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关于宗教的态度与立场

    ----酬答澹思先生

    《人生》第三〇一期载有拙稿＜宋明儒学综述＞第三讲，这一讲是从宋明儒学兴起的机缘说起的。其兴起之机缘，第一点是唐末五代之无廉耻。第二点便是「佛教方面的刺激」。在这第二项下有以下几句话：

    当时所谓佛教，大抵指禅宗而言。禅宗自唐代六祖惠能往下流传演变，开出了五宗，即五个宗派。五宗均顶盛于唐末五代。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可见佛教对世道人心并无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佛教对救治世道人心的堕落衰败，简直是无关宏旨的。宋初儒学，就把握这点来辟佛。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义必有所不足。

    澹思先生对于这一段话表示不满，说是：「一为对史实之不符，二为对佛教批评之颟顸。」

    我那几句粗疏松弛的叙述，在当时顺改记录原稿时，即觉必致引起疑难。但当时也只是这样粗疏地顺通下去，未及仔细简别。以为这是一般人所容易感觉到的，或不至有太大的误会。因为佛教毕竟是以舍离精神为主的。尽管说来说去，可有种种往复，然其基本教义之大方向，不可变也。现在承澹思先生的雅意，提出来予以商榷，我也想借机表明我的本意，聊作该简略陈述的附注。首先那几句话是对应宋明儒兴起之机缘而说的（即佛教方面之刺激），目的是在最后一句，即「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教义必有所不足」。「不足」，当然是就宋明儒的立场关联着建国治世、人伦道德、礼乐教化而说的。若内在于佛教自身，它的教义已经是很自身圆足了。这是那段话的主旨，首先提在这里。

    其次，我说「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此中说「佛教」显然是意指禅宗说。因为那段话开头已表明「当时所谓佛教，大抵指禅宗而言」。而「佛教大盛」一语的直接前文又明是说得五宗顶盛。禅宗虽不能赅尽佛教，然也不能说它不是佛教。前既有禅宗作限，顺着用「佛教」一通名，当亦无碍。那么，「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当然就是禅宗的佛教大盛。我们不能不承认禅宗是顶盛于唐末五代的，亦不能不承认禅宗是当时天下的显学（佛家方面），亦不能不承认禅宗在中国佛教中显赫的地位，以及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所产生的广大影响。这样，我那两句话也不能算是太离格，似乎还不能说它不符历史事实。但澹思先生却作了正相反的陈述，说「佛教在唐末五代是最为衰落时期」。说盛说衰，这要看就那方面说，要看我们的意指在什么。若就澹思先生所说的「衰落原因有二：一为当时已无通达三藏之佛教大德，一为唐武宗及周世宗之两度毁佛，几使佛教已无生存之地」，若以此为标准，说这时是佛教的衰落时期，也是可以的。但这个「衰」的意思能够决定佛教实实是衰吗？尤其进一步能够决定禅宗是衰吗？禅宗却正是这个时期兴起来的，成为天下之显学，而且取得了中国佛教中显赫的地位。我说「盛」，是就禅宗说；澹思先生说「衰」，是就「无通达三藏之佛教大德」说（这一点，若就禅宗精神是无足轻重的，无此方面的大德也不能掩盖禅宗的光彩，即有这方面的大德也不能增益禅宗的光彩），并就环境方面的压力说（外在的压力常不能使一个东西衰，相反的，倒常能使它盛）。这表面相反的两个陈述能形成必有一真一假的矛盾吗？所以一定说「言盛」不合史实，「不免过于疏忽」，我看也未见得。（佛弟子中也有看轻禅宗的，以为禅宗正表示佛教之衰。这在某方面也是可容许的一个观点。澹思先生说到禅宗的处境，如「躲在山林，不开法筵，仅凭教下别传之无字法门暗演师承」，以及「一般半哑羊的禅宗和尚，除了籍深山远林以避当时的世乱，他们又那能有什么佛法可以传人」云云，似乎除表示禅宗处境可怜而外，也表露着「禅宗表示佛教之衰」的意思。但这是禅宗的价值问题，这不足以抹杀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显赫的地位。至其处境不好，受压力，这已如前说。盛，不必像梁武帝时那样才算盛。）

