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

    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它大大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

    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是地主军队）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龙凤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2]如颍州，从元末韩咬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3]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4]。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5]。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6]。洪武三年，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7]。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8]到洪武十五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南方许多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如三十年常德府武陵县报告：“武陵等十县，自丙午（公元1366年）兵兴，人民逃散，长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9]江西瑞金则因农民起义，户口亡绝过半：“初民户在籍者六千一百九十三户，今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10]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11]洪武十年，以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12]十七年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13]

    租税收入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况是很严重的。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残破面貌，增加财政收入，朱元璋只能对农民做了让步。吴元年五月下令，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襄阳、安陆等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尽行蠲免三年。让老百姓喘一口气，休息过来，把力量投入生产。[14]以后新得的州县，也采用这办法，蠲免几年的租税和徭役。他集中力量，振兴农业，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劳动力的不足；用兴修水利，种植桑、棉的办法，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用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税，遇灾荒优免租粮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困难。此外，还设立了预备仓、养济院等救济机关。

    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15]封建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粮食、棉花、布帛、劳动力都靠农民供给，农业生产如不恢复和发展，这个政权是支持不下去的。

    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三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九年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十六年迁广东清远瑶民一千三百七人于泗州屯田。以上皆为繁荣起义根据地及其附近的措施。二十一年八月，以山东、山西人口日繁，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二十二年以两浙民众地狭，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起耕。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二十七年迁苏州府崇明县无田民五百余户于昆山开种荒田。二十八年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朝廷收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处，屯田租米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16]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洪武三年定制，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17]这一条法令使北方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田地，投入了生产，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荒凉面貌，也改善了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为了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又令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复业人民见（现）在丁少而原来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护，止许尽力耕垦为业。见（现）今丁多而原来田少者，有司于附近荒田验丁拨付。[18]这条法令规定贫民垦熟的荒田即为己业，明确了产权，解除了开垦者的顾虑。同时，原来逃亡在外的地主复业的，也只许依了拨田，不许多占，这样，就把战前的地主产权整个否定了，是对旧地主阶级的一个极大的打击。洪武二十四年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把全国荒田都用法令规定为封建皇朝所有，只要有劳动力的就许报官开垦。又令山东概管农民，务见丁著役，限定田亩，著令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二十八年令，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19]鼓励农民大力开垦。这一系列法令执行的结果，数量众多的穷苦农民依法开垦了大量荒地，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元朝后期土地大量集中的情况改变了，这些地区的阶级矛盾较之以前，也就大大缓和了。这就是上文所列举的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江南地区很多而北方很少的经济原因。

    也有从居庸关西北地区移民到内地屯垦的，如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充军的给衣粮，为民的给田土。又以沙漠迁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此外，吴元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到濠州居住，因为他们帮着张士诚拒守，还不断说张王好话的缘故。[20]洪武十五年命犯笞杖罪的犯人都送到滁州种苜蓿。[21]二十二年命户部起山东流民居京师，人赐钞二十锭，俾营生业。[22]二十八年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23]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后，便注意水利。到建国以后，越发重视，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可以溉田万顷。六年开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径千二百余丈，以通海船。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径阳县洪渠堰，溉径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二年修陕西西安府甜水渠，引龙首渠水入城，居民从此才有甜水可吃。十四年筑江南海盐海塘、浚扬州府官河。十七年筑河南磁州漳河决堤，决荆州岳山坝以通水利，每年增官田租四千三百余石。修江南江都县深港坝河道。十八年修筑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堤岸。十九年筑福建长乐海堤。二十三年修江南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余丈，役夫二十五万人。疏四川永宁所辖水道。二十四年修江南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溉田数万顷。二十五年凿江南溧阳银墅东坝河道四千三百余丈，役夫四十万人。二十七年浚山阳支家河，凿通广西郁林州相隔二十多里的南北二江，设石陡诸闸。二十九年修筑河南洛堤。三十一年修治洪渠堰，浚渠十万三千余丈。这些规模巨大用人力到几十万人的工程，没有统一的安定的全国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设想的。除此而外，元璋还要全国各地地方官，凡是老百姓对水利的建议，必须即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又特别嘱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灾涝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税户人材到各地督修水利。二十八年综计全国府县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24]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25]

    移民屯田。开垦荒地，承认自耕农开成熟地的产权，旧地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和兴修水利是增加谷物产量，增加皇朝租税收入，强化国家机器的主要措施，也就是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阶级斗争以后，新皇朝不得不稍对农民让步的具体表现。此外，朱元璋还特别看重经济作物的增产，主要是桑、麻、木棉和枣、柿、栗、胡桃等。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26]洪武元年又把这法令推广到各地，并规定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四年于南京朝阳门钟山之麓，种桐、棕、漆树五千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为修建海船之用。[27]二十五年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的农民，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令全国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并随地宜种柿、栗、胡桃等树木，以备荒年。二十七年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栽种的数目都要造册报告，违令的全家发遣充军。执行的情况，如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的报告，所属州县已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全国估计，当在十亿株以上。二十九年以湖广诸府县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的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28]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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