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有几天工夫，我贩卖厨房用具、擦菜板、刀、剥皮器等，都是些小东西，用不着装在引人怀疑的手提箱里。有两次，我回来得比平常早些，发现海伦出去了。我等着，越等越担心。可是看门人向我保证，没有人来找过她，她是几小时前出去的，而且她常常不在家。

    “她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她满脸的敌意，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不问她要比问她来得更奇怪。‘海伦，你上哪儿去来着？’我最后问道。

    “‘出去散散步。’

    “‘在这样的天气里？’

    “‘是的，在这样的天气里。别想看住我！’

    “‘我没有要看住你啊，’我说，‘我只是担心警察把你抓去罢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很刺耳。‘警察永远不会把我抓去的。’

    “‘但愿我能这样相信就好啦。’

    “她气呼呼地瞪着我。‘要是你一直这样问下去，我又要往外走了。我受不了一天到晚被人监视着，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外面的房子不会来监视我。它们对我没有兴趣。路上的人对我也没兴趣。他们不来问我，他们也不来监视我。’

    “我看出来她这是什么意思。外面，谁也不知道她的疾病。外面，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女人。而她就是要继续做一个女人。她要活着，做一个病人就意味着慢性的死亡。

    “夜里，她在睡梦中哭叫起来。一到早晨，她就什么都忘记了。她觉得受不了的是黑暗。它仿佛一个有毒的蜘蛛网，编织在她那受惊的心上。我看出她需要越来越多的镇静剂。我去跟卢因森说了，这人原来是一位医生，此刻却在贩卖星座算命图。他告诉我，服用别的药物已经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杜布瓦也跟我说过。

    “从这以后，她常常回家很晚。她生怕我会盘问她。其实我没有问。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一束玫瑰花送来了。我出去了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那束玫瑰花却已经不见了。她开始喝酒。朋友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他们看见她在酒吧里——还不是她单独一个人。我始终抱着最后的希望——美国领事馆。这会儿，我被准许在门厅里等候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而结果还是一点也没有。

    “随后，我就被捕了。我离领事馆只有二十步远，警察突然设起一道警戒线。我试着穿过去，这便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一进领事馆，你就安全了。看见拉赫曼消失在门厅里，我便挣扎着试图跟上他，可是一个宪兵却伸出一条腿，把我给绊倒了。‘把那个人牢牢抓住，’一个穿便服的、笑眯眯的年轻人说，‘他太慌张了。’我们的证件受到了检查。有六个人被扣留。警察撤走的时候，把我们交给一伙穿便服的手里。我们被装进一辆密闭的卡车，开往郊区的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四周围着一个很大的花园。这听起来好像是一部经典低成本电影的场景，”施瓦茨说，“可是，最近这几年难道不就是一部无聊乏味、残忍嗜杀的电影吗？”

    “是盖世太保？”我问。

    施瓦茨点点头。“今天看起来，他们早先没有向我下手，倒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格奥尔格是不会停止寻找我们的。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一看见我的证件，马上就提到格奥尔格。倒霉的是，我随身还带着海伦的护照。我原以为到领事馆会需要它。‘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小鱼捉到了，’那个年轻人说，‘那个女的，要不了多久也会来的。’他微微笑着，往我脸上打了一拳。他手上好像个个指头都戴着戒指。‘你同意我的话吗，施瓦茨？’

    “我抹掉了嘴唇上的血。屋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也穿着便服。

    “‘再说，要不要放聪明一些，’那个年轻人说，‘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地址，’我答道，‘我自己也在找寻我的妻子。一星期前，我们吵了一回嘴，她就出走了。’

    “‘吵嘴？太卑鄙了！’那个年轻人又往我脸上揍了一拳。‘瞧，这是你跟妻子吵嘴的报应。’

    “‘咱们要不要把他吊起来，长官？’有一个打手问。

    “那个脸像少女似的年轻人微微一笑。‘告诉他吊起来是什么意思，默勒。’

    “默勒解释了一下，说是他们先用一根电话线缚住我的下体，随后把我吊起来。

    “‘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吗？’那个年轻人问。‘你毕竟是住过集中营的。’

    “我不知道。‘那是我的发明，’他说，‘不过，我们开始时不妨先搞一点比较简单的。我们把你的宝贝东西捆紧，让它一滴血也流不过去。过这么一小时左右，你包管会大吵大嚷。为了要你镇静下来，我们会用木屑塞在你那张小嘴里。’

