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没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我们究竟是因何而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起初，那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其他几名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党卫军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件事情还得由将军拿主意。”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然后高喊‘希特勒万岁’”。比特里希将军走了进来，他没有戴军帽，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皮外套。“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将军静静地听着沃拉克的撤离计划，并对此表示同意。“我赞成，”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也同样如此————当然，在一开始我就有同感。”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们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离去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我们对德军接下来的表现有些担心，不论是塔费尔贝格旅馆还是斯洪奥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军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则是英军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能否在伤员撤离时被控制住。斯卡尔卡说，这一点能够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的无线电报。“那份电报纯粹是发给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的，他们对我表示了感谢，还进一步询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军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送过来。”斯卡尔卡回复称：“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但你们的空军不能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攻击双方都在进行。”斯卡尔卡认为，这段电文“十分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军的电报又发回来了：“那就按协议办。”斯卡尔卡声称他当时勃然大怒，以致发回了这样的电报：“舔我的……”[5]

    最终的协议达成了：从15点开始，休战两个小时。届时，伤员将沿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尽一切努力“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一线阵地的双方部队都得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斯卡尔卡发出命令，“每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都要在战线后方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战线，他们获准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名德军军医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查看那里的状况————英军伤员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现在他撕掉军衔标志成了拉思伯里“一等兵”。迎接他们的是英军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军医亚历山大·李普曼―凯塞尔（Alexander Lipmann-Kessel）上尉，外科手术小组组长锡德里克·詹姆斯·朗兰（Cedric James Longland）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厄（van Hengel）————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结果”。医院周围曾进行过激烈战斗，李普曼―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双方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军的子弹就从躺在病房里的伤员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安静了下来。沃拉克发现，与环形防线里的伤员遭受的痛苦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军伤员可以躺在铺着床单的病床上，还盖着毯子，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两名军官提醒李普曼―凯塞尔，要为接收大量涌来的伤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15点，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随后完全停止。对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来说，那种“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突然寂静下来显得那么不真实，刹那间我还以为自己死了呢”。在英军和德军的军医及医护兵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运伤员。达德利·皮尔逊中士是第4伞兵旅的书记官，他的担架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担架旁摆放着该旅旅长的担架。“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问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腹部的伤口令其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在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的情况要比你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6]

    第10伞兵营那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根血管，而在被送往斯洪奥德旅馆救护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腿小腿肚。由于英军手上的吗啡已经所剩无几，因而他被告知，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是不会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这会儿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在哪一天被打死的。战斗期间，他和勤务兵乔·斯科特二等兵轮流拿着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往返在战场上，然而某刻，在漫天炮火中躲在一条堑壕里的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喊道。“它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的掩体顶部。在它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向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小鸡埋葬在树篱附近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土将墓穴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嗯，默特尔一直到最后都很勇敢，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摘下默特尔的伞兵徽章。这会儿，在一阵疼痛之中，他对自己能让“伞兵鸡”带着荣誉得到体面的安葬感到高兴————默特尔是带着它的伞兵徽章入土的————这对战斗中的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洪奥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一个个抬出去。突然间，射击又开始了。一个德军士兵叫喊：“如果英国人还不停手，我们就把伤员、医生和护士统统打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最年轻的士兵总是叫得最响，”她记录道，“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军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继续进行。

    当伤员长长的步行队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双方爆发了好几次对射。“这是不可避免的，”厄克特将军回忆说，“双方都有误会，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有那么一会儿感到有些不安，当时他们刚让好斗的德军士兵从旅馆里走人”。几乎每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士兵无法理解这样的局部停火有何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而且看起来没有理由让他们停火。”但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波兰人抑制住他们的战斗欲望，答应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斯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转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自己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还有超过250名伤员被抬上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像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斯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第1伞降工兵中队B分队的彼得·斯坦福斯中尉恢复了知觉————他在阿纳姆的战斗中胸部受伤————随后便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颤抖的电流沿着我的脊椎窜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的样子吓坏了。许多战士都有一个星期没刮过胡子了，他们的作战服被撕破，上面满是污渍，身上的绷带既肮脏不堪，又浸透了血液。最动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红红的眼圈，双目深陷，在沾满了泥土的冷峻脸庞上向外凝视着，脸色则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进来时并无败象，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完全能当场接管此地。”

