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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返回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尤金发现学校里气氛很严肃,这跟当时的战争有关。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校园更加安静、更加阴沉了——因为学生数量少了许多,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年龄稍大一些的全都打仗去了。剩下的学生虽然仍有人管束,但是大都处于狂热的状态,一个个心绪不宁。他们对读书、对毕业以后的就业和成功都心存各种顾忌——唯有前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激动和鼓舞。用不着操心明天!为明天而用功读书又有什么用!大炮已经把所有的计划轰成了碎片,所有按部就班的工作已经结束,对此他们内心感到狂热,并且欣喜地欢呼。学校的教学工作仍然漫不经心地进行着,学生们个个心不在焉:人虽然在教室里,眼睛虽然盯着书本,但是耳朵却竖得老高,正凝神聆听外边传来的战报。

    这个学年刚一开始,尤金的学习态度就变得非常认真了。他和阿尔特蒙中学的一个优秀毕业生——鲍勃·斯特林成了室友。鲍勃今年19岁,是一位寡妇的儿子。他中等身高,穿着整洁而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正因如此,不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都会善良、得意地一笑了之。他的脑袋特别聪明——思维灵敏、做事专心、读书用功,但是缺乏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他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他为每门功课安排了一定的学习时间,每课书都要按规定温习三遍,而且还会快速地低声诵读。每逢周一他都要把换下的衣物送出去洗。同学们聚会的时候,他往往显得既热情又高兴,自得其乐。但是他永远都严格遵守自己的时间表。玩上一会儿后,他就会看着手表说:“哎呀,玩得好开心,但是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呢。”说完他就走了。

    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他曾经对尤金的某些不良习惯作过善意、认真的规劝。他认为他不应该把脱下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不应该把换下的脏衬衫和脏内裤堆在一起;每门课都应该规定好学习的时间;起居应该定时。

    他们住在校园一角某个私人的寓所里。屋里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学的三角旗,这些东西都属于鲍勃·斯特林。

    鲍勃·斯特林患有心脏病。有一天,他爬上楼梯之后,站在楼梯口喘个不停。尤金打开了房门。他看见鲍勃·斯特林那张布满灰色雀斑、快乐的脸变成了死灰色,嘴唇也抖动着,颜色发青。

    “你怎么啦,鲍勃?哪儿不舒服吗?”尤金问。

    “过来,”鲍勃·斯特林微笑着,“把你的头放到这里来。”他把尤金的头拉到自己的心口上。只听见他的心跳得很慢,脉率不整,呼吸的时候,还发出“咝咝”的杂音。

    “我的天哪!”尤金惊叫起来。

    “你听见了吗?”鲍勃·斯特林说完,开始笑了起来。然后他走进屋里,轻快地搓着冰冷的双手。

    后来他病倒了,没法再去上课。他被送进了学校医务室,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从外表来看,他病得似乎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嘴唇始终是青色的,脉搏很慢,体温也特别低。医生也无能为力。

    他母亲来到了学校把他接回家去了。尤金每个星期都固定给他写两次信。他的回信只有短短的几行,但总会带来一些让人高兴的消息。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死了。

    两个星期以后,那位寡妇返回学校收拾儿子的遗物。她默默地把那些不会再有人穿的衣服收拾在一起。她是一位40多岁、身体健壮的女人。尤金把墙上的三角旗都取了下来并且折叠好。她把旗子也装进了手提箱,转身要走。

    “这儿还有一幅。”尤金提醒她。

    她突然哭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是那么坚强,”她说,“那么坚强。那些日子里——我没有跟你提起过——你的信让他非常快乐。”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尤金心想。

    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心想。鲍勃在这里待过,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我总能想起他嘴唇发青、气喘吁吁站在楼梯口的样子,耳畔永远能够听见他喃喃读书的声音。一到晚上,对面的另一张床却是空荡荡的。从此以后,我就要单独一个人住了。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却搬进了学校的一间集体宿舍。他有两位室友——一位也是阿尔特蒙人,名叫L.K.邓肯(“L”代表劳伦斯,但大家都叫他“老鹿”),另一位是圣公会一位牧师之子,名叫哈罗德·盖伊。两人都比尤金年长几岁:“老鹿”24岁,哈罗德·盖伊22岁。这3个性情古怪的人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很不容易。他们把两间屋子的其中一间当作“书房”。

