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法家之兴起及其事业

    在前几讲中我们已经说明先秦诸子都是针对周文疲敝而发，儒、道、墨三家均是如此。墨家在后来未起作用，因此重要的就只有道家和儒家。就周文疲敝是当时一政治、社会的客观问题来看，儒、道两家的态度大体是不中肯的，也就是不相应的，因此不能解答周文疲敝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解答此一问题，但儒、道两家又启发出另一面的问题。

    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所担当的是“立教”的责任，所以转而向教化方面发展，这就开出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道家的层次与接触的问题与儒家相平行，但道家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偏支。虽是偏支，但道家亦在人生之基本方向上有所决定，因此对后世亦有很大的影响。儒、道两家都能决定一个人生之基本方向，而其间的差别即在：儒家担当“教化”的责任，所以教的意味重；而道家教的意味不重。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是维持西方文化的最高纲脉，在这意思上，我们说儒家“教”的意味很重。佛家亦然，虽然佛教在印度未取得婆罗门教的地位，但一般地说，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而言，它教的意味是很重的。道家则教的意味轻而哲学的意味重。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中国的科学传统始自《尧典》所说的羲、和之官(1)。羲、和是天官，所掌管的乃是天文历律数等，演变而为后来的史官。《周礼》说史官有两方面的职责，即“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2)。“掌官书以赞治”就是掌管官书（官方的文献）以赞助政治。这就是后来中国“史”之传统的起源。此外史官还有“正岁年以叙事”的职责，即制造、改正历法以叙民事。在从前的农业社会中，人们都是按照季节来做事的，哪种季节做哪种事情都有详细的规定。史官之“正岁年以叙事”就是掌管天文历律数，这是真正的科学，中国以前在这方面并不差，这是中国的科学传统。“掌官书以赞治”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道家和名家（名家详见第十讲）就代表中国的哲学传统。道家和名家就是哲学的意味重，教的意味轻；后来虽也有道教，但它教的意味甚弱，因此道家不能取得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一样的地位。

    同样是针对周文疲敝的问题，儒家向立教方面发展，而道家则变成玄理，此是由儒、道两家对人生的态度等基本方面有所决定而转成者。这当然就不切于当时的客观问题了。儒、道两家既然不能解答当时政治社会方面之客观问题，那么谁能呢？谁来解答呢？就是法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同时针对周文疲敝，然而产生的态度有二：一是向着人生之基本问题方向发展；二是将周文疲敝视为一个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后者在当时是一个有迫切需要的问题，而前者之向人生之基本问题发展，就有普遍性、永恒性，故至今仍可应用。但既有普遍性、永恒性，则对当时之客观问题就不切，能切当时问题的只有法家。因此大家也要好好地正视这方面的问题，应对法家的用心及法家在当时所担当的事业有充分的了解。平常讲哲学史很少谈到这一方面，因为这不属于纯粹哲学的问题。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上讲，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这问题是个政治的问题。一般青年学生虽也关心时代，但不一定懂得政治的问题，也不一定懂得中国的政治问题，关键原因在于没有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不必是青年人所能有的，有了也未见得好，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这种问题是很不容易了解的，必须通透，否则就成了“处士横议”(3)，那并不是好现象。若当政者不宽容，则于自己、国家都没有好处。春秋战国时处士横议的结果招来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王船山论及这类问题时都是极为痛切的。民国以来，由于中国出问题，一般人都注意政治问题，希冀由政治方面来解决，所以常搞学生运动，这都只是当时的反应，并不真能解决问题。因此这种问题也需要讲，我对这方面问题的疏解都集中在《历史哲学》及《政道与治道》两部书中。

    中国人平常所说的法治和西方人所说的现代化的法治不同。在西方，如英国的民主政治，法治是由三权独立，顺着民主政治之保障自由、保障民权而来的；而中国人所说的“法治”是顺着法家的观念而来的，是相对于儒家的“礼治”或“德治”而言的。儒家讲德化的政治，重视“礼”，因此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而英美的民主政治讲司法独立，保障民权，并不用法治这个名词。中国的老习惯中所说的法治是照法家而讲的，所以，一提到这名词就令人害怕。因此我们亦应对当时法家的兴起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先秦的法家是在发展中分段完成的。孔子很称赞管仲。假若确如后人之将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并称法家，则孔子应不会称赞管仲。但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篇）孟子则是由最高的层次来看管仲，所以将管仲看得低(4)，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层次的说法。管仲有其所以为管仲之处，并非一个可以低视的人物。由最高的道德理想视之，管仲当然不够。但政治就是政治，不能从最高的层次上来谈政治。假若知道政治与道德理想不属于同一层次，那么就可以了解到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不是法家，政治家与法家是不同的。管仲是个可欣赏的人，他很通达，是个由贵族社会中培养出来的很有教养的政治家。我们当从这方面来看管仲，否则，就不能了解孔子为何会称赞管仲。