    其次，说到「佛教对世道人心并无多大关系」，这一句话，我承认是足以引起疑难的。若把这一句提出来，孤离地看，不但是足以引起疑难，简直是不通。因为「世道人心」是很广泛很笼统的辞语，任何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能说对世道人心无关系？我开头就说，当我顺改记录的原稿时，即觉这段话必要引起疑难，即指这一句说的。若只就这广泛笼统的意思责难我，我是无话可说的。但是那段话从这一句起到最后一句止，只表示这个意思，即：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这就是说不相干。唐末五代之堕落衰败并不因佛教而堕落衰败，大唐盛世也不因佛教而为盛世。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堕落归咎于佛教，即没有表示这种因果关系。我只说佛教不能救治这堕落。其所以不能救治，不是因为念佛的人没有能力，乃是因为他的心思方向不在此，因为佛教的本质与这方面不相干，即它（及他）是不负国家政治治平或衰乱之责的。它所以不负此责是因为它的本质不关涉政治，不过问政治（这还不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义）。因此，它既不负乱之责，也不负治之责。乱固不能归咎于它，治亦不能归誉于它。此即所谓不相干。故所谓「不能救治」是「不相干」的不能救治，不是「相干」的不能救治。我的本意实只是如此。我即在此意下，说「佛教对世道人心无多大关系，无关宏旨」；说「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起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这似乎是一个并不违背常识的说法。我不是在「肯认其与时代之污隆有因果关系」下而谓其不能救治。若是这样肯认，则是「相干」的不能救治。若如此，则是违背常识的。我实在「肯认其与时代污隆不相干无咎无誉」下而谓其不能救治（我相信宋名儒都是这样看佛教的）。我也不是在「肯认其与时代污隆有因果关系」下而评估佛教。我认为佛教在此方面无责因而不能救治，并非就无价值。其价值之如何不能决定于对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之有责无责上，所以亦不必在此方面争一日之短长。我这意思当然涵着国家政治有其独立的意义，有其直接相干的根据，而普通所谓宗教亦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不必拉在国家政治方面负咎誉之责才有价值。也许我那几句话没有表示得好，此其所以粗疏与松弛。但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衰败归咎于佛教，这却是显然的。澹思先生就此发挥，这是因误会而歧出了。我想世人也很少有谓佛教负历史兴衰之责因而归咎归誉于它的。若如此，则是很违背常识的。科学不负杀人之责。世人在此方面发议论者，不是责备科学，乃是责备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我想世人很少有说科学本身杀人的。若真有如此说者，那是无常识。所以若见有反「唯科学主义」者，而谓其反科学，那不是世人浅近，那是自己太浅视世人了。所以若有就历史盛衰而涉及佛教者，亦当审思世人在此发议论之问题上的背景与理路与语脉。若于此太匆遽，则不但太浅视世人，亦且有碍于自反。

    我的本意既只是「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那么澹思先生由我之说佛教之「不足」（「不足」意，已明于上），便想到我之说佛教不足好像近人之打倒孔家店，这却不免联想的太快太远了，亦太伤于匆遽了。不要一听见人说「不足」，便紧张，如是反过来，非说成什么都足不可。这好像一听见人说中国以前没有科学与民主，便反过来说成什么都有，这是很不明智的。至于澹思先生后文那些参照而发的比论，亦都是由于这太快太远的联想而来，大抵是不相干的，也不必多说了。

    佛教的本质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而唐宋五代之时，其它各方面俱无可言，而惟禅宗兴起，一枝独秀，则观历史精神之发展者，即不能不对此一直独秀，另眼相看，而认其为此时代之凸出灵魂。此即表示天地之精英聚会于此，民族之灵秀锺毓于此，此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之意也。然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不管其退隐山林或进显庙堂），则随历史运会之演进，应运而生之宋儒便首先看准这一点，就当时流行之禅宗鞭辟入里地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之何所是，其基本精神方向之何所在，覚其虽是天地之灵秀，而终无与于国家之治乱，时代之污隆。于是慧眼独照，心思豁朗，遂转而弘扬圣道，辟斥佛老，讲一个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有责相干之教义。吾以为这乃是当时极顺理成章之事。而吾谓其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于这方面有不足，此乃吾今日平情之论。盖他们辟佛老，我并不辟佛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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