    当最后一支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对那名党卫军军医官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斯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17点，战斗再次爆发，好像从来没有停过一样。

    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所在的炮兵阵地就设在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附近，阵地上“再次乱成了一团，德国佬把所有东西都朝我们扔过来”。撤离伤员期间相对比较安静，而此后重新爆发的激战让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回归正常，这才是我能够适应的环境，我又再次准备就绪了”。德军乘着短暂的休战期渗透进许多地区，人们听见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军和英军在街道和花园中彼此追击。帕克斯从战壕里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炮兵指挥所驶来，两个炮兵立即朝马路上的一门6磅反坦克炮飞奔过去。当炮兵开始射击时，帕克斯抬头惊奇地发现白菜正从战壕上方飞过。“大炮的冲击波直接把白菜拽出地面，并把它们掷向空中。一声巨响后，我们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

    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来了”，于是便全速冲向建筑边上的一门轻型反坦克炮，一名炮手也从街道上赶来帮忙，两人协力把火炮推入了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并让这头怪物出了故障。“保险起见，咱们再给它来一炮！”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用不着，长官，”他说道，“它完了。这辆坦克的驻退机坏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每个人都对轰鸣的枪炮声彻底麻木了，仿佛失聪一般。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一股巨大的震动，砖块发出轰响，栋梁裂开了，沉闷的呼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堵住了，屋内翻滚着令人窒息的尘埃，她听见“人们在用铁锹和工具挖掘着……把梁木锯开……在砖瓦和灰浆中，人们的脚步声嘎吱作响……随后是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的声音”。地下室的门终于被重新打开了，清新的空气涌了进去。在楼上，凯特看见部分走廊和花园房都朝外暴露着，一段墙已经被炸开。被爆炸气浪抛出去的人躺了一地，再次被击中的马丁医生彻底走不了路了。有一名几天前因为患上炮弹休克症而被送进来的士兵，正在被炮弹炸翻躺了一地的人中间徘徊。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领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这名士兵几乎立即就睡着了。醒来后，他便移动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身边。“现在这里随时都会被敌军攻占。”他平静地说道，然后又睡着了。凯特也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现在就在身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处的一道战壕里，阿尔夫·鲁利耶中士发现街道上又出现了一辆坦克。他与一名炮手快速冲向反坦克炮————这似乎是他所在炮兵分队里仅存的一门火炮了。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来到了火炮旁边。他们立即开火，只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此时，德国人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与鲁利耶一起操炮的那名炮手被子弹击中，喘息着靠向他倒了下来。鲁利耶转过身来，想扶着战友躺下以减轻他的痛苦，这时一颗子弹却射进了他的左手，鲁利耶的左手开始颤抖着失去控制，他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自己的神经。他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自己原先待过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对血迹斑斑的战友说道。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耶停了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里面的人或是在尖声大叫，或是在胡言乱语，有人在讨水喝，还有人喊着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耶说道，“我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呢？”就在这时，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出现了。“天哪，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耶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耶解释说，他来为那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把鲁利耶的手包扎好，“我会去那儿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耶经过了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眼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浑身汗毛都炸了起来。他凝视着眼前成堆的尸体————此前他从未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死人，有些尸体脸上遮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其他尸体却毫无遮拦，“他们的眼睛看向四面八方”。尸体数量之多，令人根本无法在其间落脚。

    鲁利耶在战壕里等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名担架手过来了。“别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耶，他伸出了大拇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鲁利耶并不这样认为。在英国时，这名31岁的伞兵恳求上级允许他执行战斗任务，但他的年龄令其未能如愿，尽管他是一名炮兵，却成为被派去代理食堂的军士。不过，鲁利耶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参加这次空降行动。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注视着身边那群又累又脏、饥饿难耐的空降兵时，“突然明白了，我把眼前的战斗丢在一旁，一门心思要给战友们搞点吃的”。鲁利耶不知道自己在这片被摧毁的花园和房屋废墟里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寻，在地下室里翻找，试图得到块状或是片状的食物。他发现了个完好的镀锌盆，把所有找到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几根干枯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土豆、盐，以及制作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汤料。在房子附近，鲁利耶还发现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活鸡，他立即把它抓住带走了。