    老鹿是阿尔特蒙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民主党的一名小政客,在当地影响很大。老鹿的身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一二,但却非常瘦,或者说非常单薄。他的脑袋已经有些秃顶了,前额高高的,大而浅色的眼睛向外鼓出着。苍白的长脸从眼部开始就往里斜下去,一直斜到下巴的位置。他的肩膀有些弯曲,而且非常窄;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像铅笔一样匀称。他经常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穿着紧身的法兰绒西装、高高的硬领、宽大的丝绸领结,胸前的口袋里还塞着花花绿绿的丝质手帕。他是法学院的学生,但是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勤奋钻研逃避读书上去了。

    年纪较小的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新生——吃完饭后常常围在老鹿的身边,目瞪口呆地听他吹牛聊天。他吹得越神奇,他们就越是渴望听下去。他的生活态度就像游乐场里那些专门吆喝拉拢观众的人:夸夸其谈、神气十足、玩世不恭。

    另一位室友的名字叫哈罗德·盖伊,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孩子。他戴着一副眼镜,这是他灰暗的脸上唯一富有光彩的东西。他的长相既平庸又丑陋,没有一点特别之处。周围的事物至少有4/5令他迷感不解,因而他也不需再费心思了解它们了。相反,为了掩饰他的胆怯和困惑,他动辄就会像驴一样哈哈地笑起来,但是往往都笑错了时机。他笑的时候呲牙咧嘴、得意极了。能跟老鹿结成一帮,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了。他整天跟在这位花花公子的身后到处乱转,嘴里还叼着烟,一双放荡不羁的眼睛四下乱瞅。他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又深感不安,活像一个堕落的牧师。

    “哈罗德呀!哈罗德!”老鹿有些责怪地说,“他妈的,你这个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成天就只知嚼口香糖,再这样下去,你要把主日学校的钱全都糟蹋在电影上了。想想我和阿金吧。阿金还是个小孩子,纯净得跟牲口棚似的;至于我本人,我一向只在上流圈子里活动,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只是那些一流酒吧里的招待、最有气派的野鸡。要是你父亲知道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会怎么想?难道你不觉得会把他给吓一跳吧?他肯定会克扣你的烟钱的,小子。”

    “他想干什么我他妈的才不害怕呢——我也不怕你!”哈罗德粗暴地说着,咧嘴笑了一下。“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嚷嚷着。整个宿舍的其他窗户里马上报以各种怪声号叫——“去他妈的!”“闭嘴!”以及一些嘲讽和喝彩声,哈罗德听后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圣诞节一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重又团聚了。一种即将解体、即将死亡的预感,把他们一个个全部召唤回家。巴尔的摩的外科医生并没有带给甘特任何希望,相反,他更加证实死神已经向他发出了最后的拘票。

    “那么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呢?”海伦问。

    医生耸了耸肩。“我亲爱的小姐!”他说,“我也说不准。他这个人真是个奇迹。你知道他是我们这儿的头号病人。医院里所有的外科医生都给他诊治过病。他还能拖多久?我可真的没有把握。你父亲上次做过手术以后,我就没指望能再次见到他。我很担心他能不能熬过去年冬天。但是你瞧,他又来了。他很可能还会到这里来好多次呢。”

    “你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吗?你觉得镭射疗法管不管用?”

