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进行的顽强抵抗几告终结。黎明时分，德军再次进行了可怕的炮击。晨曦中，曾经是民居和办公楼的建筑物，现在成了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又再次陷入战火的炙烤之中。在大桥的两侧，以及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沿街倒塌、毁损的废墟内，尚存的几个英军据点正在被依次炸掉。曾经掩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然而，顽强的英军伞兵虽然被烈焰包围，却分成数个小组用碎石瓦砾做掩护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回大桥。

    唯有天生的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部下们坚持到现在，顶住德军的攻击长达两天三夜，其勇猛无畏和坚韧不拔可谓极致。第2伞兵营以及零零星星加入这支队伍的其他单位的英军官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队伍的总兵力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他们在严峻的考验中紧密团结，自豪感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要独自完成本应是整个空降师完成的任务————而且这支队伍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该师本应坚持的时间。在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中，在等待着根本就没能赶来的援兵时，戈登·斯派塞一等兵的想法也许是官兵们共同心绪最好的总结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这些“红魔鬼”躲避在废墟和狭长掩壕里，努力保护着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军炮火让他们产生休克、脑震荡等症状。他们扎着肮脏的满是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无所畏惧的架势，仿佛佩戴着荣誉勋章似的。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再也顶不住了。

    察觉到此事的英军伞兵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士兵们似乎私下里已经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是为了更多地打击一下德军。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已近尾声，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作战方式，使战斗得以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将失去了三脚架和座钣的迫击炮炮筒抬起来，然后用绳子拴住，把最后几枚迫击炮弹打了出去。其他伞兵发现用来充当弹簧驱动力的雷管已经用完了，他们手里的步兵反坦克抛射器无法正常发射破甲弹，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充当发射药。他们的战友就躺在周围————死去的或者垂死的，但他们仍然恢复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恢复抵抗意志的同时，还经常彼此逗乐。人们记得，有一名爱尔兰伞兵被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失去了知觉，当他终于睁开眼睛时，说道：“我死了。”随后他想了想，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还在说话呢。”

    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本应成为他们胜利进军的开端，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猎号曾把他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在弗罗斯特心目中，他们永远不会被击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救援已经无望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官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主要集中在坡道西侧被重创的营部建筑物四周。超过300名英军和德军伤员塞满了地下室。“他们拥挤得几乎可以互相叠起来，”弗罗斯特着重提道，“这就使医生和医护兵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就不得不为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几乎可以肯定，营部所在的建筑物必定会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你看不到我会如何战至最后一刻的，我们一撤出去，伤员就会被活活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建筑物被彻底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再控制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坚持24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脆弱，他知道，“敌人如果下定决心发起突袭的话，就能突入我们的防区”。

    在坡道另一侧的英军阵地上，麦凯上尉觉得这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的：“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烧塌了，唯有南边的一座房子还矗立着，它被德军占领了。”而在校舍里，恐惧的气氛日渐浓厚。“士兵们极其疲惫，肮脏不堪，”麦凯写道，“每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都会觉得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红红的双眼布满血丝，几乎每个人都绑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道，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级楼梯台阶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淌下来”。他仅剩下13个人，“三三两两挤作一团，坚守着阵地，而这块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部下在两个小时内击退了敌人3次进攻，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4倍的敌军尸体。

    中午渐渐临近，战斗仍在继续。中午时分，英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挫伤了德军进攻部队的锐气。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B连连长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讨论要派出一支战斗巡逻队去清理该地区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把他掀起后，朝下扔到几米外的地方。一枚迫击炮弹几乎就在两人中间爆炸，不可思议的是他俩都还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似乎要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尤其是道格[1]根本就一声不吭”。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两名军官拖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和其他伤员一起抬进了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让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先前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看似疲惫无力地倚靠墙站立着，但实际上他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震死，而且没有留下痕迹。随后，有些恍惚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进来时仍然非常震惊。“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第2伞兵营营部连通信排排长约翰·格雷厄姆·布伦特（John Graham Blunt）中尉是已经故去的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的朋友。在布伦特眼里，中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样子是一个毁灭性打击。“我们这些下属始终认为，他精力旺盛，有着金刚之躯，”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另一面，同样被弹片打伤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夫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排成长列，登上运送兵员的“达科他”运输机。自星期日以来，当他指挥的波兰伞兵旅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兵营来到机场，不料却被告知行动取消了。星期三上午，在得知空投场变更之后，索萨博夫斯基自己又把起飞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现在已临近下午1点，当背负着沉重装备的伞兵走向飞机的时候，焦躁的气氛消失了。部队终于出发了，索萨博夫斯基注意到，“他们的心态几乎是轻松愉快的”。

    他的心态却截然不同。在计划改变后的数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部队的态势以及新空投场的所有情况。他指挥的旅下辖3个营，他尽力为部队提供相关情报，并一直传达到排级单位，然而情报是贫乏的。索萨博夫斯基感到部队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区域”。

    现在，随着螺旋桨慢慢转动，各营官兵开始登机，114架“达科他”运输机将运载他们飞抵荷兰。索萨博夫斯基对登机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登上了领航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加快，这架“达科他”运输机开始滑行，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夫斯基气馁的是引擎正在减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加，他不知道为何起飞被推迟了。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登上了飞机。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夫斯基，塔台刚刚接到命令，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翻版：英国南部的各处机场已经开放，运送补给物资的轰炸机正准备再次起飞，但阴云密布的格兰瑟姆地区不适合飞机飞行。索萨博夫斯基不愿意相信。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能听见手下的官兵在咒骂。飞行计划又被推迟了24小时————直到9月21日，星期四，13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机降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当天将对奈梅亨极其重要的瓦尔河大桥发动攻击，加文急需的3 400名官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却不能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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