    春秋两百多年，实在是齐桓公和管仲两个人的天下。齐桓公之所以为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就是靠管仲。齐桓公是个贵族，你可以说他生活奢侈，但事实上在此处不必多重视这一点。贵族有贵族的教养，当然他不是圣人，但是有相当的教养，即使他的私生活也不见得好。齐桓公与管仲就是春秋时代的贵族社会、文化传统所陶冶出的人物。《左传》充分表现了春秋时代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文章典雅，所以从前有所谓的“左传癖”。由此应知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斯彭格勒（Spengler）就知道这个道理，他认为一切能形成大传统的文化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就中国而言，就是夏、商、周，尤其是周的文化传统。贵族总有他所以为贵的地方，不能只看他有现实上的财富、高的阶级地位，还应由精神方面来看。贵族在道德、智慧各方面都有他所以为贵的地方。斯彭格勒所梦想的就是这种贵族的传统，尼采也梦想培养一种新贵族。

    斯彭格勒的梦想起因自他反对十九、二十世纪以来到处是众暴寡、强凌弱，到处用多数来解决问题。以多数来解决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所用的一种不得已的方法，有些问题可以诉之于一般人的决定，但有些问题则不能。王船山讲庶民是“至愚”，但在另一方面，庶民又是“至神”。在这个意思上，至愚与至神间的分际是很不同的。由“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看，民是至神，对为政者的作为有一定的自然反应。但对某些特殊的问题或专门性的政策，一般老百姓就不能够知道，也就不能诉之于多数的投票。因此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方面要诉诸多数的民意，另一方面多数又不可靠。这里有个两难（dilemma），正好可用王船山说庶民“至愚而又至神”的话来表示。这种话是很难懂的。《易传·文言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与“吉凶与民同患”(5)“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意味相同，这是圣人的感应之事；圣人的感应就和一般人民至神的感应一样，这是就一般政治的方向与措施所造成的结果而言的。由这方面来看，民是神。若由政治上某些专门性、特殊性的政策问题，或某些决定大方向的问题来看，严格地讲就不能诉之于多数的投票。法家讲“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6)，这说的是老实话。说这话是要犯众怒的，只有法家敢讲。专门性、特殊性的问题老百姓是不懂的。由这方面说，“不可与谋始”的庶民就是至愚。《论语》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由现代的民主政治来看，圣人这句话似乎不对，因此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来解释，例如，说这句话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这问题有层次的不同，圣人为何不能说这话呢？这句话相当于法家所言的“不可与谋始”，及王船山谓庶民为至愚一面，为何不能讲？道理本有各层面，如何能拿一方面的道理来概括一切呢？

    斯彭格勒就是看到十九、二十世纪以来的这层问题而向往创造大文化传统的贵族社会，尼采也是如此。尼采一方面反对基督教，另一方面反对泛民主主义。他不一定反对民主政治、自由民权（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民权），但当民主主义到处泛滥的时候，就很令人讨厌了。尼采反对的是泛民主主义最后导致众暴寡，人只是庸众（mass），都成了Heidegger（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所说的das man（物性的人）。尼采是由这种价值观念上反对泛民主主义，但他也有非理性的地方，所以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理性的理想主义。尼采向往的新贵族，由“超人”这个观念所代表。他讲“超人”就是要人做狮子，不要做绵羊。他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都令人成了绵羊。超人是诉之于自然生命的，在尼采看来，生命强的人就是道德高、智慧高的人；而这个世界就当由道德高、智慧高的人来统治，而不是由庸众来统治。这是尼采的基本思想。

    尼采完全诉之于自然生命，这是不行的。因为事实上生命强的人不一定道德、智慧高，而道德、智慧高的人生命就一定强。此所谓的生命强，不是指肌肉的强健，而是指心灵力量（mind energy）强。既然不能说生命强的人就道德、智慧高，因此就不能由生命强来立道德、智慧的标准，而应从理性处决定，因此生命哲学是不行的。由于尼采如是说，以致有后来的希特勒。希特勒实行的不是黑格尔的哲学，而是尼采的哲学。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庸众就该被统治，这种极端的英雄主义是受尼采哲学的影响。

    贵族社会确实能培养出大传统，各文化传统都是由贵族社会中培养出来的，因此不能轻视贵族社会。现代人的生命完全放肆，完全顺着自然生命而颓堕溃烂，就承担不起任何的责任。人的生命当由自然生命反上来，不能完全放肆。林语堂曾说：“中世纪的文明是拘束的文明，近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这里所谓解放，就是放肆。中世纪的人坐要正襟危坐，出门要整齐衣冠，就是几十年前的中国也仍是如此。这些是拘束，也是规矩，现在都没有了，这就是林语堂所谓的解放。现代人讲究的是生活的舒适，起初松一些未尝不可，拘束太甚当然令人讨厌。但一松就顺着松下去，一开端就成为生命的放肆，将所有的拘束都解开，如此一来，就不能有任何的承担。相当程度的拘束、克己复礼并不错。这是振拔自己的生命而能有所担当；完全松弛即放肆，就什么都不能承担了，这是很可怕的。拘束也有其重要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稍作反省就可以知道。

