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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找到了一家旅行社还开着门。窗子上贴着许多陈旧的广告海报：‘到里斯本过秋天’——‘阿尔及尔，非洲的明珠’——‘到佛罗里达度假’——‘阳光明媚的格拉纳达’。它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褪色了，只有里斯本和格拉纳达的色彩却仍然璀璨辉煌。

    “我们在窗子前面没有等候很久。有个十四岁的专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轮船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谣言，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几个星期了。在德国人来这里很久以前，一艘英国船开到这儿，为正在英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装走了波兰人和其他志愿参加那个军团的人。眼下，开航的轮船一艘也没有。

    “我问他所有其他那些等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个专家说。

    “‘那么你呢？’

    “‘我已经把离开的念头放弃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也有一条谋生的道路。我是一个译员、顾问、签证和住房的专家……’

    “那倒并不奇怪。艰难时世促使人们早熟，而年轻人是不会被感伤之情或先入之见弄糊涂的。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那个专家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概况。军队就要撤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搞到一张波尔多居留许可，这就很难了，要弄到一张签证也极不容易。眼下，据说在巴约讷[69]可以弄到西班牙签证，可是那里人太挤了。马赛看来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路程却很远。或早或晚，我们大家都是走那条路的。你是不是也走那条路来的？”施瓦茨问我。

    “是的，”我说，“那是我们的骷髅地[70]。”

    施瓦茨点点头。“我当然也到美国领事馆去试过。可是海伦有一张有效的德国护照，是由纳粹签发的，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呢？那些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什么证件也没有，躺在门外的铺道上，他们仿佛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提出了反证。连死去的施瓦茨的那张护照也一样。

    “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那座别墅去。我们两次被宪兵拦住，我的暴躁脾气两次都起到了作用——我向宪兵们吆喝，把护照塞到他们鼻子底下，还嘀咕了几句军事当局。海伦笑了，她觉得非常滑稽。这个新策略，是我在回酒馆去取我们的行李的时候想起的。老板说他从来也没听到过行李啊什么的。‘要是你想去报告警察，你尽管去报告好了，’他微笑着说，‘可是我料想你是不愿意那么干的！’

    “‘我不需要警察，’我答道，‘你只要把我的东西拿给我就行！’

    “老板向那侍者做了个手势。‘亨利，先生想要走了。’

    “亨利卷起袖管，走近来了。‘要是我是你啊，亨利，我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难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是个什么情况吗？’

    “‘Ta gueule.'[71]亨利说着，举起他的拳头。

    “‘好吧，中士，开枪！’我大声喝道，视线扫过亨利。

    “亨利信以为真。他环顾四周，可是拳头仍然高高举着，因此我便使出全副劲道猛踢他的腹股沟。他吼了一声，倒在地下。老板抓起一个酒瓶，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我抓起一瓶杜博尼酒，将瓶颈在柜台角上敲断，然后挥舞着这件武器。老板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背后又有一个酒瓶摔破了。我没有向四周观望，我不能让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是我，’海伦说，接着又向老板嚷道，‘Salaud！[72]把东西还给我们，要不，看你还会留着你的脸蛋才怪！’

    “一只手里抓着那个摔破的酒瓶，她蹲下身子，朝老板走去。我用那只空着的手将她抓住。她那个酒瓶一定是绿茴香酒的，因为突然之间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茴香味儿。一连串码头装卸工人的咒骂倾注在老板身上。海伦仍然伛偻着身子，试图挣脱我的那只手。老板退到柜台后面去了。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门口那儿有个声音用德语问道。

    “老板开始龇牙咧嘴地笑了。海伦转过身去。为了对付亨利而被我捏造出来的那个德国中士，居然亲临现场了。

    “‘他有没有受伤？’那个中士问。

    “‘那只猪吗？’海伦指着亨利，那家伙仍然弯着身子躺在地板上，将拳头放在腿缝中间。‘那不是血。那只是杜博尼酒！’

    “‘你们是德国人吗？’那中士问。

    “‘是的，’我回答，‘我们的东西给抢走了。’

    “‘你们有证件没有？’

    “那老板又龇牙咧嘴地笑了。看样子他好像懂得几句德语。

    “‘证件吗，我们当然是有的，’海伦生气了，‘我一定要请你帮我们一个忙。’她举起她的护照。

    “‘我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于尔根斯的姐姐。你瞧……’她指了指护照上的日期。‘我们眼下住在一座庄园里。’她说的那个别墅的名称，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只是到波尔多来玩一天。我们把东西留在了这儿，交给这个贼。现在，他硬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她又朝老板那儿走去。‘是真的吗？’中士问他。

    “‘那当然是真的。德国妇女不说谎话！’海伦说。那是民社党政权的愚蠢口号之一。

    “‘那么你又是谁？’中士问我。

    “‘汽车司机。’我说，拉了拉我的工装裤。

    “‘好的！你还在等什么？’中士向老板咆哮。

    “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人不再龇牙咧嘴地笑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的这个下流场所给封了？’中士问道。海伦津津有味地翻译着，中间还插入了她自己加进去的‘salauds’和‘sales étrangers’[73]等几个词。我自己常常被人家用这些个字眼来叫骂，因此听到她管这个住在他祖国的法国人叫卑鄙的外国佬时，就给我一种特殊的快感。

    “‘亨利！’那老板吼道。‘你把东西都搁到哪儿去啦？这对我来说全是新鲜事。’他对中士说道。‘一定是他把东西给拿走的。’

