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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星期六,查尔斯·麦肯齐中校终于在上午抵达了布朗宁中将在奈梅亨的军部。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也冻僵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首先“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让身体暖和起来”。

    此前,麦肯齐一行人从德里尔前往奈梅亨的过程也是历经波折,险象环生。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救援路线在“岛屿”式公路的西边并与之平行,现在其主力部队正沿着这些远离敌军的道路向德里尔稳步前进。尽管如此,已经冒险到达德里尔的罗茨利男爵还是决定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送到奈梅亨去。这是个短暂的行程。一个由侦察车辆组成的小型护送队很快出发了,但随后的行程却惊心动魄。当一行人来到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被打坏的德军半履带车侧翻在路口。罗茨利下车指挥他的车辆继续行进,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突然出现在道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麦肯齐搭乘的那辆装甲车开始后退,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下方的路面突然坍塌了,车辆也翻倒在一边。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下车在田地里躲避德军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的侦察车司机叫喊要他“玩儿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道路奔去以寻找英军部队。罗茨利随后组织起一支救援队伍沿道路快速返回,试图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军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车组人员从藏身的田里走出来,与这些姗姗来迟的救兵会合。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失散了。

    焦虑不安的布朗宁将军欢迎麦肯齐到来。按照军参谋部的说法,“这一周我们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挫折,着实令人痛苦,布朗宁最为担心的就是与厄克特缺乏充分联系。即使是现在,尽管英军第1空降师和军部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对厄克特所部态势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部下找到合适的着陆地点,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进入。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师长埃德蒙·黑克威尔―史密斯(Edmund Hakewill-Smith)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出击,他试图率领部分部队乘坐滑翔机,在距被困的第1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也就是星期五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项提议,并用无线电回复道:“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2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德伦(Deeleno)机场。”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后来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份电报,他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魔鬼’们所处的困境。”不过在当时,布里尔顿的消息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灵通。星期五晚上,布里尔顿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发给艾森豪威尔一份报告,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该防区的态势正有很大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情绪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与厄克特会师而做出的徒劳努力对布朗宁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其参谋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速度还不够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清理道路附近的敌人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大为受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管理控制权就被移交给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做出,布朗宁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稍微缓过来的麦肯齐坐在一起,他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所部的艰难处境,其细节令人震惊,麦肯齐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我师的环形防线周边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什么东西都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2集团军有机会到达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无法撑得太久。”沃尔克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即将弹尽粮绝。”布朗宁默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正在酝酿中,他打算在星期六晚上派部队将补给物资运入桥头堡。但沃尔克准将后来却回忆道:“我确实记得布朗宁曾告诉查尔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太大把握能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返回德里尔时,军部里的矛盾想法让他备受打击并陷入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做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岸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每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行动,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个能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援军根本就来不了了?或者援军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选择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下去”。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统帅现在才了解到第1空降师艰难处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各自的指挥部里举行的非正式情况通报会上,战地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去救援厄克特的师”。这简短的会议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作战行动实施以来,“市场——花园”行动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就一直被描述为一场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坦克天堂就在前方》的大字标题宣布:“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蒙哥马利元帅在第1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地区并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甚至就连严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在星期五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通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未来可能有麻烦————“阿纳姆争夺战,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表现出的好大喜功,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都成了精确报道的绊脚石。可一夜之间,媒体报道的腔调就发生了巨变。23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2集团军遭遇顽强抵抗,空降部队正进行残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地狱碎片”。[1]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国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起飞升空。[2]庞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驻着————现在终于动身了,运载着加文第82空降师的3 385名官兵,这是加文期待已久的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而泰勒少将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101空降师也由于近3 000名官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仍在德里尔遭受猛攻的索萨博夫斯基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布朗宁在敌军压力下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军队前往第82空降师的空降场。按照布里尔顿原本的计划,这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空降行动将会在3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 000名官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用了两倍多的时间。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其他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部下————位于奥斯特贝克周边迅速缩小的包围圈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物资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空降场的位置,同时还由于敌军猛烈防空炮火的干扰,空投补给物资的过程十分艰难且损失严重:123架飞机中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我们获得的数量非常少。德军狙击手现在严重妨碍了我们的行动,因而减少了我方收到的补给品数量。而且道路被倒下的树木、掉下的树枝和坍塌的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无法开动。不管怎么说,吉普车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援也是差强人意。整个上午阿纳姆地区天气恶劣,直到中午才放晴,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和“台风”战斗轰炸机只飞行了几个波次,攻击了环形防线周边的一些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对地攻击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自从进攻开始————也就是上个星期日以来,他们连一架己方的战斗机都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军部队终于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的德里尔。他们相信援军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了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沿着小路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堡。“我确信,”他后来说,“这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场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无法入眠;而费赫尔北部的“走廊”自星期五下午就被切断了,整场军事行动命悬一线。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指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要在双管齐下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另一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没有人对重占阿纳姆大桥抱有幻想————从空中侦察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敌人针对这个重要目标已派出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实施行动,那么其右翼的终点肯定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得到掩护。而且霍罗克斯还希望,除了那些波兰军人之外,部分英军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堡。