    由此也可以了解贵族社会为什么能创造文化。不要只从现实上着眼，看到贵族既富又贵，又居社会上的高位来统治人，就眼红，心不平。其实贵族有其所以为贵的地方。一般看相算命的人也知道贵和富是不同的。贵是属于精神的（spiritual），富是属于物质的（material），二者是不同的。例如，从前大皇帝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只可算是极富，而不可算是极贵。所以从前说天下有两家半的乡绅。一家是孔子的后人，书香门第是最贵的；一家是张天师，是道教；而那半家就指皇帝。这是中国传统的老价值标准。由此可知，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才能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的原因。周公制礼作乐，礼就是form（形式），人必须有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把这个form顶起来而守礼、实践礼。春秋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就是因为在那一个贵族社会中，能振拔生命、顶起形式而有所担当的人较多。当然也有腐败荒诞的一面，此不待言。

    齐桓公和管仲就是这种贵族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而法家总起来就是司马迁的一句话：“天资刻薄人也。”(7)管仲和齐桓公都不是这种人。齐国之所以能强，主要是因为齐国的传统风气，即“因”“顺”的智慧。因、顺是现实政治上最高的诀窍，在因、顺中而巧妙地转化，在某一意义上，这来自道家，是一种智慧。管仲就有这种智慧。例如，齐桓公实欲伐楚、燕，而管仲却出之以正当的名号，因而能成功，这就是在因、顺中加以转化的智慧(8)。由此可知，管仲不是法家，而是大政治家，法家与政治家是不同的。

    真正的法家从何时开始呢？即从何时起才有人着手解决周文疲敝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客观问题呢？明显地说是始自商鞅。其实，并不是由商鞅才开始，从李克相魏、吴起相楚就开始了。这些人是在贵族社会的政治社会形态要转型的时候，针对这个客观问题来做事的。他们都是事业家，现实感很强。哲学家的现实感不够，所以不能做事情，因此常被批评为“迂阔”。

    李克相魏文侯所做的事就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解放井田制的束缚，开辟耕地而增加农民的生产收入。法家的第一步工作，就政治而言，是废封建、立郡县；就经济而言，是废除井田制。井田制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土地不属于农民私有，而是一族人集体到某地去开垦。所谓“封建”是指“封侯建国”。例如，周公的后人封于鲁，姜太公的后人封于齐，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建国。建国就经济而言，就是集体开垦。这是“封建”的积极意义，周朝大一统就是如此维持的。此与西方所说的feudalism（封建）不同。西方所谓的“封建”是罗马大帝国崩溃后，原先统属于罗马帝国的势力就分散为各地方的势力；而中国所谓的“封建”则是向上集中于周天子的各地方势力。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集体开垦的情形下，人民没有土地私有权，就井田制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这制度随着每个小侯国的滋长壮大、社会的繁荣、人口的增多，不能够永久维持。到了战国时代这个形态就要转变了。所以就政治上讲，废封建，立郡县是必然的。封建是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分封给大夫，因此土地的所有权分别属于侯、大夫等，这些土地就成了他们的采邑。政治上的废封建就是把封建制度废去而将采地从贵族私有手里拖出来使之成为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郡、县。郡、县是客观的政治单位而不再是贵族的采邑。当时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就是转采地为国家的政治单位。

    废封建，立郡县是政治的转型，而废井田则是经济的转型。这简单的几句话，意义深远。贵族的制度发展到战国时代维持不住了，因此非转型不可，这也可说是自然的趋势。从人类的发展、觉醒上看，当然也有正面的价值。土地只是诸侯、大夫的采地，当然不合理，把不合理的制度废掉从中解放出来，当然有正面的价值。而将农民从诸侯的采邑中解放出来，当然有积极的意义。

    在经济方面，井田制是跟着封建制度之集体开垦而来的，人民只有耕种权而没有土地的私有权，而且生活全都局限在井田的范围内，虽然三年一爰田，但分配、更换权在贵族手中，人民须将中间百亩之耕种所得缴给贵族，是实物贡献的方式，所缴大体是十分之一。

    井田制废时，才成为赋税制。《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言：“初税亩，非礼也。”“税亩”就是按照所耕的田亩来纳税，是“履亩而税”(9)，这是井田制废除的一个开端。“非礼也”是说这不是夏、商、周三代所传之井田制的古礼。以前历来评春秋战国时代为“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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