    “我只能暂时减轻他的痛苦,甚至可以暂时控制病情的扩散。除此以外,我无能为力了。不过他的生命力可真的太强了。他就像一扇吱呀作响、只靠独链挂着的门——直到现在还挂在那儿。”

    就这样,她又把他带回了家,死亡的阴影就像高悬在他们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恐惧就像一只豹子,轻手轻脚地徘徊着,始终不肯离去。海伦经常生活在压抑的歇斯底里状态中:不管在伊丽莎的家里还是在她自己的家里,这种情绪每天都要爆发一次。休·巴顿买了一幢房子,让她和家人分开,一个人住在那里。

    “只要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他说,“这就是你目前面临的问题。”

    她常常生病,而且一病就是好几天。她频繁地去找医生就诊、接受指导,有时还会在医院里住上几天。她的病有多种症状——有时候双乳疼痛,有时候神经衰弱,有时候整个人都快要垮掉了。遇到这些情况她就会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既有甘特的影响,也有自己无法生育的原因。她经常在背后偷着喝酒——每次只喝几口,想以此来提提神,倒不至于喝醉。她喝的都是一些劣质的酒——只想获得酒的效果,例如“强身药”“百草精”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好像故意不喝品质优良的好酒,而是在医学的名义下蒙骗自己,不承认自己渴望酒精的作用。这就是她自欺欺人的一个明显特点。她的生活就是在一连串欺骗和象征中度过的——她的憎恶、她的爱好、她的悲伤、她的快乐,全都有具体的原因。但是就连她本人也说不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除非她真的病倒在床上爬不起来,否则她从来不会长时间离开她的父亲。甘特即将死去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生命里。在死亡的恐怖之下,在死亡挥之不去的威胁之中,在那无法探究的神秘里,他们全都战栗不已。他们的尊严和勇气都被剥夺一空。他们不顾一切、神情疲惫、不顾自尊地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每当死神降临在陌生人身上的时候,人们都能够平静、达观地接受;可一旦轮到自己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死亡是一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他们不敢想象甘特会死,就像不敢想象上帝会死一样;事实上他们更难想象前者,因为在他们眼里,甘特比上帝更加真实,比上帝更加不朽,他就是上帝。

    他们的生活竟然陷入这种可怕的气氛里。尤金感到十分恐惧,他浑身发僵,怒气冲冲。有时候,当他读完一封家书后,会恼怒得挥动拳头朝宿舍的灰泥墙壁上乱击一通,直弄得手指关节处鲜血直流。在他看来,他们已经抽走了他的勇气!他心想。他们使他变成了哭哭啼啼的懦夫!不行!假如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决不会让这些倒霉的家人待在我的身边,不让他们围在我的周围,唉声叹气、抹鼻子擦眼泪、让你透不气来。不让他们假作欢颜说你的气色多么好,但却在背后哭哭啼啼的。噢,多么糟、多么糟、多么糟的死亡啊!难道人永远不能孤独地生活吗?难道人们永远不能独自生活、独自思考、离群索居吗?哼!我偏要这样!一定要这样!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离得远远的,在雨中离开这里。忽然,他冲进书房,发现老鹿正不大习惯地看着法律书上一则民事侵权案例,眼神呆滞,活像一只轻快的小鸟被毒蛇富有魔力的眼睛盯得失魂落魄一样。

    “难道我们一个个都会像老鼠那样死去吗?”他说,“难道都要把我们闷死在洞里吗?”

    “他妈的!”老鹿邓肯说着,合起那本皮革封面的大书,装作害怕地后退了几步,像是在自卫。

    “没错,说得对,说得对!你冷静冷静吧。你就是拿破仑,我就是你的老朋友,奥里弗·克伦威尔。哈罗德!”他大声地喊起来,“救命啊!他杀了监狱的看守,越狱逃走了。”

    “阿金!”哈罗德·盖伊大声喊着,猛地把手头一本大部头的书朝正在历数伟人名字的老鹿掷了过去,“你对历史了解多少?《大宪章》是谁签署的?呃?”

    “没有人签署,”尤金道,“英国国王不会写字,所以他们就把它油印出来了。”

    “答对了!”哈罗德咆哮着,“谁是无备皇帝艾索列德?”