    他高兴得太早了,一个巨大的瓶颈已经在奈梅亨至阿纳姆主要公路的西侧产生了。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挤过同一个十字路口————每个旅大约有3 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一个旅则朝正北的德里尔大举猛攻。数量庞大的部队在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拥堵和混乱,而敌人的炮击更是加剧了混乱的局面。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的第130步兵旅主力部队抵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随后与波兰军队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但为时已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夫斯基的士兵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16条船,这些船是第82空降师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行动刚开始,盟军就遭到了德军密集炮火的拦截,损失惨重,只有250名波兰人成功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进入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

    在形势如此严峻的一天里,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了一条好消息:16点,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重新被打通,交通再次恢复。工兵的车辆纵队里运载着更多的冲锋舟,不服输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冲锋舟及时快速地送到前线去,这样一来就能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厄克特的师还能再坚持24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我们在白天遭受了多次进攻。敌人的小股步兵,在突击炮和坦克————甚至包括喷火坦克————的支援下朝我们扑来。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敌军炮火向我师环形防线进行了异常猛烈的轰击。在经历了多次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仍由我部控制,只是防御兵力十分弱,且尚未与南岸的友军达成实际接触。再次得到补给的计划宣告破产,我们仅仅搜集到少量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弄得非常脏。我部仍然能保持足够的士气,但敌军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动摇我部。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在未来的24小时内,前景能够更加明朗化。

    盟军在当天下午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大吃一惊。在这场战役的末期,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对手的援兵正在增强其进攻势头,这一切正与莫德尔发起的反攻针锋相对,战役态势可能因此发生改变,而未来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还可能纷至沓来。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这位元帅第一次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莫德尔驱车前往杜廷赫姆找比特里希将军商谈。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解决奥斯特贝克的英军”。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多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地重复询问‘这里的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目前作战的激烈程度已经不同以往。”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阻击英军坦克和步兵纵队,英军部队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干道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无法一边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对德里尔的波兰军队和英军发起进攻,他麾下笨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型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对理由不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小时的时间把那些英军解决掉。”

    比特里希随后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对战况感到忧心忡忡。整整一天,进攻他的英军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干道,但让他担心的是进攻可能会来自西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自己能做到。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第2装甲军军长立即给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下了命令:“明天对英军空降部队的所有进攻都必须加强,我要结束整场战斗!”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被完全包围,但狭窄的街道却证明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破坏着路基,使得道路就像犁过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会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还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进一步压缩英国空降兵坚守的阵地时,他们的作战似乎就会更加凶猛。”比特里希指出:“强大的攻势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根部,将英军与莱茵河隔离开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哈梅尔旅队长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都被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耽误了,哈梅尔没能在那条“岛屿”式公路的两侧形成一条封锁性防线,当初英军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更是把他的兵力分割开来。当英军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处于西边的阵地上,而其余部队和装备则在公路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肯定会守住,英军将无法在那条主干道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敌人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无法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接下来的24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军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堡,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要想得到指甲,必须切断手指。”

    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大炮在隆隆发射。位于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西南角的一个大型储气罐正熊熊燃烧着,把一道怪异且摇曳不定的淡黄色光影投在了莱茵河上。在河北岸,当查尔斯·麦肯齐中校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无线电里为何会传来提醒自己应等到向导到位后再动身的话语。岸边的地形已经变得无法辨认,船只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炮弹爆炸后留下来的弹坑遮掩了通向桥头堡的道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单独走的话肯定会迷路的。不久后,他在一名工兵的引导下回到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

