果他们日后的发展依然完全遵循自己最初的内在原则，那么，进步就很可能会极其缓慢。但有一项外在的原因似乎刺激了他们在文学和教育方面的活动，迫使他们更新自己，接受新的观念和兴趣。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碰上了爱尔兰的僧侣与教会。各种影响相互激荡，对基督教僧侣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比较早就传入了爱尔兰。尽管我们不太清楚确切的方式，但可以肯定它来自欧洲东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尔兰教会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东部教会而不是罗马教会。因此，最初的爱尔兰基督徒身上都带着希腊文化的成分，而对这些东西，西欧已经多少有些一无所知了。另一方面，当欧洲大陆遭受一次次入侵的洗劫时，外岛却享受着和平，从而也使这些文明的种子得以发展壮大。整个地区迅速出现了一大批修道院，它们一方面依然践行着严格的苦行，但也同时对智识教育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天文、辩证法、诗律，这些都在教授之列；除了拉丁文，还研究希腊语。就这样，人们从各地跑来参访这片“圣贤之岛”。

    话说回来，如果爱尔兰教会始终固守于外岛的范围，那么，纵使它声名日盛，也可能从来不会对欧洲大陆的精神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但中世纪的僧侣根本上就是个行游者。而这一特点也并不是僧侣所专有。在骑士身上，在最初的大学教师身上，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性情。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中世纪的一种独特性格，需要我们日后再做深入的探讨。这就可以说明，爱尔兰的僧侣们如何能够甚至在欧洲大陆也建立定居点。而本笃会修士们被同样的趋向所驱使，也把自己的传教士派往英格兰。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遇上了爱尔兰人。推动这两个隐修组织的原则非常不一样。本笃会全身心地致力于罗马教廷的事业，它所体现的原则就是整个天主教教会的原则，要维护宗座的至上性。与此相反，爱尔兰修士们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倾向；他们有特别的仪礼，对于凭自己之力已经实现的一切，对于他们在并无外助的情况下已经达成的实质效果，也都有着清楚的意识。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主感，并由此导致了一场争斗，其间不乏暴力。在争斗当中占了上风的是本笃会，它的组织更活跃、更强大。但是，尽管本笃会凯旋得胜，却也对落败一方的精神渗入自身之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实际上，为了取得胜利，它不得不效仿自己的对手，借用对手的武器，从而为自己期望征服的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不再像欧洲大陆上的教育那么贫乏无味。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且在整个天主教会体系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性。它的独特之处，就是最为偏爱思想之类的东西，并充当了场所和渠道，使学术研究的水平得以提升。而由于它不断地向欧洲其他地区派遣传教士，也就同时带去了这种新的精神。因此，欧洲大陆的隐修制度本身也感到需要在自己的学校里更加重视世俗的研究。

    在爱尔兰僧侣们榜样的激励下，本笃会的修士们为欧洲的思想更生铺平了道路。不过，他们也仅限于此。他们自己并没有实现思想更生这一任务。在使人们从思想的愚钝中惊醒方面，他们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依靠他们的宣传，确实有更多一些的教学内容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授了。但真正深刻的转型可不能单凭这样的手段来完成。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教育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武器，是一种扩张自身影响范围、赢取民众思想的手段。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就只是随着四处漫游而传播这种教学内容，悄无声息地播种下去，一点一滴地扩散开来。他们早已挖就了通往异教世界的战壕，而今又不屈不挠地奋力拓展；他们一座又一座修道院、一所又一所学校地扩展开去，结果，曾经照亮笼罩着高卢的黑暗的那些屈指可数的亮点，既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为明亮，同时在数量上也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就这样持续不停地漫向整个欧洲，并不能形成大型教学机构。而当时缺少的正是这种机构。要想为它们的出现创造条件，就必须把一个国家里的所有思想力量都汇合起来，集中到少数几个场所里，以便能够相互增强。要想形成一个稍微有点重要性的文化中心，就只能靠充满活力的集中运动。因此，要想在学术和教育的进步道路上有可能迈出重要的一步，关键就在于新的社会安排能够使教导显得更为必要，能够使人们更清晰地感受到需要教导。不仅如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人物，把散布各处的思想资源统统拧成一团。这就是查理大帝 注23 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我们不会在此耗费太多的时间，但确实很有必要理解查理大帝所做的事情，因为这开启了另一场甚至更为强劲的集中运动，进而导致了以后一段时间中出现的大学和学院，后者已经是具备所有能够延续到相当晚近的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了。无论加洛林文化复兴 注24 显得多么遥远，有一点很清楚，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一直通向我们现代教育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