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生目的和自由

>     在原始社會裏的人，那時還是自然人生的成分多，文化人生的成分少，殺人不算一回事。文化人生曙光初啟，那時能多殺人還受人崇拜，說他是英雄，甚至讚他是神聖。直到近代，一面發明原子彈，一面提倡全民戰爭，還要加之以提倡世界革命，把全世界人類捲入戰爭漩渦，連打上十年八年乃至幾十年的仗，殺人何止千萬萬萬，也還有人在煽動，也還有人在贊助，也還有人在崇拜，也還有人在替他們辯護。這些也是人類自己選擇的自由呀！你那能一筆抹殺，稱之為惡。這並不是故作過分悲觀的論調。當面的事實，還需我們平心靜氣來分析。

    但從另一方面言，一個人殺一個人，壓抑了人家的自由，來滿足他自己的自由，在人類開始覺悟自由為唯一可寶貴的人生本質的時候，便已開始有人會不能同情於這般殺人的勾當。孟子曾說過：「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也。」他早已極端反對殺人了。但他又說：「聞誅一夫紂矣。」這豈不又贊成殺一個人來救天下嗎？救天下與得天下，當然不可相提並論。然而殺人的問題，其間還包含許多複雜的意味，則已可想而知。

    然而我們終要承認殺人是一件大惡事。我們總希望人類，將來能少殺人，而終至於不殺人。明白言之，從前人類並不認殺人是惡，漸漸人類要承認殺人是惡，將來人類終將承認殺人是大惡，而且成為一種無條件無餘地的赤裸裸的大惡。這便是上文提過的人類文化人生演進路程中可以預想的一件事。這是我們文化人生演進向前的一個指示路程的箭頭。

    讓我再稍為深進一層來發揮這裏面的更深一層的涵義。殺人也是人類在沒有更好辦法之前所選擇的一種辦法呀！人類在無更好辦法時來選擇殺人之一法，這也已是人類之自由，所以那時也不算它是一種惡。幸而人類終於能提供出比殺人更好的辦法來。有了更好的辦法，那以前的辦法便見得不很好。照中國文字的原義講，惡只是次一肩的，便是不很好的。若人類提供了好的辦法，能無限進展，則次好的便要變成不好的。「惡」字的內涵義，便也循此轉變了。

    你坐一條獨木船渡河，總比沒有發明獨木船的時候好。那時你在河邊，別人貢獻你一條獨木船，你將感謝不盡。後來花樣多了，有帆船，有汽船，安穩而快速得多了。你若在河邊喚渡，那渡人隱藏了汽船，甚至靳帆船而不與，他竟交與你一條獨木船，那不能不說他含有一番惡意，也不能不說這是件惡事。

    論題的中心便在這裏了。若沒有文化的人生，則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惡。若沒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則淺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惡。正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進，因而惡的觀念，惡的評價，也將隨而更鮮明，更深刻。這並不是文化人生中產生了更多的惡，實乃是文化人生中已產生了更多的「善」。

    四

    讓我們更進一步說，其實只是更顯豁一層說，我們將不承認人類本身有所謂惡的存在，直要到文化人生中所不該的始是惡。惡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一件事，而問題仍在他自由選擇之該當與不該當。沒有好的可挑，只有挑次好的。沒有次好的，只有挑不好的。當其在沒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能許他有挑選之自由，這總已算是好。而且他也總挑他所覺得為好的。那是他的自由。那便是文化人生之起點，也是文化人生之終點。那便是文化人生之本質呀！

    你要人挑選更好的，你得先提供他以更好的。誰能提供出更好的來呢？人與人總是一般，誰也不知道誰比誰更能提供出更好的，則莫如鼓勵大家盡量地提供，大家自由地創新。這初看像是一條險路。然而要求文化人生之演進，卻只有這條路可走。你讓一個人提供，不如讓十個人提供。讓十個人提供，不如讓一百個人提供。提供得愈多，挑選得愈精。精的挑選得多了，更要在精與精之間再加以安排。上午散步，下午便看電影，把一日的人生，把一世的人生，把整個世界的人生，盡量精選，再把它一切安排妥貼，那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文化人生則只有照此一條路向前。

    人類中間的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這些都是為文化人生創造出更好的新目的，提供出更好的新自由，提供了善的，便替換出了惡的。若你有了善的不懂挑，則只有耐心善意的教你挑，那是教育，不是殺伐與裁制。在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的園地裏，也只有「教育」，沒有殺伐與裁制。

    佛經裏有一段故事，說有一個戀愛他親母而篡弑他親父的，佛說只要他肯皈依佛法，佛便可為他洗淨罪孽。這裏面有一番甚深涵義。即佛家根本不承認人類本身有罪惡之存在，只教人類能有更高挑選之自由。一切宗教的最高精神都該如是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的最高精神，也都該如是。

    若說人類本身有罪惡，便將不許人有挑選之自由，窒塞了人類之自由創造，自由提供，不讓人類在其人生中有更好的發現與更廣的尋求，那可以算是一種大罪惡。而且或許是人類中間唯一的罪惡吧！固然，讓人儘量自由地挑選，自由地創新，本身便可有種種差誤，種種危險的。然而文化人生之演進，其勢免不了差誤與危險。便只有照上述的那條險路走。

    五

    根據上述理論，在消極方面限制人，壓抑人，決非文化人生進程中一件合理想的事。最合理想的，只有在正面，積極方面，誘導人，指點人，讓人更自由地來選擇，並還容許人更自由地提供與創造。

    你試想，若使人類社會到今天，已有各種合理想的宗教，合理想的哲學，與藝術，與科學，叫人眞能過活着合理想的文化人生，到那時，像前面說過的殺人勾當，自然要更見其為罪大而惡極。然而在那時，又那裏會還有殺人的事件產生呢？

    正因為，直到今天，眞眞夠得上更好的人生新目的的，提供得不夠多，宗教、哲學、藝術、文學、科學，種種文化人生中應有的幾塊大柱石，還未安放好，還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而且有好些前人早已提供的，後人又忘了，模糊了，忽略了，或是故意地輕蔑了，拋棄了，遂至於文化的人生有時要走上逆轉倒退的路。更好的消失了，只有挑選次好的。次好的沒有了，只有挑選不好的。

    人類到了吃不飽，穿不煖，倦了不得息，日裏不得好好活，夜裏不得好好睡，病了不得醫，死了不得葬，人類社會開始回復到自然人生的境界線上去，那竟可能有人吃人。到那時，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惡，那還是一種人類自由的選擇呀！

    局面安定些了，亂國用重典，殺人者死，懸為不刊之大法。固然法律決非是太平盛世理想中最可寶貴的一件事，人文演進之重要關鍵不在此。

    若使教育有辦法，政治尙是次好的。若是政治有辦法，法律又是次好的。若使法律有辦法，戰爭又是次好的。只要戰爭有辦法，較之人吃人，也還算得是較好的。

    依照目前人類文化所已達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都在正面誘導人，感化人，都在為人類生活提供新目的，讓人有更廣更深的挑選之自由，都還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類，無論如何，是在限制人、壓抑人，而並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於更少的自由裏，只能算是次好的。戰爭殺伐，只在消滅對方人之存在，更不論對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

    至於到了人吃人的時代，人類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時便只有各自求生，成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時則只有兩個目的給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實則只有一個目的，叫你儘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時，便沒有什麼不好的，同時也不用說，到那時是再也沒有什麼好的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民主評論一卷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