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就必须尝试一下。”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禁卫团、苏格兰禁卫团以及掷弹兵禁卫团下属各部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团长鲁本·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加文就挑选他的团进行强渡突袭。尽管查特顿专注地听着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差异。“一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9]上，”他回忆说，“3名来自禁卫团的指挥官穿着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的长围巾。”查特顿认为“他们似乎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场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左胳膊下面的枪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惊讶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节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可见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禁卫团[10]军官的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之处。“我知道，它听起来有点另类，”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关键，甚至连进行侦察的时间都没有。我继续说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个看似不慌乱的人。他参加过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战，知道会发生什么。对他来说，这次渡河行动就像第504伞兵团在布拉格堡[11]（Fort Bragg）进行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空降兵来说还是非传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工兵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型的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尽快送到奈梅亨。如果进攻计划的制订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打仗，但加文的计划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地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大希望。大家都认为，紧接着在“走廊”上进行另一次快速冲刺，将会让他们与阿纳姆的部队会师。

    在绿草如茵的宽阔的欧西比尤斯外大街上，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亲自上阵，指挥炮兵对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进行炮击。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他明确指示集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指挥官们：要把英军伞兵据守的每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既然英军不肯从他们待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瞄准山墙底下，一米一米地轰，一层一层地轰，一直到每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了，既然别的办法已经无效，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办法。“等我们收手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瓦砾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趴在两门大炮之间的空地上，对准英军据点调整手里的双筒望远镜，引导火力。第一炮击中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几座桥，我必须立即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把弗罗斯特剩余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2伞兵营起初占领的18座楼房中，弗罗斯特的部下现在还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轰击英军阵地的同时，德军炮兵则对着面向北边的英军阵地一个劲儿地狂射。火炮齐射真是冷酷无情。“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佳、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掷弹兵霍斯特·韦伯（Horst Weber）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坍塌。我看不出还有谁能从这片火海中活着出来。真为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伯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赫罗特市场（Groote Markt），在用车载机枪向大桥北入口处建筑群的每扇窗户扫射的同时，坦克还“向每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炮弹”。他记得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陷落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肉从骨骼上脱落一样，正面的整堵墙倒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伯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让人无法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很可怕，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听见伤员的尖叫声”。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河区以及大桥下面的房屋。往往在英军冲出来时，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方完全夷平。坡道下方被麦凯上尉用作指挥所的校舍几乎成了残垣断壁，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弹正以每10秒钟1发的速度射进校舍南墙”。墙体变得“很热”，他回忆说，“每个人都多少带着伤”。然而伞兵们依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天花板塌落，墙体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依次从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瓦砾之中的“红魔鬼”们弹无虚发，“像鼹鼠一样生存下来，德国佬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其他地方，英军士兵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待不下去了。“德军决定把我们都轰成渣，”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解释说，“炮击和迫击炮的轰击看似不可能再猛烈了，但实际上却更猛烈了。爆炸接连不断，炮弹一枚接一枚雨点般飞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绝望地反复祈祷：“坚持！坚持！不会持续多久的。”在狭长的堑壕里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像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西姆斯记得，他当时想的是“除非第30军赶快到，否则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中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到第2伞兵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能突破重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无法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施。弹药几乎耗尽，部队伤亡之大，每个可用的地下室里都人满为患。而且官兵们已经连续作战长达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无法再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了。在环形防线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在倒塌，阵地正在被蚕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2伞兵营正被埋在身边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绝望的他决心不让德军得到阿纳姆大桥，直到最后一刻。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官兵们的影响基本上和弗罗斯特没什么区别。伞兵们分享着自己仅剩的弹药，并从伤员那里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弹药，为正在吞噬他们的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害怕了，疲劳、饥饿和疼痛让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越来越强。

    随军神父伊根记得，他碰见从厕所里出来的弗罗斯特。“中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厕所窗户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根链条，还能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由于这片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神父尽可能地隐蔽前行。“外面有个人正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A连连长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大桥最初就是被他率部攻占的，”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到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牧师。’”当伊根表现出不情愿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开口宽他的心：“不必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第1伞兵旅旅部警卫排排长约翰·帕特里克·巴尼特（John Patrick Barnett）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当时巴尼特正在快速穿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过街回来后，又去巡查了收缩后的环形防线里的部下，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大吃一惊的巴尼特在途中停了下来，他对少校说道：“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中尉。“噢，天啊，帕特[12]，”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德军仍在继续炮击。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指挥他的连队时手里还拿着伞。此时德军坦克在街道上隆隆行驶，到处开火。“看见那些庞大的Ⅳ号坦克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随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就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部下发起刺刀冲锋，朝一些渗透过来的德军直扑过去，”高夫回忆道，“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他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幽默瞬间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时间缓慢流逝的下午，第2伞兵营营部受到猛烈炮击，房子烧了起来。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嗯，神父，”营里的开心果杰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中士说道，“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楼房再次被炮弹直接命中。“天花板塌了下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再次站起身来的时候，我们面前正好出现了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听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军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大桥另一侧的麦凯上尉联系上了弗罗斯特。“我告诉中校，如果德军继续发动同样规模的进攻，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了，”麦凯写道，“他说他爱莫能助，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军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部队。他看见英军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着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德国人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得到支援，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18点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与空降部队会师了。”[13]