    “他是傻瓜国王琴涅武甫和不洁王后恩丁的儿子。”尤金回答。

    “在他叔父詹斯坡那边,”老鹿说,“他是梅毒国王保罗和小气王后珍妮的亲戚。”

    “教皇在903年下令将他开除教籍,可他不愿做一名懦夫。”尤金说。

    “不但如此,他还把本地所有的教士都召集在一起,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盖伊博士,他后来被推举为教皇了,”老鹿说,“这一行动导致了天主教的大分裂。”

    “但是上帝还是跟以前一样,站在大多数的教徒一边,”尤金说,“后来,他们举家迁移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1849年的淘金热中发了大财。”

    “你们这两个家伙比我强多了!”哈罗德·盖伊大声地叫着,霍地站起身来。“快点!谁想去‘看画’?”

    所谓“看画”,就是去看电影,这是这个小城能够提供的唯一正规的公共娱乐活动了。这是一家小型的影剧院。每天晚上都有一大群学生坐在这里。他们三五成群地挤进过道,踩着满地的花生壳,在掷来掷去的花生米中来回穿行;等他们坐下来后,都开始认真地寻找新生的脑袋,并把他们当作射击的靶子。他们偶尔也会看几眼银幕上模糊不清、摇摇晃晃的人影,还不时地大声喝彩着、怪叫着,或者作一番评论。一位脖子瘦长、神情疲倦、但却勤勉的青年女子,几乎不间断地用力弹奏着钢琴。只要她停上五分钟,全场就会喝倒彩,观众大声地叫喊着:“音乐!默特尔!音乐!”

    在大学里,见到熟人要打招呼,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跟大家打了招呼,那你就很“民主”;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势利的人”,选举的时候就没人投你的票。在同学当中,判断人品就像判断任何事物一样,标准很粗糙。他们对那些与众不同的,都会表示怀疑和仇视。某某人有没有才能?他聪明吗?不行,不行!他这个人并不可靠,一点都不行。校园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缩影——到处都跟政治活动和利益有关——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大学性的。

    校园里的情况跟一个州的情况相似,竞选职位的人,有政治掮客,有后台大佬,也有一些“组织机构”。年轻人能够在大学里学会一套政治策略,以后从政时可以善加运用。某个政客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被他世故的父亲训练就绪:他的年龄只有16岁,但是前途已经安排妥当。他有望成为一州之长,或者成为符合民意、意气风发的众议员。事实上,他之所以要读大学,就是要为将来跻身政治奠定基础,专为今后从政结交有识之士。读到大三的时候,要是一切顺利,他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经理人,帮助他主持学生会里的竞选活动;他早就学会了谨慎处事、灵活善变的原则,有时候还要摆一摆架子,有时候会和蔼可亲。

    “喂,各位好啊?”“近来怎么样,各位?”“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这人神奇、美妙的世界就摆在他们面前,但却没有多少人去探索它;他们宁愿固守着本州的堡垒,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折腾,也不愿意去其他地方;至于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思潮,他们更是不愿意过问。在他们眼里,如果能在本州议会里获得一个席位,那就是莫大的荣耀了;拿到法律学士学位,穿上学士袍,戴上方帽子,就等于踏上了这条光荣的道路——一条直通权力、地位、名利的捷径。所以他们都要读法律专业,参加学生活动、辩论会、演讲会等,而且还要博得观众的掌声和喝彩。

    毫无疑问,这里是乡巴佬掌权的地方——所有的大学生,十之八九都是土包子:他们担当了所有的职位,包揽了所有的荣誉,从不容许外人介入;他们专心致志地维护本地的乡土观念和道德传统。一般情况下,学校的权位——比如学生会主席、各级级长、青年会干事以及各个体育项目的队长——都是论功行赏,封给那些衷心为大众服务的公仆。他们往往在家里吃苦耐劳,耕田种地;在学校里,往往在食堂里打工,或者为大众效劳。实践证明,他们都是令人满意的平庸之辈。这些勤奋的庸才往往博得大家一致的称赞。他们是全能的、健全的、可靠的人才,而且绝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是大学的辉煌结晶。在操场上,他是足球队的后备队员;在课堂里,他各门功课都优秀。他永远都是“二流人物”;无论在什么活动中,他们都得第二名,只有在“人品”方面超群出众,成为“一流”。等到四年大学时光结束,他们如果不当律师或者牧师,就会荣获“罗兹奖学金”,前往牛津留学。