    在建筑物废墟的石头地板上，鲁利耶用几块砖垒了个灶头，然后把锅架了上去。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又找来一些木头生了火，他记不清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在激战————等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几乎是满的。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之后扔进盆子里。薄暮时分，鲁利耶觉得鸡汤已经炖好了，他从窗框上扯下两条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抬着锅朝战壕走去。在最近的几个小时里，这还是他首次意识到迫击炮弹正在满天飞。两人每隔一段时间往前移动一段路程，每次在炮弹即将落地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上，鲁利耶大声喊道：“都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对此大为吃惊，他们小心翼翼地排成小队，拿着破破烂烂的口粮罐头盒和野战餐具过来打汤喝。他们恍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锅里盛汤，然后消失在逐渐浓郁的夜色之中。不到10分钟炖汤就光了，阿尔夫·鲁利耶看着锅底，只能找到几小块土豆，他把土豆捡起来扔进嘴里，这是他在那天第一次吃东西。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道能容纳5个人的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越来越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其他4人都还没回来。突然间，奥弗顿看见几条黑色的人影越走越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4个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斗篷随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里面是收集到的雨水，大约半升雨水被倒入边上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里。有人又拿出一块茶叶扔入其中，然后开始搅动雨水。旁观的奥弗顿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恍惚。“当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仅剩的两片硬饼干已经被我们在星期六分享掉了。”他后来回忆道。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递给了他，他啜饮一小口便往下传了过去。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向他表示祝贺。奥弗顿自己都忘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洪奥德旅馆，伤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了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仍然留在这座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路过一间几乎没什么人的房间时，他听见大楼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回声，有一个微弱而颤抖的嗓音在唱着《暮色之歌》[7]。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炮弹休克症的年轻伞兵身边单膝跪下。“牧师，”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声音这么吵，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他假装做了个盖好毯子的动作。“感觉好多了，牧师，我现在感觉很不错。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吧。”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露出微笑：“晚安，牧师。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医护兵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医护兵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枪炮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上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罗伯特·佩顿―里德中校难过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地面部队的援军早日到来是大家的最大希望，现在不约而同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日的后半夜，“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厄克特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的房间。“他递给我一份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让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份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地面部队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文译成电码，又交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但电报最终还是发出去了，原文内容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上午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全体官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乏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投降，我就将命令所有人从桥头堡突围。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任何调动目前都不可能完成了。我部已尽最大努力，只要可能，未来我部仍将尽最大努力。[8]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桥头堡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固执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堡，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行动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状况依然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国、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提供空地支援的飞机前来助阵。而在德里尔——奈梅亨地区，霍罗克斯麾下兵强马壮的部队已经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度的狭窄走廊进攻，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现在他面前的唯一障碍就是眼前将他与空降部队隔开的365米宽的河水。他命令托马斯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Gerald Tilly）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将从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部队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堡。

    蒂利的行动将是这项宏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能在侧翼投入第43步兵师发起进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一个选择则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了这个可能。然而，其他人现在却在认真地计划着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的说法，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向德里尔挺进的时候，是否撤退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必须把厄克特的部队都撤出来”。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眼下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乌登罗德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序列，得到蒙哥马利授权的邓普西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那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乌登罗德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正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准备在夜间渡河。得益于走廊的重新打通，必不可少的冲锋舟正在运往河边的路上。第130步兵旅旅长本迪什·布罗姆·沃尔顿（Bendyshe Brome Walton）准将亲自给蒂利下达了简短而明确的命令————要“拓宽环形防线的底部”。渡河行动将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5公里处的旧渡口进行。而部队一旦过了河，多塞特郡团第4营便要“坚持下去，直到获得增援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物和弹药。按照时年35岁的蒂利中校的看法，他的部下“是一支特遣队，将为邓普西的整个第2集团军开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与厄克特所部会师的急迫性。从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来看，第1空降师的消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日，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村教堂被毁坏的塔尖，观察莱茵河北岸他的营即将登陆的地区，他的营部就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座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蒂利在营部里不耐烦地等着他的队伍从德里尔西南几公里外的霍默特（Homoet）村全部赶来。与此同时，运送冲锋舟的车辆也正在“走廊”上飞驰着。