    “他那双眼睛是浅蓝色的，而且呆滞得出奇。‘我们多的是有趣的小花样，’他接着说道，‘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想，用火能搞出些什么名堂来？’

    “那些打手们都笑了。

    “‘用一根纤细炽热的铁丝，’那个笑眯眯的年轻人说，‘把它慢慢捅进耳朵里，或者往上穿到鼻孔里，会得到了不起的效果，施瓦茨先生！我们非常幸运，有你在这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试验。’

    “他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闻得到他的香水味。我没有动弹。我知道抵抗也没有用，显示一点胆量甚至会更糟。拷打我的人只会非常高兴地来击败我的抵抗。第二下是用棍棒来打的，挨了这一下，我哼了一声，颓然倒在地上。他们都狂笑起来。‘弄醒他，默勒！’那个年轻人柔声细气地说。

    “默勒吸了一口纸烟，便把那纸烟按在我的眼睑上，好像把火灌进了我的眼睛里。三个人又爆出了一阵大笑。‘站起来，孩子。’那个笑眯眯的人说。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我刚一站起，他又揍了我一下。‘这不过是热身练习，’他解释道，‘我们有的是时间，整个一生嘛——你的一生。下一回你突然想起要装病逃差，那我们还有一件要使你十分吃惊的玩意儿。你包管会勃然大怒。’

    “‘我可没装病，’我说，‘我心脏本来就不好。非常可能，我下一回就此站不起来，不管你们怎么个搞法。’

    “那个笑眯眯朝打手们转过脸去。‘咱们的孩子说他心脏不好。咱们应该相信他？’

    “他又打了我一拳，可是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已经发生了作用。他不可能把我打死以后再交给格奥尔格。‘那个地址你还记得吗？’他问。‘这会儿你还留着几颗牙齿，讲给我们听比较方便些。’

    “‘地址我不知道。我也巴不得能知道。’

    “‘咱们的孩子真是个英雄。多动人啊！可惜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用脚踢我，一直踢到他自己觉得厌倦了。我躺在地板上，试着护住我的脸和下身。‘现在好像已经够了，’他最后说，‘把他关在地窖里。晚饭过后，我们再正式开始。夜里审讯才叫人兴奋呢！’

    “这一套我很熟悉。那正如歌德和席勒一样，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在集中营里也都领教过了。可是我身边带有毒药。他们搜查过我，但不是十分仔细，这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还有一张剃刀片，嵌在一小条软木里——宽松地缝在我裤脚的翻边那里。这东西也没有被他们发现。

    “我在黑暗中躺着。我当然很失望。但是说来也奇怪，真正叫我沮丧的，倒不是那黑暗的前景，而是想到我竟会愚蠢得被抓住。

    “拉赫曼看到他们逮捕我了。他不知道那是盖世太保，因为法国警察似乎也参与在里面。可是，如果我过了最多二十四小时后还不回去，海伦会试着通过警察来跟我取得联系，而且大概会发现逮捕我的到底是谁。可是，那个笑眯眯会不会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估计他们马上就会去通知格奥尔格。要是格奥尔格住在马赛，那天夜里他就会‘接见’我的。

    “他的确住在马赛，一点不假。海伦的眼睛没有看错。他来了，还向我表示了他个人的关注。我不愿意拿细节的描述来惹你厌烦。当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用水浇我，把我拖回地窖。全靠那点毒药，我总算忍受了下来。幸亏格奥尔格没有耐心试验笑眯眯答应过我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酷刑，不过，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他还是相当卖力的。

    “那天夜里，”施瓦茨说，“他后来又回来了。他带来了一张凳子，就坐在那儿，胸脯宽阔，身材矮壮，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一种绝对权力的象征，我们原以为这种绝对权力已经在十九世纪被抛在我们后面了，可是它——也许正因为那样的缘故——竟又变成了二十世纪的标志。那天，我看见了两个罪恶的化身——笑眯眯和格奥尔格，一个是绝对的邪恶，一个是十足的残暴。如果区分一下也还合适的话，那么笑眯眯比格奥尔格更坏——他折磨人是为了取乐，而格奥尔格是为了把意志强加于人。那时候，我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非得逃出那所房子不可。当格奥尔格回来的时候，我装作彻底垮了的样子。我说，要是他不再伤害我，我一定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他龇牙咧嘴地露出一抹养尊处优、目空一切的微笑，这是属于那样一种人的微笑，这种人从来不曾有过这类处境，因而相信如果真正身历其境的话，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如同教科书里的英雄一般。其实，换作是他，他的气派早就被彻底摧毁了。”

