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你还记得法国巴约讷的领事馆外面那片广场吗？”施瓦茨问。“难民们四人一行排着长队，可是没大一会儿，队伍就乱了。难民们张皇失措，把入口处给塞住了，哭泣啊，呻吟啊，为了抢到位置大打出手。”

    “我记得，”我说，“还发放一种站队券。”

    “凭这张券你有权站在外面。可是人群照样把入口给堵住。当一扇窗推开的时候，原来的呜咽变成了尖叫和怒号。他们只好把护照从窗口里扔出来。上百只胳臂高高举起。人群活像一片森林。”

    那些姑娘都睡觉去了，只有两个人还在。其中一个相当漂亮，悠闲地走到我们的桌子面前，打了个呵欠。“你们真有趣。净是谈啊谈啊。现在是我们要去睡觉的时候了。不过咖啡馆全都已经开啦，如果你们还想谈下去的话。”她开了门。清晨又白又嘈杂，冲进来了。太阳照耀着。她在我们背后把门关上了。我看了下表。

    “那船，今天是不会启航的了，”施瓦茨说，“要到明天夜里才开。”

    他察觉到我不相信他的话。“咱们去看看吧。”他说。

    在静悄悄的妓院里待过一阵之后，外面的喧闹最初几乎让人受不了。施瓦茨纹丝不动地站着。一大群孩子奔跑着过去，拿着一满筐一满筐的鱼。“瞧他们个个都在奔啊，叫啊，”他说，“倒像谁都没有什么牵挂似的。”

    我们走到了下面的港口。海浪滔滔，凉风习习，阳光刺目，可是没有一点暖意，帆篷在微风中飘动。人人都为这个早晨，为他的工作和他自己而忙得发昏。我们却像两片枯叶那样在这种熙熙攘攘中游荡。“你不相信那条船要到明天才启航吗？”施瓦茨问。

    在冷酷无情的日光里，他显得十分疲累和衰弱。

    “我没法相信，”我说，“你明明告诉我船是今天启航的。咱们去问一问。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关系可太大了。”

    “本来对我也是关系很大的。随后，忽然它一下子变得一点意义都没了。”

    我没有回答。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一阵极度的急躁情绪控制着我。生活用它的呼喊和色彩向我召唤。黑夜已经过去。难道我们一定还要继续用魔法把阴影召来吗？

    在一家贴满了海报的店铺前面，我们立定了。在橱窗里，有块白色的招牌，上面写着一个通告：轮船延至明日启航。

    “我快讲完了。”施瓦茨说。

    我已经赢得了一天。尽管看到了那块招牌，我还是去试了试店门。门还锁着。一二十个人眼睁睁地望着我。当我抓住那个门把手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拢了几步。他们都是难民。等他们看见店门还锁着，大家就转过身去，假装在看着橱窗。

    “你看你还有时间。”施瓦茨说，并建议我们再到港口去喝点儿咖啡。

    他急匆匆喝着滚热的咖啡，用双手捧着杯子，仿佛要取暖似的。“现在什么时候啦？”他问。

    “七点半。”

    “一个小时，”他喃喃自语着，“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要进来了。”他抬眼观望。“我不愿意跟你讲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刚才讲的是不是有点儿悲伤了？”

    “不。”

    “那么它听起来像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像一个爱情故事。”

    他的面容松弛了。“谢谢你。”他说。他又振作起来。“那可怕的部分是在比亚里茨[75]开始的。我本来听说有条小船正在从圣让-德吕兹[76]开出来。其实并没有这回事。等我回到公寓的时候，我发现海伦倒在地板上。她的脸在抽搐。‘一阵痉挛，’她悄声地说着，‘会过去的。别管我。’

    “‘我去请一位医生来！’

    “‘不要医生，’她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用不着请医生。会过去的。你过五分钟再来。别管我！你照我说的做去。不要医生。出去吧！’她喊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过十分钟再来，那时候你——’

    “她挥挥手叫我出去。她不能说话了。可是她的一双眼睛里却弥漫着那么一种吓人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恳求，这使我终于走出来了。我站在房子前面，凝视着街头。

    “随后，我去打听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个杜布瓦医生就住在离这里没有几条马路的地方。我奔到他的住处。他穿上外衣就跟我走。