    18点刚过，本迪什·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旅部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幢房子里。蒂利本以为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变。沃尔顿称，他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然而蒂利的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旅长的话，内心越来越焦虑————他的部下将在厄克特的第1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底部！他被要求派出尽可能少的部队————“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就够了。蒂利不必亲自上阵，他可以让自己的副营长————詹姆斯·格拉夫顿（James Grafton）少校担任这支渡河部队的指挥官。尽管蒂利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率这些部下过河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旅部时，他觉得自己的部下正被牺牲掉。至于如何把他们带回来的问题，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会改变？

    撤出厄克特所部的决定，是星期日下午邓普西与霍罗克斯及布朗宁将军在圣乌登罗德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个决定当然还要报请蒙哥马利批准，而后者是在9月25日星期一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撤退的。在考虑了霍罗克斯提出的大规模强渡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他与霍罗克斯的想法不同，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来！”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只是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而就在圣乌登罗德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德军发起的进攻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面对已被封锁的归途，霍罗克斯干脆登上一辆装甲车直接冲过德军的战线，最终顺利返回了设在奈梅亨的军部。莫德尔元帅的最新攻势将封闭走廊长达四十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营主力现在已经抵达了。他行走在部下之中，挑选着要跟他一起渡河的人。蒂利边走边拍着士兵的肩膀，嘴里念叨着：“你去……你不去。”这次进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为何把他们留在后方。蒂利“挑选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做出这个决定是令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9]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儿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牺牲掉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那样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对部队的士气将是一次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笑了起来。“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21点30分，蒂利的部下来到河边，但冲锋舟依然无影无踪。“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师工兵主任查尔斯·A. 亨尼克（Charles A. Henniker）中校。计划分发给官兵们的口粮也没有送到。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而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便与多塞特郡团第5营营长巴兹尔·奥布里·科德（Basil Aubrey Coad）中校聊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随即命令他的营把口粮都交给蒂利的部下。

    在漫长的3个小时里，蒂利的部队在冷冷细雨中等待着冲锋舟。到午夜时有消息传来，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9条了。黑暗之中，有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战线，还有两辆卡车由于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道路上滑了下去而宣告损失。在集结地，步兵用肩膀扛着船，要穿过500多米宽的松软泥地才能到达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凌晨2点之后，部队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带给厄克特少将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中将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少将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主任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在奈梅亨与布朗宁见了面，现在又回到了德里尔，他身上带着另一套内容相同的信正等着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在那名工兵军官没能把信送过去的情况下，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写有撤退计划的信是“绝对重要”的，蒂利强调说。

    在河边，德军显然对英军的又一次渡河行动做好了准备。英国人手头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冲锋舟————包括3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头一天晚上那支小船队使用过的剩余船只。面对如此窘境，波兰军队在多塞特郡团第4营下水地点的东边进行牵制性渡河行动的原定计划，在最后时刻被取消了。蒂利的部下将分成5波，每波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炸响了，而德军的重机枪————显然现在被周密部署在英军环形防线根部的两侧边缘————开始向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上一条船，首轮队伍的渡河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英军架设在南岸的每门火炮都在快速射击，密集的炮弹从多塞特郡团第4营官兵的头顶上飞过射向敌军，但渡河行动还是遭到了密集火力的无情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在弹雨中被打出很多破洞，随后沉入水中，有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乘坐的冲锋舟————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自己的这条船是这一轮攻击中唯一幸存的。15分钟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他“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渡河的英军被占据有利地形的德军机枪火力网所笼罩，分五拨渡河的部队都蒙受了惨重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大自然。河水在午夜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湍急起来，无助的多塞特郡团的英军步兵既不习惯操纵船只，又对这可怕的激流无可奈何，结果有不少人被水冲过了环形防线的所在区域，不幸落入了敌军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分散在几公里宽的地方，也被德军迅速挡住去路陷入重围之中。在登船出发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人抵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敌人密集投掷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10]，随后率领部下从地狱之火中冲了出来。