    在这个古怪奇特的地方,尤金倒令人吃惊地茁壮成长起来。公众的嫉妒和他没有关系,很明显他是个不可靠、各方面都不够健全、不太正常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很明显,他永远都做不了州长,也绝对成不了政治家,因为他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他并不是那种能够统领全班,并能领读祷告的人;他只能干些旁门左道、无人过问的事情。唉,他们宽容地认为,社会少不了这种人。我们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做大事。

    在这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快乐,也更加无忧无虑。他现在过的是最孤独,但却是最为愉快的日子。他摆脱了家里那些疾病、歇斯底里,以及迫近死亡的恐惧感,感到身轻如燕,享受着迷醉般的自由。他只身一人来到大学,没有任何伙伴。他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即使到现在,他也没有交到贴心的朋友。他喜欢这种超然孤行的感觉。大家见了面都能认出他,都会直呼其名,并友善地和他打招呼,也没有人讨厌他。他很快乐,内心感到无比喜悦,逢人都会热情地向对方致意。他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对这个眼花缭乱、神奇的大千世界有一种深厚的情感。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独来独往。他对表面上的东西毫不关心。他的四肢流淌着醇美的酒。他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会从喉间发出一声呼喊,就像苹果一样富有活力地蹦蹦跳跳,他拼命地汇集内心盲目的欲望,想把所有无形的情感融化成一颗子弹,然后用它来征服死亡、征服爱情。

    他开始参加各种活动。他以前不“属于”任何组织和团体。但是现在,各种社团都在召唤他。于是,他便毫不费力地担任了校报和校刊的编辑。起初的涓涓细流逐渐汇集成奔涌的激流。他一发不可收拾。他后来又加入了文学协会、戏剧协会、剧院协会、演讲协会、新闻协会。到春季开学的时候,他又加入了社交协会。他充满热情,在入会仪式上任凭老会员们对他进行百般耍弄。他毫不顾忌自己浑身的酸痛,瘸着腿到处走动,就像一个小孩或者奴仆,心情愉快极了。他在上衣的翻领上佩戴了彩色的缎带,在马甲上别上了饰针、徽章、标记,以及希腊文字体。

    可是所有这些头衔,并不是不劳而获的。那年初秋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黯淡而乏味,他难以摆脱劳拉的影子。她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等他回到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发现四周的山峦荒凉而沉闷,小城显得鄙陋而狭小,在严寒的冬天里一切都冷冷清清、荒凉而萧瑟。在他的家里,笼罩着一种强作欢颜、滑稽可笑、痛苦绝望的气氛。

    “好吧!”伊丽莎愁容满面地站在灶台上,眯着双眼说,“这一次,我们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好好享受一个平静的圣诞节。谁知道!谁知道!”她摇了摇头,说不下去了。她的眼眶湿润了。“也许这是我们全家最后的一次团聚了。老毛病!老毛病啊!”她转过脸,声音沙哑地对他说。

    “什么老毛病?”他生气地问,“我的天哪,你怎么老这样神秘兮兮的?”

    “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她低声地说,脸上露出了勇敢的笑容,“我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起过。上个礼拜——我差点都没命了。”她的声音很细小,好像在宣布一项不祥的天机。

    “哦,我的老天!”他焦急地嚷嚷起来,“等我们所有人全都死掉腐烂了,你还活得好好的呢。”

    海伦听了这话,没好气地粗声大笑起来。她盯着他阴沉的脸,粗鲁地在他身上戳了几下。

    “咯——咯——咯——咯!你知道有没有不灵验的时候?你知道不?如果你说被摘掉了一个腰子,妈妈肯定会说她得了比你更严重的疾病。真的,这都是实话!从来没有不灵验的时候。”

    “你只管笑话我吧!你只管笑话我吧!”伊丽莎含着眼泪、痛苦地说,“恐怕我活在世上让你们耻笑的日子也不多了。”