    “等我们回到家里，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满脸是汗，湿漉漉的，可是她已经平静多了。‘你还是去请来了一位医生。’她说着，那种责备的口吻，简直好像我是她最凶恶的敌人。

    “杜布瓦医生迈着慢悠悠的小步，走到了床边。‘我没有病。’她说。

    “‘女士，’杜布瓦笑盈盈地说，‘这个嘛，我们不妨让医生来诊断好了。’他打开药包，取出他的医疗用具。‘别来管我们。’海伦跟我说。

    “我心慌意乱地走出了屋子。我想起营里的医生说过的话。我在街上踱来踱去，定睛瞅着街对面那间车库上的一张米其林轮胎的广告。那个用轮胎组成的胖子，变成一个由内脏和蠕动着的白蛆混合起来的阴暗符号。我听到车库里发出来的捶击声，好像有人在那里制造一口铁皮棺材似的，而蓦然间，我知道这个威胁老早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一个铅色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我们的生活变得轮廓更加鲜明，正像一片阳光照耀的森林，被一道暴风雨云层的墙衬托着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杜布瓦才走出来。他蓄着一小撮山羊胡，我猜想他在这里行医，主要是为避暑的人们开一点治疗咳嗽和清醒宿醉的温和药物。他那种扭扭捏捏的步态就叫我非常失望。在比亚里茨，当时正是一个淡季。任何病人上门就医，他无疑都会感到高兴。‘您妻子……’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

    “我直愣愣瞪着他。‘怎么了？把真相告诉我，要不，您就什么也不要说。’

    “刹那间，一抹十分凄凉的淡淡微笑把他完全给改变了。‘把这个拿去，’他掏出一本处方笺，写了几个难认的字，说道，‘到药剂师那里去配制。要确保他们把药方还给您。您需要配多少次，就可以用它多少次。这一点我已经在药方上注明了。’

    “我把这张白色的纸收下了。‘这是什么药？’我问。

    “‘您什么都做不了，’他答道，‘记住这一点。您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什么药？您别搞得那么神秘。我要知道实情！’

    “他没有回答。‘什么时候您需要它，您就到一个药剂师那儿去，’他说，‘他们会把药配给你的。’

    “‘这是什么药？’

    “‘一种强效的镇静剂。一定要有医生的处方，您才配得到这种药。’

    “我把这张药方收好。‘我该付您多少钱？’

    “‘不用付。’

    “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到了拐角那儿，他又转过身来。

    “‘配了药，把它藏在您妻子找得到的地方。这件事您千万不要跟她谈起。她知道。她真了不起啊。’

    “‘海伦，’我跟她说，‘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病了。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跟我讲？’

    “‘不要折磨我了，’她有气无力地答道，‘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你不愿意谈它吗？’

    “她摇了摇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难道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助你吗？’

    “‘没有，我最亲爱的，’她说，‘这一回，你是没法帮助我了。要是你能，我早告诉你啦。’

    “‘我手头还有那一小幅德加的画。在这儿，我可以把它卖掉。在比亚里茨，有钱人有的是。卖掉以后，那笔钱是够你住医院的。’

    “‘难道要让我被捕不成？再说，那也没有一点好处。相信我吧！’

    “‘难道就严重到这种程度了吗？’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色是那么苦恼，那么悲惨，弄得我不敢再问她了。我决定去找杜布瓦，再问他一下。”

    施瓦茨不吱声了。“她患的是癌症吗？”我问。

    他点点头。“好久以前，我早该怀疑到的。在瑞士，他们告诉她说，她不妨再动一次手术，不过那也没有什么用处。她已经开过一次刀，我看见的那个疤就是。专科医生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她。她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再动几次没有用处的手术，结果会让她永远住在医院里，要么在外面度过她短暂的余生。他还告诉她，即使住在医院里，她也未必能多活一些时日。她当时决定不再开刀。”

    “她不愿意告诉你吗？”

    “不愿意。她恨她的病。她试着不去理会。她觉得自己被弄得乌七八糟的，仿佛许多虫豸在她身子里到处乱爬。她有个感觉，那疾病像是一种海蜇之类的东西，在她身体里生存和滋长。她以为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反感。或许她甚至还希望，用这种不去理会它的办法可以摆脱癌症。”

    “而你也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这件事吗？”