    多塞特郡团第4营无法作为一支整建制的部队与厄克特的空降兵会合，只有一些人抵达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带着完整撤退计划的格拉夫顿少校，他经由奥斯特贝克南部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进入了防线。此前，迈尔斯中校已经携带相关文件回到了厄克特的师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的那份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中那个讽刺到近乎残忍的行动代号。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时，他的单向挺进计划被否决了。“市场——花园”行动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麾下那群血流成河的官兵制订的撤退计划已被正式命名，英军第1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进行撤退。

    [1] 有关这场战斗的一些优秀报道来自派驻阿纳姆、隶属于第1空降师的记者团，记者团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公共信息官罗伊·奥利弗（Roy Oliver）少校；审查员比利·威廉斯（Billy Williams）空军中尉和彼得·布雷特（Peter Brett）上尉；陆军摄影师刘易斯中士和沃克中士；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艾伦·伍德（Alan Wood），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坦利·马克斯特德（Stanley Maxted）和盖伊·拜厄姆（Guy Byam），路透社的记者杰克·斯迈思（Jsck Smythe），和隶属于索萨博夫斯基伞兵旅的波兰记者马雷克·斯维齐茨基（Marek Swiecicki）。这些人尽管受到匮乏的通信手段的限制，每天只能得到几百个字的公报消息，但他们仍然以战地报道的最优秀传统，描绘了厄克特部下遭遇的极大痛苦。我一直以来都没能找到这个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大概他们已全都逝去了。————原注

    [2] 令人不解的是，英国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报道声称，在9月23日星期六，恶劣的天气使得飞行活动受阻。气象报告、军部报告以及盟军空军的战后报告全都记载，星期六的天气是晴朗的，与19日即星期二以来的任何一天相比，飞行任务都执行得更多。在半官方的《欧洲争夺战》一书中，作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出了差错，他说：“再次空运补给品的行动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受挫。”这个说法改变了他对随后的战役时间顺序的排列。至于其他作品，由于使用了威尔莫特的著作作为参考，也就愈加不精确了。————原注

    [3]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

    [4] 《求主同住》（Abide With Me）是最流行的基督教圣歌之一，1847年由亨利·莱特（Henry Lyte）作词，1861年由威廉·蒙克（William Monk）作曲。这里唱的是歌曲的第一段。

    [5] 斯卡尔卡的叙述大概是真实的，即双方进行了一些电文上的沟通。然而这些电文的用词是可疑的，尤其是他有关德国空军的回答，那周德国空军就在空中，正骚扰着英军的空投。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贬低。在敌人面前对自己一方做出如此轻蔑的评价，这种做法在党卫军当中是罕见的。————原注

    [6] 在医院里，拉思伯里和哈克特都成了“一等兵”。戴夫·莫里斯中士在哈克特做手术前为他输了血，他被告知不得透露准将的身份。拉思伯里从19日起就一直在医院里，当奥斯特贝克的伤员们到达时，才第一次获悉师里的消息————包括厄克特终于回到了师部，以及弗罗斯特率部坚守阿纳姆大桥几乎有4天之久。后来，这两位准将都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脱，躲藏起来。拉思伯里最终碰到了开朗乐观的第2伞兵营A连连长艾利森·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泰瑟姆―沃特穿着平民衣服，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一起工作，“大摇大摆四处活动，有一次还帮忙把德军的军官座车从沟里推出来”。拉思伯里与被荷兰人藏起来的大约120名伞兵、医护兵和飞行员一起，在荷兰向导的带领下，于10月22日傍晚到达了莱茵河南边的美军战线。那位令人匪夷所思的泰瑟姆―沃特帮助了大约150名英军士兵逃跑。顺便说一句，我们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他的下落————是偶然发现的。我的英国出版商在肯尼亚遇见了他，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泰瑟姆―沃特说，他“在战斗中带着雨伞，主要是为了识别身份，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我老是忘记口令”。————原注

    [7] 《暮色之歌》（Just a Song at Twilight），是一首19世纪的英国情歌。

    [8] 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其他报道中，这封电报的内容出现了数种版本，上文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存了他记录了时间的幽灵小队的日志，并供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

    [9] 吉米是格拉夫顿的名字詹姆斯的昵称。

    [10] 其中一颗滚落的手榴弹打到了蒂利的头，而且爆炸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是受了轻伤，并作为战俘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