    至于要向厄克特做的汇报,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回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考虑了自己面临的种种选择。尽管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否及时到达与该师会合他仍心存疑虑。他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向厄克特报告称援军即将到达————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也许当前的情况下还是存在一线生机的,他有时也认为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太过悲观了。

    厄克特正在被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等待着。麦肯齐把上级的意见向师长做了汇报:“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仍然是相同的:他们还要坚持多久?截至此刻————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血战之后,厄克特手头的兵力估计已经减员到不足2 500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哥马利的部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在孤独的战壕、火炮掩体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救护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由于英军步兵就在河南岸,所以空降兵们坚信第2集团军终将成功渡河,他们唯一感到担心的是,他们中能否有人活着看到这期待已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悲剧性时刻,他们很害怕死去。士兵们试图用所有能用上的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一边开玩笑一边辗转相告,伤员们也不顾伤情仍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行为更是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士兵们将骄傲地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同拥有一种比他们所知的一切都要强大的精神。

    炮兵部队的詹姆斯·琼斯一等兵从行装里取出了随身带来的唯一的非军用品————他的一支从孩童时期使用至今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便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的炮兵阵地上,第2机降轻型炮兵连D分队射击阵地指挥官詹姆斯·亨利·伍兹(James Henry Woods)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领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名炮手从掩体里爬了出来,开始绕着炮兵阵地齐步走。当他们排成单纵列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他身后的两名伞兵则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那柔和的旋律传遍四方,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一开始歌声很微弱,但随着伍兹喊道“放声高歌”,炮兵阵地上瞬间爆发出了一片嘹亮的歌声。

    斯洪奥德旅馆位于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旁,大致在环形防线东部边缘的中间位置。在这座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军医护兵在德军卫兵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晃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记完了笔记,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个走了一遍。炮击的声音似乎“特别喧闹”,他回忆说,“外面的战斗声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然而,“看到士兵们都从地板上抬起头来”,随军牧师佩尔“感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中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枪炮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然后,就像炮兵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求主同住》的时候,刚开始人们只是默默地听着,到后来大家都低声哼唱起来。在斯洪奥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中,几百名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4]

    在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Kate ter Horst)把她的5个孩子和11个平民都留在家里那个3米长、1.8米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来到地上一层,走在受伤的人们当中。这幢拥有14个房间和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却变得面目全非,窗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厅、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开水房以及阁楼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还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名伤员挤在房子和庭院里,而且每时每刻还会有其他伤员被抬进来。在外面,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笼罩着战场。“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在雨中淋得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个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由于房间里缺少足够的空间,他最终失去了生命。”这幢房子里的医疗队中的唯一一名医生,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军医主任维克多·戴维·兰德尔·马丁(Victor David Randall Martin)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最终伤重不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动着,心里思念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他在该地区执行侦察任务,把德军阵地的相关情报带回来送给一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这样一来他在激战中就回不了家了。他们再次相聚是两周之后的事情。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军狙击手正“无耻地向一幢房子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过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平民的房间和走廊”。有两名护理员抬着担架路过一扇窗户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个人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了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了下午,我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而在房屋之外,肆虐的炮击则取代了狙击手。迫击炮弹震耳的轰鸣声“难以言表”,特尔霍斯特太太这样记录道。在迈克尔·G. 格罗(Michael G Growe)二等兵眼里,“这位女士似乎显得极度平静,一点儿也不紧张”。格罗先前就被弹片伤到了大腿,现在又被迫击炮弹炸伤了左脚,医护兵们匆匆把格罗和其他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前移走。

    丹尼尔·摩根斯下士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一处阵地时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军坦克从道路上驶来时,他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也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了,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的炮弹命中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第1伞兵营的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的肋部和背部受了枪伤,他惊恐地注视着那辆坦克“嘎嘎响着开动,调整方向。我能听见机枪急促射击的嗒嗒声,接着一颗炮弹打穿了我背后的墙壁,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都被打死了”。楼下的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是一名护理员,他怒不可遏地抓起一面红十字会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摩根斯下士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军坦克车长尖声大叫,“这幢房子上的红十字会旗帜那么清楚,快从这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纷纷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周围的交火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风暴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片刻的安宁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宁静吧。”