    就在这时，麦凯便听到楼下有人喊道：“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19点，英国时间18点）。两辆60吨重的坦克正从北边开过来，大桥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道，“它们的巨炮喷吐火舌时，就像史前巨怪一样。坦克炮弹打穿了墙壁，爆炸产生的烟尘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楼房的一侧墙壁被击中了。“有些炮弹肯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校舍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一米来宽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体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都在摇晃”。麦凯盯着坡道上的两辆坦克，心想大限将至。“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大桥以来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冲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两辆坦克倒车撤了回去，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营部里，伊根神父负伤了。炮弹打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结果进退两难的他摔下两段楼梯，倒在了一楼。苏醒时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人。伊根爬到那人面前，发现那名伞兵快不行了。此时又一轮炮火齐射击中了营部，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身上的衣服都着了火，神父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身上的火扑灭，此前他看到的那名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伊根发现自己的双腿不怎么听使唤，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慢慢地拖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呼喊着他的名字，昵称“布基”（Bucky）的营部情报军官克利福德·丹尼斯·布瓦特―布坎南（Clifford Denis Boiteux-Buchanan）中尉帮助他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让杰克·斯普拉特中士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军医詹姆斯·洛根正在工作。神父和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还好我置身事外，”[14]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在地上，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负了轻伤的他紧紧抓着那把伞，仍然试图给大家鼓劲打气。

    在可怕的炮击过程中，偶尔会有一次停歇，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军在补充弹药。在一次这样的暂歇中，黑暗降临了，麦凯抓紧时机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命[15]（苯丙胺）药片，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精神不济的人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剧烈效果。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视物时产生了叠影，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阿瑟·亨迪一等兵记得，有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2集团军！就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这支小小的部队能否撑过今晚，疲惫和伤病正在造成减员。“我想得很清楚，”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食物，也无法睡觉，每人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人人带伤。”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军坦克再次出现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清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们能够继续作战的人只剩下13个。

    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弗罗斯特从大桥一侧的阵地里看到，整座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座大教堂的塔尖正在剧烈燃烧，弗罗斯特凝视着它们，“挂在两座优美的塔楼间的十字架，在飘向天空的烟雾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听起来很可怕”。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台前面，他现在已经不再用摩尔斯电码发报了，直接用明码重复发出如下电文：“这是第1伞兵旅在呼叫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速来……第2集团军速来。”

    在奥斯特贝克镇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师部里，厄克特将军竭尽全力，试图拯救他的剩余兵力。弗罗斯特营被包围，突破封锁到大桥与其会合的尝试都被德军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军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涌来，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把勇敢的英军第1空降师切成碎片。“红魔鬼”们在潮湿的环境下饥寒交迫，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奋力坚守————用步枪和“斯登”冲锋枪对抗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行动才能拯救其勇敢的部下。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其麾下的剩余兵力，也许还能让形势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了转折点。他希望注入的凝聚力和进取心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旅没有到来；空投补给成了一场灾难；而各营在试图与弗罗斯特营会合的过程中被打垮了，这个师不断地被推向毁灭的边缘。厄克特对剩余兵力的统计反映出一个可怕的事实。19日当晚，与师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状况。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够精确，但它们仍然预示出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1伞兵旅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2伞兵营还剩下多少兵力。菲奇的第3伞兵营上报说还有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1伞兵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11伞兵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缩减到了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都受伤了。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现有250人，而他的第156伞兵营汇报说还有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其他单位，比如边民团第1营、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工兵，侦察和后勤部队、滑翔机飞行员，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营级战斗部队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些单位原本骄傲的士兵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缺乏领导。

    战斗的血腥可怕程度，甚至令久经战阵的老兵也精神崩溃了。当掉队者三五成群地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的时候，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师部。这些恐慌者往往是年轻的士兵。“他们暂时失去了自制力，”厄克特后来写道，“麦肯齐和我不得不动手干预。”但其他官兵在面临可怕困境时仍在继续战斗。面部和双臂负伤的第10伞兵营A连副连长莱昂内尔·欧内斯特·奎里佩尔（Lionel Ernest Queripel）上尉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军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其他德军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上尉命令部下立即撤离，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们。他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16]。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的空降师残存兵力正在被挤压，被打回来。所有的道路似乎都以奥斯特贝克地区为终点，英军主力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地方，西边在海弗亚多普村与沃尔夫海泽村之间，东边在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胡弗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条大致的“走廊”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海弗亚多普村的莱茵河段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妥善调用兵力，从而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来。

    19日整晚，厄克特都在发布命令要求部队撤进奥斯特贝克的环形防线。20日凌晨，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用第10伞兵营与第156伞兵营向阿纳姆大桥进攻的计划，还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坚守的第2伞兵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形成一个箱形防御阵地，并尽力守住河北岸的小型桥头堡，这样第30军就能渡河与我们联系上”。

