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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

    “我不要让它死！”施瓦茨突然狂暴地说道。“我要它如同一尊大理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不要像一座沙土城堡在潮水中被冲走！我们热爱的死者，到头来会怎么样呢？他们都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呢？如果不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她的脸！我是唯一仍然认得出这张脸的人。我能听任它让时间蹂躏吗？我知道即使在我的心里，它也会消退，它也会被歪曲，被篡改，除非我能够将它形象化，把它树立在我的身外。我心里的谎言和幻想会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它，毁坏它。末了，将会什么也没有，只剩下了常春藤。这个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把我的记忆抢救出来，从我自己身上，从那带有腐蚀性的利己主义那里抢救出来，这种利己主义会使我试图忘记，以便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你理解吗？”

    “我理解，施瓦茨先生，”我说道，脚步迈得尽可能的轻盈，“你之所以跟我谈，原因也就在这里——为了要把你的记忆从你自己身上抢救出来……”

    我跟自己生气，因为刚才的话讲得那么直率。那个人非常狂暴，但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疯狂，如同一个堂吉诃德，下决心要跟时间的风车搏斗，而我呢，对他的伤心事考虑过多，因而没有去尽力分析他的处境。“要是我成功了——”施瓦茨说不下去了。随后他重新开始说：“要是我成功了，那么它就安全了，不会受我所能做的任何事的损害了。你相信我吗？”

    “是的，施瓦茨先生。我们的记忆不是什么放在博物院里的一只尘封的象牙首饰盒。它是一只活着的、要吃喝还能消化的动物。它像传说中的不死鸟那样，会自行焚死，[46]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不至于被它毁灭。这就是你正在试图防止的事情。”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激的神情。“你说只有等我们死了以后，记忆才会变成石头。那就是我正要做的事啊！”

    “我那是胡说八道。”我不耐烦地说。我憎恨这样的谈话。我认识很多患精神病的人，流亡导致了这种精神病，正像雨水催生蘑菇一样。

    “我不打算自杀，”施瓦茨说着，微微笑了一笑，好像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似的，“人的生命现在太重要了。我只是想让作为约瑟夫·施瓦茨的我死去。明天早晨当我离开你的时候，约瑟夫·施瓦茨就要死去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田，跟这个念头一起，还有一个狂妄的希望。“那你打算怎么样呢？”我问。

    “失踪。”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

    “是的。”

    “仅仅那个姓名？”

    “作为约瑟夫·施瓦茨这个人的一切，都要失踪。从前的我。”

    “你的护照，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那东西我不需要了。”

    “你另外还有护照吗？”

    施瓦茨摇摇头。“我不需要护照了。”

    “那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签证？”

    “是的。”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我问，虽然我没有钱。

    施瓦茨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卖，”施瓦茨说，“那东西我当时是作为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但是，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明天早晨。你用得着它吗？”

    “上帝！”我屏息着说。“用得着！它会救我的命啊！我的护照上没有美国的签证，而且我还不知道明天该怎么样搞到一个签证咧。”

    施瓦茨凄凉地笑了一笑。“事情一直在重复出现！你使我想起施瓦茨当年临终那个时候。我坐在他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想着那张会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的护照。好吧。我要把我的护照送给你。你只消换一张相片。年龄应该是差不多的。”

    “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

    “‘那你干吗不亲自试一试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仍然在扮演英雄角色吗？你比我重二十磅。没有人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竞赛的。你要怎么样？’

    “‘那不关你的事，你这个该死的卖国贼。滚出去。我要跟我的姐姐谈话。’

    “‘就待在这儿！’海伦对我说。她愤怒得毛发直竖。她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抓起一只大理石烟灰缸。‘你用这种口气再说一句话，看你的脸上不吃这个家伙一下，’她十分镇静地说，‘这里可不是德国。’

    “‘不是德国，很可惜。但是不要紧。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德国的。’

    “‘绝对不会，’海伦喝道，‘也许你们这些武装机器人暂时可以征服它，可是它终归依然是法国。你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事吗？’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带回家去。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碰上战争，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不怎么知道。’

    “‘他们会把你监禁起来。’

    “我发觉海伦吃了一惊。

    “‘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关进营房，’我说，‘可那是一个拘留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的一个集中营……’

    “‘这你才知道多少！’格奥尔格冷笑着说。

    “‘足够多了，’我答道，‘我在你们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的嘛，多亏你。’

    “‘你这个蛆虫。你是在一个康复营的，’格奥尔格鄙夷地说，‘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

    “‘住嘴！’格奥尔格说，口气比我预想的还要平静。‘把你的东西拾掇好，海伦。局势很严重。我们今夜就搭火车回去。’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战争就要爆发了。要不，我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你反正怎么都会到这里来的，’海伦说，‘跟你两年前来到瑞士一样，那时我也不愿意回去。对一个忠诚的党员来说，有个姐姐居然不愿意住在德国，那是挺叫人心烦的事。你劝我回去。可是这一回，我就在这儿住定了，你再劝也没有用。’

    “格奥尔格瞪着眼睛瞅着她。‘就因为这个卑鄙的流氓吗？我估计是他劝说你这样干的。’

    “海伦笑了起来。‘流氓——这个词儿我倒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中世纪似的！不，这个流氓，我的丈夫，并没有劝说我干什么事情。他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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