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大会献言

    首届国民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为选举总统副总统，成立新的政府，此外是否能有其他的重要表现，事前尚很难说。但国事紧急，世局逼人，国人多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首届的国大必须认真地有所作为，方能收拾人心，扭转大局。大选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时的作为，国大的长久责任与根本责任是代表全体人民襄赞政府，督促政府，批评政府，指摘政府。襄赞有它的地位，督促也属必需，但作为人民的喉舌，批评政府的错误，指摘政府的弱点，在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才是人民所付托于国大的核心使命。在过去，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正式机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政府往往考虑不周，动作或失之操切，或失之迟缓，铸成大错而不自知，或虽知而已难补救，国家民族不知吃了多少不必需的大亏。此种现象，今后不能再容发生；若再发生，政府中人不能逃责，国大代表也将无从辞咎。我们仅就观感所及，举出两端，献与国大诸公，供作今后监督政府的参考。

    第一，明是非。是非不明，今日已达极点，这恐怕是人心萎靡不振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吏贪污，政治无能”，这已是喊的人喊疲，听的人听疲的呼声。凡属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此种呼声，无论是出诸国内，或来自国外的，尤其是来自国外时，往往是别有作用；任何人都知道，多数的官吏是清白自守的，是努力从公的，绝无贪污或无能的嫌疑。但我们必须承认，贪污与无能是确有其事，并且程度相当严重，严重到叫一般国人难再忍受的地步。别有作用的渲染，我们仅可指明攻击，但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改革，在今日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图。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二地位较高，靠山较硬的贪官遭受严峻的处分；胜利以来，这已成了不可想象的事。发国难财的人，尚有的在国法前丧生，但何曾听到一个声势赫赫的发复员财的人受过国法的制裁？日本人所留给我们可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的一个工厂网，已在复员大员的接受之下烟消云散，连许多私人的财产也连带遭殃，公私搅在一起，大量的流入接收者的私囊，至今没有下落。这是就接收中的“贪污”而言，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接收中的“无能”：敌人所建设的一个整个体系，接收者把它割裂支离，未入贪污者的腰包的部分也被一批愚不可及的无能者破坏殆尽。想到百年良机的平白错过，能不令人痛哭而长叹息！对于这些可怜的无能者，或者不便苛责，但最少今后不当再委以重任。至于那些贪污者，于情于法，都在不赦之列，不仅对于本人要尽法以绳，连当初推荐他们或任用他们的人也当连带负责。政府在过去纵容姑息，国大如果称职，如果尽责，如果对国人真有交代，就必须彻底澄清，不顾情面，不畏权贵，尽可能的向大头下手，必须责成新的政府严惩贪污，小来头的人可以从宽发落，大来头的人必须不惜当为“杀一警百”的对象。制度的更革，新政的创立，都很好，但都缓不济急；若欲挽回人心，非重治贪污不可。好话已经说尽，任何的好话今后也已听不入耳，只有不打折扣的行动能使丧失反应的人心再度振奋。物穷则变，今日已到非变不可的时候，任何近乎作文章的变都不会再发生效力，要变就必须脚踏实地地变。必须如此，埋没已久的是非才能重见天日，国家大势才能真有转机。这是国民大会所须坚持不放的第一要义。

    第二，知独立。上面所讲的是对内的问题，现在要谈一谈对外的根本立场。我们弱，我们穷，又加上十年来不停地对外作战与内部战乱，使我们有心无力，在许多方面对国际强有力者不能不低头。但低头与作尾巴不同，作尾巴是受制于人的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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