    “‘他在胡扯，’海伦说，‘他只是想把罪责推在他的打手身上。快，把东西还给我们，’她向老板吆喝，‘要不，我们就去叫盖世太保了！’

    “那老板踢了亨利一脚。亨利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请求您原谅，’老板对中士说，‘这只是一个误会。你想来点儿什么，我买单？’

    “‘干邑白兰地，’海伦说，‘要最好的。’

    “老板往柜台上放了一个酒杯。海伦朝他瞪了一眼。他又加上了两个。‘您是一位勇敢的女子。’中士说。

    “‘德国妇女是无所畏惧的。’海伦引用了纳粹手册上的这一句话，把破碎的绿茴香酒酒瓶放下了。

    “‘你驾驶的是哪一种汽车？’中士问道。

    “我直愣愣地紧瞅着他那双天真的灰色眼睛。‘梅赛德斯牌的，当然。那是元首的汽车嘛！’

    “他点点头。‘这儿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不是啊？不像咱们的家乡，但十分漂亮。你喜欢这儿吗？’

    “‘很可爱。可是不像咱们的家乡，当然。’

    “我们喝着酒。这干邑白兰地倒是挺出色。亨利拿着我们的东西进来了，把它们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翻看了一下背包。什么也没有丢。

    “‘样样东西都在。’我跟中士说。

    “‘这是侍者的过错，’那老板说，‘你被解雇了，亨利！走吧！’

    “‘谢谢你，中士，’海伦说，‘你是一个德国军人，又是一位拥有骑士风度的人。’

    “那中士敬了个礼。他还不满二十五岁。‘还有被摔破的两瓶绿茴香酒和杜博尼酒的账款要付咧。’老板说道，他勇气又恢复了。海伦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他不是一个有骑士风度的人，’她又补充说，‘用不着付。这是自卫。’

    “那中士从柜台上拿起了旁边的一瓶酒。‘这瓶我拿了，’他说，带着一种豪侠的神气，‘胜利者总得享受一些特权！’

    “‘女士不喝橙酒，’我说，‘把那瓶干邑白兰地拿上吧，中士，尽管已被打开了。’

    “中士把那瓶酒送给了海伦。我把它放在了背包里。一到门外，我们就互相道别。我本来在担心那个德国兵会要我们陪他去看我们的梅赛德斯汽车，可是海伦把这件事巧妙地应付过去了。他临别时说的话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有秩序。’

    “我目送着他。秩序，我暗自思忖。用严刑拷打，弹穿颈项，以及集体屠杀得来的秩序。像酒馆老板那样的小流氓，我会碰上一百万个咧！

    “‘你觉得怎么样？’海伦问道。

    “‘很好嘛。我倒不知道你会那样子咒骂。’

    “她笑了。‘这是我在拘留营里学会的。怎么样的一种宽慰啊！把一年的拘留生活从我背上卸下来了。可你又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本领，能用破酒瓶跟人打架，照准人家要害的地方踢腿呢？’

    “‘为了人权而打架呗，’我回答，‘我们正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为了确保和平，我们要进行战争。’

    “那差不多是正确的。我们要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便是说谎和欺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到农民的树上去偷果子，到他们的畜栏里去偷牛奶。那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危险，荒谬可笑，有时候还叫人伤心，而且往往很有趣——但是从来没有半点儿痛苦。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关于酒馆老板的插曲。类似的事情开始不断地发生。你大概也有同样的经历吧？”

    我点点头。“是的，的确很有趣，如果你能用那样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我是慢慢学会的，”施瓦茨说，“通过海伦。她不再把过去记在心上。在我只是偶然经历的事，在她却是日常中光辉灿烂的现实。每天，过去都在她背后化为乌有。她的全部经历聚集到了现在。在别人那里铺展于整个一生的事，在她却集中于瞬息之间。但是，这种集中倒也没有什么疯狂或者歇斯底里的成分。那是十足轻松自在的，如同莫扎特一般宁静安详，如同死一般不可抗拒。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和责任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它们的便几乎是非人间的更崇高的动力。已经没有时间来做平凡的事了。她像烟火一样闪闪发光，可是她的烟火却不留一点灰烬。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她已经丧失了得救的希望，她知道挽救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既然一味坚持，她就照样扮演下去——而我，好像一个傻瓜，把她拖在身边，从苦路的一个站走到下一个站，走完所有的站[74]，从波尔多到巴约讷，路远迢迢地赶到马赛，最后来到了这儿。

    “当我们来到别墅的时候，它已经被占用了。我们看到军服，士兵们搬来了木头工作台，军官们穿着空军的马裤和擦得油光雪亮的高筒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像一只只古怪的孔雀。

    “我们躲在公园里一株山毛榉树和一座大理石女神像的后面，偷偷地观望着。那是一个柔和的薄暮。‘我们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儿吗？’我问。

    “‘树上的苹果，空气，金色的十月，还有我们的梦。’海伦说。

    “‘这些东西，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把它们留下来了，’我回答，‘好像秋天那飘荡的蜘蛛网。’

    “平台上，一个军官大叫大嚷地发出一道命令。‘二十世纪的声音，’海伦说，‘咱们离开这儿吧。今天夜里，我们到哪儿去歇宿呢？’

    “‘随便哪里的干草堆里，’我说。‘或者，说不定甚至还可以睡在床上。不管怎么样，总是两个人在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