    “我的天哪,妈妈!”女儿也发急地叫了起来,“你压根儿就没什么病。生病的不是你。爸爸才是病人呢。需要照顾的人是爸爸。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都快死的人了。他可能连这个冬天都挨不过去了。我也是个病人!我们俩死后,你还会活得好好的。”

    “这可说不准,”伊丽莎神秘兮兮地说,“谁会知道哪个人会先走呢。就在上星期,那个考斯格雷先生,长得一表人才——”

    “他们都死了!”尤金疯狂地尖叫起来,厨房里跺着脚来回走着,“天哪!他们都死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妖妇步履蹒跚地迈过走廊,朝厨房门口走了过来——每年严冬的时候,旅馆里总会住进两三位这样的房客。这个妇人骨瘦如柴、体格庞大、奇丑无比,是个积习难改的吸毒者。她走起路来四肢像抽筋似的乱扭,显得很不协调,骨节扭曲的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

    “甘特夫人!”她说,然后使劲地抖动着松弛、灰白的嘴唇,“有没有我的信?你见到他了吗?”

    “见到谁了?说呀!”伊丽莎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老妖妇阴森森地冲大家笑了笑,双手在空中乱抓了几下,然后挪动身躯,像一辆掉了轮子的破车,一拐一拐地走开了。海伦大笑起来,尤金则半张着嘴,绷着脸,呆呆地站在那里。伊丽莎也傻乎乎地笑了起来,不停地用手搓着自己的鼻头。

    “真是气人!”她说,“我敢肯定她是个疯子。她吸食某种毒品——这是肯定的。她只要在我眼前走过来,我就会汗毛直竖。”

    “既然这样,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让她在这里住下去呢?”海伦满是憎恶地抱怨道,“我的天哪,妈妈!如果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把她撵走嘛。可怜啊,我的阿金!”说着说着,她又笑了起来,“你总能碰到这种倒霉的事,对不对?”

    “基督诞生的日子即将来临了。”他虔诚地说。

    她笑了笑,双眼一副失神的样子,然后漠不关心地用手拉扯着自己的长下巴。

    每天,他父亲都会花大部分时间坐在客厅里,目光呆滞地望着壁炉里的火焰出神。护士曼格小姐不声不响地陪着他,带给他一种死气沉沉的安慰。她坐在火炉前,不停地摇晃着,每分钟鞋跟落地30次,双手紧紧地交叉在胸前,偶尔开口说几句话。他说的话题不是疾病就是死亡。甘特越来越老,样子瘦得吓人。他厚重的棉衣裹着他可怕、虚弱不堪的身体;他脸色苍白,看上去几乎有些透明——整张脸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嘴。他看起来既干净又脆弱。癌症,尤金心想,就像一种含有剧毒成分,但却美丽的植物,在他的体内开花结果。他的思维还很清楚,一点儿都不糊涂,只是精神有些忧郁、面容有些苍老。他的言语变得很少,所说的话几乎都很滑稽、可笑,只要别人一答话,他几乎就不再听了。

    “儿子,你近来怎么样?”他问尤金。

    “一切还顺利吗?”

    “很好。我现在是校报的一名记者了,明年可能会做主编呢。我还被选为好几个组织的会员。”他兴致勃勃地说着,觉得难得有机会向家人汇报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心情也很开心。但是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发现父亲的目光又忧郁地盯着火苗。尤金迷惑地停了下来,心如刀绞一般难受。

    “那就好,”甘特说,因为他注意到对方不再说话了,“做个好孩子,儿子。我们都为你感到自豪。”

    本恩在圣诞节前两天也回家来了。他就像一个识途的幽灵,悄无声息地在家里来回巡游。那年初秋的时候,他从巴尔的摩回来以后,就离开了阿尔特蒙,然后花三个月时间独自在南方各地闲逛。他开始在一些小城里兜售洗衣优惠卡。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起过这种稀奇古怪的生意如何。他个人收拾得非常整洁,但是衣服却很旧,脸色也很憔悴,比以前更加神秘、孤僻了。后来,他终于在彼得蒙山区一个烟草小城的报馆里找了一份差事。他打算圣诞节过后就去那里上班。

