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当天下午，就在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时候，埃里克·麦凯上尉下达了从阿纳姆的校舍里撤离的命令，他的部下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现在，60米开外的一辆虎式坦克正把一枚枚炮弹射进大楼南墙。“那幢房子正在燃烧，”麦凯后来回忆说，“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走动的13个人之中，每个人的子弹都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匣。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让部队突围、战斗到底的决定。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方。由B分队的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座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时，迫击炮又开始了新一轮炮击，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突围的话。我朝辛普森喊道，那就投降吧。”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个人都配了一挺“布伦”式轻机枪，一起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军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再尽力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公路，穿过公路对面已经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和伴随坦克行动的五六十名步兵撞了个面对面。6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端着机枪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军士兵扫射。“我们只有各自打掉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秒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军士兵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喊他的小组直奔紧邻的一幢房子时，一名伞兵当场阵亡，另有一人负伤。躲进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众人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全都可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麦凯躲进一座花园，趴在一片玫瑰丛下面。在那里，他取下自己的军衔标志，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会儿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昏昏欲睡，便听见了德军士兵的说话声。我尽力放慢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自己真的很像一具尸体。”突然，他的“肋骨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毫无反应地接受了这一脚，“就像刚刚死去的人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摩擦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去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自己的“柯尔特”手枪。“你用刺刀刺一名英国军官，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军士兵对麦凯的爆发毫无思想准备，向后退了几步，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我就能射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且他们还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样子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军士兵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自己的“柯尔特”手枪扔出了花园围墙，“这样他们就不能拿走充作纪念品了”。

    德军士兵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父亲留给他的一个银质的空酒瓶被拿走了，但放在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名军官把酒瓶还给了他，当麦凯想要回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双手举过头顶，被押送到一栋关押英军俘虏的楼房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逃跑就是他们的任务。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军官，麦凯突然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受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名德军中尉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军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审问就此结束”。

    临近傍晚时分，战俘们被赶出去登上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德国人在车后面留了一名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下车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离一名哨兵不到1米远的地方。我向他发起了突然袭击，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其他德军士兵赶了过来，他们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战俘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以来，这名年轻的军官首次熟睡了过去。[1]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中校的营部建筑四周和坡道边，大约有100名英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仍然在激烈地战斗着、坚持着。营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依然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数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前后，第2伞兵营负了伤的营长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弗罗斯特听见“一些显然是患有炮弹休克症[2]的伞兵在胡言乱语”。德军仍然在轰击这座建筑物，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酷热难当。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去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现在，弗罗斯特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房子正在燃烧倒塌，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的地下室各处，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气而咳嗽。第2伞兵营的军医主任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身旁跪了下来，他说是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军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能够作战的士兵撤到其他建筑物内继续战斗。我觉得即使大桥丢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房子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安排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自己的军衔标志，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之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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