    在环形防线各处,当疲惫、虚弱的伞兵到了他们的体能极限时,坦克冲入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士兵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了下来,其中一名医护兵试图解释他要把伤员送到救护站去,那些党卫军士兵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攻击了他,随后一走了之。不过,这场战役从始至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许多表现出双方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

    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负责的防御阵地上,一名德军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了英军阵地,要求面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即将发起进攻,并已经将迫击炮和火炮对准了我们的前沿阵地”,可那名德军军官了解到一个救护站就在进攻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撤550米。“我们不想让炮火准备伤及伤员!”德军军官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军军官的要求后退那么多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让师部处于德军战线后方180米的地方了。”尽管他无法后撤,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开始时,德军火力网小心地对准了救护站的南边。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第181机降野战医疗队的外科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Guy Rigby-Jones)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用一张台球桌做手术,但一发命中大楼房顶的88毫米炮弹令他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设备。自星期三以来,他就无法给伤员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医疗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里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 200~1 300名伤员,然而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妥善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只有用来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由于现在无法再做手术,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第156伞兵营B连连长约翰·沃迪少校也是一名伤员,他在星期二那天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大飘窗的窗台上爆炸了,弹片嵌进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炮弹直接命中,沃迪的右肩、脸部和下巴都被落下来的砖头及碎木片划破。师军医主任格雷姆·马修·沃拉克(Graeme Matthew Warrack)上校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军士兵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南一家————安妮、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费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南医生的指导下,他们忙得24小时连轴转。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日非常可怕,我们所在的建筑物似乎一直在被炮弹命中。我记得,我们虽然不可以在伤员面前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但我几乎就要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了。可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非常安静地躺在那里”。保罗记得,当伤员从一个被毁坏的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时,“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随后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由于情绪激动,人们会停下来,因为他们在哭泣,但他们仍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强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送到塔费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伤重而死。安妮在日记里特别提道,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妮看来,这座旅馆似乎不断地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开始哭泣。“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很大,每发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座地狱存在下去?”

    星期日上午9点30分,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座地狱做点什么。这片地区的9座救护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觉得“战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着,有些医疗队连外科手术工具都没有”,而在德军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快到8点的时候,一发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腹部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实施一项计划,而实施这项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少将的批准,于是他便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座医院被击中6次,还着火了,这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军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对岸去,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军,到他们设在阿纳姆的医院里去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进去了,他批准了这项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我方部队崩溃的前兆’”。沃拉克要向德军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称可以进行谈判,但“条件是德军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获准在下午要求停火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开打”以前,可以清理战场上的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此外还有赫里特·范马南医生,请他们两位协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因而“前往德国指挥部可能会冒极大风险”,于是沃拉克给他起了个“约翰逊”的假名字。三个人迅速前往斯洪奥德旅馆,与德军的师首席军医官进行联系。

    说来也巧,29岁的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埃贡·斯卡尔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声称自己与沃拉克的观点如出一辙。斯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身陷‘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军”。在斯洪奥德旅馆,“到处躺的都是伤员————他们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斯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军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提出这个主意,但他们最终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的德国军医的印象是,“他长得很女人气,但富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这可能是为了在战局日下的时候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位身材瘦高、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看起来很英俊。沃拉克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约翰逊”充当翻译。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斯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头发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除此之外,从其他方面来看并不差。”斯卡尔卡准备同意这项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必须得去我的师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斯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南医生同去。坐上一辆缴获的英军吉普车,斯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斯卡尔卡来开车。斯卡尔卡回忆称自己“开得非常快,一路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段时间车辆在炮火中穿行,随后我们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进入阿纳姆的短途车程真是“既悲伤又痛苦”。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要么仍在冒烟,要么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坏或是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损坏的枪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通向阿纳姆。斯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认为眼前的德国人并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他突然感到,这名温文尔雅的党卫军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军的实力”。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着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斯卡尔卡又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师部外面停了下来————师部就设在黑苏贝尔赫路(Heselbergherweg)的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让德军参谋军官们感到惊讶,但哈策尔已经接到了电话通知,说正在等待他们。斯卡尔卡把两名英军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师长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斯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师部的确切位置了。”斯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找到通往师部的准确路线,那么我也会对自己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伤员从环形防线内撤出来,因为英军已经没有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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