    跟往常一样,他回家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捎来许多礼物。

    圣诞节前夕,卢克也从新港海军学校回家来了。人还没有到家,家里人早就听到了他洪亮的嗓门,因为他已经在大街上跟别人打招呼了。他像一阵风似的进了家门。大家都笑了起来。

    “哎呀,你们看谁来啦!海军上将回来啦!爸爸,你看看儿子怎么样?哎呀,我的老天爷!”他一边大声说着,一边拥抱了甘特,还拍了拍父亲的背部,“我还以为你病着呢!瞧,你老人家气色多好啊,就像春天盛开的花儿一样。”

    “好极了,孩子,你好吗?”甘特笑逐颜开地说。

    “好得不能再好了,上校阿金,你小子怎么样?好极了!”他不等对方答话,一口气说了下去,“哎呀,哎呀,这不是老秃子吗?”他大声地叫起来,使劲地握了握本恩的手,“我没想到你也回来了。妈妈,你这个大姑娘,”他一边说,一边跟母亲拥抱起来,“大家都过得好不好?一切顺利,太好了!”他大声地叫着,别人根本没有机会插嘴。

    “哎呀,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伊丽莎后退了一步看着他说,“你出什么事了?你走起路来好像有点瘸嘛。”

    看着母亲吃惊的神情,他像个白痴似的忍不住大笑起来,手指还不住地向她身上直捣。

    “哈——哈!我被潜水艇发射出的鱼雷炸了一下,”他开玩笑地说,“噢,没关系的,”他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我给电气学校的一位同学割了一小块皮,帮他治伤的。”

    “什么!”伊丽莎尖叫了起来,“割了多少?”

    “噢,只不过6英寸长的一小块,”他满不在乎地说,“那个家伙被火烧得很严重。我们大家凑起来,每人给他捐了一小块皮。”

    “我的天哪!”伊丽莎说,“你会变成瘸子的,你还能走路真是奇迹。”

    “这个孩子老为别人着想,”甘特自豪地说,“叫他把心血倒出来,他都肯做。”

    这位水兵儿子回来时多带了一只箱子。他在途中给父亲买了各种各样的饮料,其中有几瓶苏格兰威士忌和黑麦威士忌、两瓶杜松子酒、一瓶朗姆酒。还有雪利酒和西班牙黄酒,也是每样一瓶。

    晚饭前大家开怀畅饮,都喝得醉醺醺的。

    “让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也喝上一杯吧,”海伦说,“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什么!我的小宝贝!孩子,你是不喝酒的,对不对?”伊丽莎开玩笑地对尤金说。

    “他不喝才怪呢!”海伦用手捅了捅他,“呵!呵!呵!”

    她给他斟了满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给你!”她兴高采烈地把酒杯递给了他,“这个对他没什么害处的。”

    “孩子啊,”伊丽莎一只手举着酒杯,神情严肃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喝上瘾。”她仍然信守着老“少校”的教训。

    “没错,”甘特说,“要是上了瘾,这玩意儿就能把你的一生彻底毁掉,它比什么都厉害。”

    “兄弟,一旦上了瘾,你这一辈子就完蛋了,”卢克也说了一句,“接受我这个傻瓜的忠告吧。”

    尤金举起酒杯的时候,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警告他。一口酒刚刚下肚,他稚嫩的喉咙就被烧得火辣辣的,呛得他气都喘不过来,眼泪也流了出来。在这之前,他也喝过几次酒,但那都是在伍德森街姐姐的住处喝的,每次都只是浅尝几滴。他曾经跟吉姆·屈维特一起喝过,当时他还以为自己喝醉了。

    吃完饭后,他们又喝起酒来。尤金也获准再喝一小杯。然后,大家分头进城购买圣诞礼物,尤金一个人被丢在了家里。

    美酒落肚之后,他感到通体舒畅,温暖的脉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每一根疲惫的神经都沉浸在这种巨大、平静的感受中,这是他从来没有领略过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跑过去打开藏酒的柜子,拿出一只喝水用的大玻璃杯,尝试着把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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