    “很少谈起。她跟杜布瓦讲了，后来，我要杜布瓦把真情实况讲给我听，他又给了我一些麻醉药品。他告诉我，疼痛将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也有可能结束得又快又顺利。我没有跟海伦讲起这件事。她也不要我讲。她威胁说，假如我不肯随她自己的便，她就自杀。从这以后，我便装作已经相信了她——相信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害处的痉挛罢了。

    “我们只好离开比亚里茨。我们相互诓骗着。海伦监视着我，我也监视着她，可是不久，这种诓骗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力量。首先，它摧毁了我最害怕的那个东西：时间的概念。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尽管一想到我们前面的时间剩下的多么有限，仍然会使我们着慌，可是我们的恐惧已经变得如同玻璃一样透明。它不再是笼罩在我们岁月上面的云翳，它已经变成一种能把一切扰乱人心的念头岔开的挡板，它们就是不能闯进来。每逢海伦睡熟的时候，我曾出现过一阵又一阵绝望的心情。她躺在那儿轻轻地呼吸着，我便直愣愣瞅着她的脸，同时也瞅着我一双结实的手，对于我们的皮肤强加给我们的那种可怕的孤独之感，那个永远也不能架桥跨越的海湾，我能够理解了。我那健康的血液，无法医治我爱人疾患的血液。那是我不能理解的。死亡也是。

    “一刹那的时间变成了最宝贵的东西。明天竟像永恒一样遥远。每逢海伦醒来的时候，一天开始了，每当她睡着，我摸到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思想便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我拟订了建筑在奇迹基础上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或者虚构一种眼前的哲学，而对其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可是我的一切空想都被晨光所驱散，被晨雾吞没了。

    “气候转冷了。我拿着德加的画东奔西走，它理应换回前往美国的路费，而且我也乐于卖掉它。但是在我们经过的那许多小城镇和乡村里，没有人愿意出一个公道的价钱。这里那里我们干着各种营生。我学会了在田间干活。我挖沟锄地，忙一点我觉得很高兴。也不光是我们这两个人。我亲眼看见教授们在锯木材，歌剧演员在刨甜菜。农民表现得总像是——农民，他们趁机利用这种便宜劳动力。有的人稍稍付几个钱，有的人供给饭食和宿夜的场所。还有的人干脆把你撵走。我们就这样向马赛进发。你有没有去过那儿？”

    “谁没有去过啊？”我说。“那是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猎场。他们在几个领事馆前面，把难民像兔子一样给包围起来。”

    “他们差一点把我们逮住，”施瓦茨说，“在马赛负责Service des étrangers [77]的地方官，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拯救难民。我仍然一心想要弄到一张美国的签证。在我看来，一张美国签证也许甚至可以抑制癌症。要弄到一张签证——这一切你全知道——你必须证明你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或者你必须被列在美国拟订的知名艺术家、科学家或是知识分子的名单里面。仿佛我们这一大批人都没有处于危险境地似的——而且仿佛人并不是彼此平等似的！普通人与要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岂不带有低人一等的寄生虫与超人相对立的纳粹观念的意味吗？”

    “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撞到了好运：有个年轻的美国人跟我们搭讪了。他稍微有几分醉意，正在找个人跟他用英语聊聊。几分钟之后，他坐到我们的桌子上来，给我们买了饮料。他大约二十五岁，正在等候一条船把他送回美国。‘你们干吗不来啊？’他问。

    “我一时间没吱声。这句天真的问话仿佛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形成了一条裂缝。他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在他看来，如同喝水一样自然，于我却如同上昴宿星团一样难以办到。‘没有签证啊。’我最后这样说。

    “‘那不是什么障碍。在马赛这里，我们有一个领事馆。都是些真正的好人。’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好人。他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你在街上等候几小时，还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后来，我们被准许在地下室等候，因为难民往往在街头会被盖世太保的特务们抓走。

    “‘我明天带你们到那边去。’那个美国人说。

    “‘好。’我说，有一会儿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

    “我们干了杯。他那张青春无邪的脸简直叫我受不了。他跟我们讲到百老汇的灯光海洋。这在一个灯火管制的城市里听来委实是童话故事。当他偶然提到一些演员、戏剧和夜总会的名字，以及当他追忆起一个从来不知道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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