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1925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1935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1963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1973年之9月，稿毕于74年之2月。3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4月补此序。

    1974年4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