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唯一者

    基督教以前时期和基督教时期追求着相反的目标。前者欲使现实理想化，而后者则是使理想现实化；前者寻求着“神圣精神”，后者寻求“崇高的肉体”。因此，对于现实，前者以无感受和“蔑视世界”而告终；后者则以摒弃理想、“蔑视精神”结束。

    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一个从来不能变为另一个：如果说理想变成了现实，那么它恰恰就不再是理想；如果说现实变成了理想，那么就仅仅是理想，而根本不是现实。要消灭两者的对立，除了人们 消灭这两者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在这“人们”之中，在这第三者那里，对立才得以终结。否则的话，观念与现实从不会是一致的。只要观念保持为观念，观念就不能予以现实化，除非作为观念的它已经死去方才能被现实化。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在古代人那里就看到了观念的信奉者，在近代人那里看到了现实的信奉者。两者都摆脱不了对立，两者都只能徒然地渴望：前者渴望着精神，当古代世界的热望看来似乎得到满足，精神似乎已经降临之际，后者随即又渴望着这一精神的世俗化。然而这些渴望就必定永远保持为“虔诚愿望”。

    古代人的虔诚愿望是神圣性 ；近代人的虔诚愿望是形体性 。如同在古代的憧憬将得到满足的时候，古代就必定消亡那样（因为古代仅仅由憧憬所组成），在基督教争斗的范围内是从不会达到形体性的。如同圣化或净化是贯穿古代世界的特征那样（如洁身之类），贯穿整个基督教时期的是形体化的特征：神降临到这个世界，变成了肉身并欲图拯救世界，就是说使这个世界充满着自己。因为神是“观念”或“精神”，故而有人（如黑格尔）最终把“观念”引入一切之中，引入到世界之中而且还证明了“观念是一切东西之中的理性”。在当今文明之中的“人”是与异教的斯多葛派作为“智者”所提出的东西相适应的。后者与前者一样都是没有肉体的 本质。斯多葛派的非现实的“智者”，这个无形体的“圣人”在有了肉体的 神之中变成一个现实的人物、一个有形体的 “圣人”；而非现实的“人”，无形体的自我在有形体的自我、在我之中则变成现实的。

    由于贯穿围绕整个基督教的问题是关于“神的存在”，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为此还提出了证据：对于存在、形体性、个体和现实性的热望总是不断地使人心情忙碌，因为从来没有一种解决方法使这种热望得到满足。最后，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总算了结了，然而仅仅是为了又再度以下述命题使之复活：“‘神性的东西’是存在的”（费尔巴哈）。然而，这种神性的东西也并不存在，而“‘纯粹人的东西’是可以现实化”这一最后的避难所，也不再会长久地提供保护。没有观念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观念有能力具有形体。经院哲学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也有着同样的内容。简言之，这种争论贯穿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中，而且在这 一历史之中 是不会终止的。

    基督教徒的世界致力于使各种观念 在生活的各种关系中、在教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中变成现实 。然而各种观念进行反抗而且它们总是保持着某些非具体的东西（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尽管这些非具体的东西不停地向这一具体化的方向努力，然而形体性 却总是没有达到。

    现实对于实现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现实是观念的实现这一点则是关系到一切的。因此他总不断地重新探询：现实的东西是否真正拥有它的核心————观念，而在他考察现实的东西同时他也考察了观念：观念是否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是可以实现的，抑或只是被他不正确地加以考虑，因而是实行不了的。

    基督教徒不应为家庭、国家等这些现存物 而操心。基督教徒不应像古代人那样为这些“神的事”而作出自我牺牲，这些事只该被利用，以便在它们之中使精神活跃起来。现实的 家庭已变得毫无所谓了，从这种家庭中应产生出理想的 家庭，而后它就成了“真正现实的家庭”，为神所祝福的神圣的家庭，或按照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是“理性的家庭”。在古代人那里，家庭、国家、祖国等作为现存物 是神圣的；而在近代人那里，它们则首先要期待着神圣性的实现，它们作为现存物则仅仅是有罪的、尘世的并且务须“被拯救”，亦即务须变成真正现实的。这里所包含的意义是：并非家庭等是现存物和现实的东西；神的事、观念倒是现存的和现实的。这个 家庭是否通过接受真正现实的东西、观念而会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这一点则尚是未定之事。把家庭作为神的事而为之效劳并非是个人的任务，倒是应当反过来，个人的任务是为神的事效劳并把尚不是神圣的家庭奉献给神的事，这就是说在观念的名义下去征服一切，到处插上观念的军旗，使观念成为现实的力量。

    然而由于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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