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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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序。见前。

    刘序。见前。

    刘氏定著三十三篇，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

    彪校此书，四易稿而后缮写。己巳仲春重校，始知东周策严氏之贼，阳竖与焉。为韩策严遂阳竖也。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岂不信哉！尚有舛谬，以俟君子。十一日书正曰：严遂阳竖，事有差互，说见周韩策。国策校注《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已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巳。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愚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彼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以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薫于莸，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战国策校注《序》：

    至正初袓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子慱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诸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袓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修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亦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毋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己，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余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余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甚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彼，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礼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于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浚仪陈祖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