    “我知道，”我说，“有一回，我听到一个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尖声叫嚷，因为他正在用一根铁链要把一个人打死，而他自己的大拇指却在这根铁链子里给压扁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倒是一声也没有哼。”

    “格奥尔格用脚踢我，”施瓦茨说，“‘啊哈，’他说。‘原来这会儿咱们在试着讲条件了？’

    “‘我一点也不想讲什么条件，’我答道，‘可是，如果你把海伦带回德国去，那她会逃跑，或者会自杀。’

    “‘胡扯！’格奥尔格咆哮着说。

    “‘在海伦看来，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她知道自己有癌症，也知道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他直愣愣瞪着我。‘那是胡说，你这只猪！她没有什么癌症。那只是一种女人家的病。’

    “‘她有癌症。她第一次在苏黎世开刀时，就发现了。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来不及治了。医生这样跟她讲的。’

    “‘什么医生？’

    “‘替她开刀的那个外科医生。她要知道嘛。’

    “‘那只毫无人性的猪！’格奥尔格吼道。‘可是我也会抓到他！再过一年，瑞士也将是德国的。’

    “‘我要海伦回去，’我说，‘她拒绝了。可是我想，如果我跟她决裂，她是会回去的。’

    “‘真可笑。’

    “‘我可以那么残忍，这样她今后一辈子都会恨我。’我说。

    “我看到格奥尔格在思考。我用双手撑起脑袋，盯着他看。由于我试着要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所以两只眼睛中间那块地方我觉得有点痛。

    “‘要怎么办？’他最后答道。

    “‘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她的病，我会对她起反感。那是她最大的恐惧。如果我那么说了，她一定会跟我永远断绝关系的。’

    “格奥尔格在沉思。我可以追踪他的思维。他看出我的建议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即使他严刑拷打，从我嘴里逼供出海伦的地址，她还是会一直恨他。可是如果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她就会恨我，那时他可以站出来，好像是她的救星，对她说：‘我本来就跟你这样说的嘛。’

    “‘她住在哪儿？’他问。

    “我编造了一个地址。‘可是那边有六七个出口，’我说，‘通往地下室和其他街道。要是警察想去逮捕她，她很容易逃走。如果我一个人去，她是不会跑掉的。’

    “‘或者我去。’格奥尔格说。

    “‘那她会认为你已经把我杀死了。她身边有毒药。’

    “‘胡说八道！’

    “我等着。‘那么作为交换，你要求我什么呢？’格奥尔格问。

    “‘要你让我去。’

    “他微微地笑了一阵，如同一只猛兽那样龇牙咧嘴。我知道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去的。‘好吧，’他说，‘跟我一起去。这样你就耍不了花招。你要当着我的面告诉她。’

    “我点点头。‘我们走吧，’他说。他站起身。‘到那边水龙头上去冲冲干净。’

    “‘我要把他一起带走，’他跟一个打手说，那个人正在一间装饰着鹿角的屋子里荡来荡去。那打手敬了个礼，护送我们到了格奥尔格的汽车那里。‘进来，坐在我旁边。’格奥尔格说。‘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从这里我不知道。要从卡奴比埃尔大街出发才行。’

    “我们把车开进了微风吹拂的寒夜。我本来希望当汽车减缓速度或者停下来的时候，就从车厢里跳出去，可是格奥尔格把我这边的车门给锁上了。叫喊也没有用，从一辆德国汽车里发出来的叫喊，谁也不会想到要做出反应的，而且，没等我叫喊到一半，格奥尔格就会把我打昏过去。‘你最好现在就把真情实况告诉我，’格奥尔格咆哮着说，‘要不，我会剥掉你身上的皮，让你在胡椒粉里打滚。’

    “我蜷缩在座位里。当格奥尔格为了避让一辆没有点灯的大车，把车刹住的时候，我故意向前面扑倒下去。‘胆小鬼，’格奥尔格怒气冲冲地向我喝道，‘这不是假装害病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儿晕。’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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