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以作文为证

中国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马氏１自称积十馀年勤求探讨之功[马建忠。]，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而作，惜作者于此多犹未窥三昧，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也。然既通晓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犹已绕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贵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龄以下之幼童及不能执笔为文之人耳。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

    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逻辑者，非以此为适当也，乃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即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１氏所翻之《名学》[严复，字又陵。]，则更为辽东白豕也。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２也[英文nominalism译音，今译唯名论。下面提到的“实学”，今译唯实论。]，而非“逻辑”３也[英文logiC译音。]。此学为欧洲中世纪时理学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实学”。此两大思潮，当十一世纪时大起争论，至十二世纪之中叶乃止，从此名学之传习亦因之而息。近代间有复倡斯学者，穆勒氏即其健将也，然穆勒氏亦不过以名理而演逻辑耳，而未尝名其书为“名学”也。其书之原名为《逻辑之统系》４[英文“SystemofLogics”。]。严又陵氏翻之为《名学》者，无乃以穆氏之书言名理之事独多，遂以名学而统逻辑乎？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斑雅５为吕宋也[今译西班牙，下同。]。夫吕宋者，南洋群岛之一也，与中国最接近，千数百年以来，中国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华人习知其名。而近代吕宋为西斑雅所占领，其后华侨至其地者，则称西班雅人为吕宋人。后至墨西哥、比鲁６[今译秘鲁，下同。]、芝利７等国[今译智利。]，所见多西斑雅人为政，亦呼之为吕宋人。寻而知所谓吕宋者，尚有其所来之祖国，于是呼西斑雅为大吕宋，而南洋群岛之本吕宋为小吕宋，至今因之。夫以学者之眼光观之，则言西斑雅以括吕宋可也，而言吕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华侨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吕宋，故以称之。今之译逻辑以一偏之名者，无乃类是乎？

    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以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夫斯学至今尚未大为发明，故专治此学者，所持之说，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则大都如陶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而已。惟人类之禀赋，其方寸自具有理则之感觉，故能文之士，研精构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则无不暗合于理则者；而叩其造诣之道，则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当然也。如曾国藩者，晚清之宿学文豪也，彼之与人论文，有“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门而无人门焉者，入其闺而无人闺焉者”。其于风风、雨雨、衣衣、食食、门门、闺闺等叠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为实字实用，下一字为实字虚用，则以为发前人所未发，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奥矣。然以文法解之，则上一字为名词，下一字为动词也，此文义当然之事，而宿学文豪有所不知，故强而解之为实字虚用也。又不知理则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节曰：

    “本名字者，人物独有之名称，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论》曰：‘亮始终心乎汉者也；猛始终心乎晋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惠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亮与猛虽同为人类，鹄虽同为鸟类，猿虽同为兽类，曰亮、曰猛、曰鹄、曰猿，即为本名；不能人人皆谓之亮、猛，亦不能见鸟即谓之鹄，见兽即谓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鹄、猿视同一律，不待曾涉猎理则学之书者，一见而知其谬。即稍留意于理则之感觉者，亦能知其不当也。世界古今人类，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鸟兽，岂独一鹄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书者何以有此大错？则以中国向来未有理则学之书，而人未惯用其理则之感觉故也。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