    发现海弗亚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仍在运行的渡口，是促使厄克特做出这项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渡口对他的求生计划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进入北岸。此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这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被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能迅速进军，如果厄克特的部下能够在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堡，并向鲁尔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厄克特的师部19日全天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找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有改善，“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交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指挥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少将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地区可供选择。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拥有1 500人的空降旅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是该计划最令人痛苦的部分。星期三上午8点，厄克特有了一个可以把这个态度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的机会。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部打电话，与厄克特通上了话。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首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寄希望于从南边得到救援。”接着弗罗斯特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心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以私人名义对他们取得的战果表示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幽灵”小队发来的电报。电文说：

    200820（发自第2集团军）。对奈梅亨的进攻被该城南部的据点所阻，5个禁卫旅正在前往该城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计划今天13点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本有一支杰出的力量可以调用，倘若这支队伍的贡献能被接受的话，这原本能够大大改变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严酷态势。在整个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地区，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战区，荷兰人正与美军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最初下达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抵抗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抵抗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开阵势要立即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谢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有权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之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上校曾接受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阿纳姆西郊的各营萎靡不振的进攻，但这名军官还没来得及履行使命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战斗一结束，巴洛便要担任阿纳姆城防司令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他就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少校。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一叠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诸如此类。只有巴洛知道我们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他消失了，计划也就夭折了。”在师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要么是民政事务官员，要么就是情报军官，他把那些秘密名单拿出来提建议的时候，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师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阵亡，沃尔特斯的手脚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道。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信任，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派去执行任务，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个人的身份都核查到让师部满意的程度，”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抵抗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17]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更换了地方。波兰旅现在将在原定着陆地点几公里之外的另一片地区降落，离德里尔村不远。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夫斯基瞠目结舌。全旅已经在机场上待命了，定于3个小时之后飞往荷兰。在这3个小时里，索萨博夫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作战方案。此前的时间都花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登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那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数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海弗亚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其他人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只知道形势相当混乱”。索萨博夫斯基迅速把这个新情况告诉自己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时间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段时间让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而且这3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让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最新消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夫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大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状况以及我们收到的不充分的情报，让我非常焦虑，”索萨博夫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被空投进入荷兰，却加速了失败。”

    [1] 哈里（Harry）是亨利的昵称。

    [2] 戴夫（Dave），是机长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3] 戴维·洛德空军上尉是优异飞行十字勋章（DFC）的获得者，死后又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后来，3名皇家空军人员和4名陆军投送员————理查德·爱德华·黑斯廷斯·梅德赫斯特（Richard Edward Hastings Medhurst）空军中尉、亚历山大·福布斯·巴兰坦（Alexander Forbes Ballantyne）空军中尉和投送员尼克松下士、詹姆斯·里基茨（James Ricketts）、伦纳德·悉尼·哈珀（Leonard Sidney Harper），以及阿瑟·罗博特姆（Arthur Rowbotham）————的尸体被辨认出来，安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公墓。————原注

    [4] 有关这个故事，我要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502伞兵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第2营营长史蒂夫·阿奇·沙普伊（Steve Archie Chappuis）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6个星期以后在英国醒来的————瞎了，聋了，哑了，体重轻了18公斤，头上有一块很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多恩中士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真的会对那名医生开枪。”————原注

    [5] 在诺曼底，范德沃特曾拖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仗。见《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原注

    [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曼，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和意大利国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7] 巴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约1122——1190），后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8] 观测射击（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9] 折叠座手杖（shooting 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作座凳。

    [10] 原文中提到了苏格兰禁卫团，但禁卫装甲师中并无苏格兰禁卫团的部队，除了冷溪禁卫团、爱尔兰禁卫团和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外，该师只有威尔士禁卫团的部队。前文的注释中提到过，英国陆军编制独特，步兵和装甲兵单位中一般都是师——旅——营建制结构，禁卫团只是部队番号称谓而非编制，顶着“XX禁卫团”名头的营，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旅或者师。原文中查特顿上校提到了一名准将，与会的除了布朗宁的参谋长，这个军衔的英国军官在禁卫装甲师中除了3个旅长外就没有别人了，查特顿提到的3名禁卫团指挥官，有可能是几名装甲营的营长。

    [11] 布拉格堡是第82空降师在美国国内的基地。

    [12] 帕特（Pat）是帕特里克的昵称。

    [13] 麦凯以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82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师。————原注

    [14] 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神父，不是作战人员。

    [15] 安非他命，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二战时期各交战国为了刺激官兵的潜力，提升其连续作战的能力，普遍配发了各种神经性兴奋剂，而这些药物后来被证明有很强的副作用，基本上属于毒品范畴。

    [16] 奎里佩尔死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17] 英国人长期以来对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保持着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克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国派去的特工先后被捕，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间谍行动中，几乎每个跳伞进入荷兰的英国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手段，英国的报务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摩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文中故意出现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不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两名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克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终止。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欺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克斯忍不住对自己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码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的团队及其继任者。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你们在荷兰的唯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来进行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之旅，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并彻底改组————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互不统属的————但是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高级军官仍然得到警告，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