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党的一名小兵

    反动的军阀统治，篡夺了旧民主的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制造下的“三一八”惨案并继之而起的五十人的黑名单使鲁迅觉得北京的无可为而走出了。但寄希望于革命的心情仍不泯灭，又转而寄希望于对北伐军的胜利。在厦门一有消息，即欣然写信告诉朋友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到了广州，但“四一五”广州的大屠杀比北京还残酷，遇害的有为青年、革命工作者几于满仓满谷，塞满了戏院、机关。鲁迅震动之极，对残暴者正面作了斗争，向中山大学的拘捕学生再一次抗议无效，以致拂袖而去。几经困难转移到了上海，是1927年末的事了。

    上海是每个革命者的洪炉，在这里冶炼；也是革命领导者的集合场所，在这里指挥教导一切革命工作者们。鲁迅，在大革命后来到了上海，觉得前此的看法、态度都错了。这时他有了突变，从量变到质变。一切从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就看问题也容易迎刃而解了。于是他否定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洪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

    由于旧中国的时代环境，迫使鲁迅每事必先审慎再三，必须了解透彻，才敢加入战斗。所以粗看起来反应似乎迟钝，但既然加入，则成败利钝，危害生命，都不之顾，一以直道进行了。这是他以之教育青年，亦以之身体力行的。以前的对女师大事件以及“三一八”惨案如此，以后的对反动国民党的抗击运动及左联前后的态度也如此。真所谓猛虎出柙（这里借喻他自己起先的审慎态度的决定后），勇不可当了。

    这时他除了得暇即阅读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等书籍以武装自己，更以马克思读本教育他人。复积极参加团体活动，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成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以党的领导为依归的绝对坚守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念的执行者。

    党教育了他，领导着他，不断的党的领导人物和他见面，指导他的工作，细致地，正确的事例摆在他面前，白色的恐怖对党人加害更多，越引起鲁迅的愤火燃烧越炽烈。他控诉：向中国人民，向国外同情者。每一次压迫越猖狂，他的斗争就越猛烈。

    鲁迅写出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到国外去，说明出版界在反动压力之下“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但鲁迅指出这只是“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又说明人民是欢迎左翼作品的，因为“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枪决后，鲁迅又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文章介绍到国外去，以“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力量”。

    还有一篇名《写于深夜里》的，其中记载着“一封真实的信”，是写白色恐怖对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给他徒刑二年六个月，和他所看到狱中惨苦形状。这是实事，出在杭州美术学校里，鲁迅把他作小说童话像故事般记录出来，而又以真实的信作结束。实即代表千千万万被捕者的真象，都如此儿戏地放入人罪的，这篇文章也介绍到国外去了。鲁迅因此感慨地说：“他们越想秘密起来，我的文章却走到国外，越不给他秘密！”

    鲁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极度黑暗的环境里，写出这样的文章不是好玩的，当有一次史沫特莱女士拿着这样的文章要帮他向外投稿时，对鲁迅说：“这样子发出去是会对你不利的。”当时鲁迅就回答她：“管他呢？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才对！”这回答，不啻千万重量的义无反顾。对为着中国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人的控诉，是不能缄默的。一个人死了，千万个人起来，用文艺工作者不怕死的精神，报道反动者的狰狞面目，公开的、大无畏的这样做了。当时鲁迅在党领导下，执行党的精神，向敌人投下了一颗无烟炸弹，使他们的天下得不到太平，这是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向敌人示威的胜利！

    就在这样的时候，鲁迅也没有忘记向家庭做统战工作。他每当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就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出之，但又表示其大义凛然的态度向我说：“这时候总得有人出来说话。”我明白这话的后面包含着万一出了事故会送命的意义，但我们不是早已决定？如柔石被捕时，鲁迅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见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这明明是鲁迅已深知我意，绝不会反对他的意见的，而还是如此照顾到别人的意见，尊重每个人的自决，这态度加倍见出革命者的虚怀若谷而又对敌决不容情。

    鲁迅有时也曾想到扩大统战面，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时不那么骤然的加入左联，稍稍隐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团结各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既然是这样了，也就只好照着这样做就是了，这里他绝没有为自己打算的意思，纯然从工作效果上着想。我们只要从他对朋友的通信看就知道，不惜直白说出自己是“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见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在行文中也不少见到，《二心集》更公开表明“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又在《两地书》序言里表明自己“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这无异于在大路上标明牌号：“姜太公在此”，但等的下文意思是见者“百无禁忌”，而鲁迅的标明是“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则无异有可能招杀身之祸，聪明人断断不肯做的，而鲁迅独乃无所惧怕于其间，其可算是“泰山石敢当”了。

    鲁迅为何具有如此胆量，敢于蔑视敌人到如此程度？是因为他相信党的存在，相信青年们，一切不甘做亡国奴的革命事业的人们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都确信这条光明的康庄大道的必然到来，必会胜利，像执着红旗奔赴前线占领敌人阵地时一样，一个人倒下了，马上会有人接上来的。

    冯雪峰早些时期站在党的立场来和鲁迅接近，《萌芽》《十字街头》《巴尔底山》等刊物都有鲁迅执笔写的文章。因来往多了，就有些直言无隐之处。他不止一次劝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意思是要鲁迅丢开身边琐事，或讨论个人得失。而鲁迅自己则以为这确也是坏处：“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见《伪自由书前记》）他是因现实的事例与社会有关而说的，把自己“变小”了是从没有计及的。但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党与鲁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话鲁迅也深深表示接受，因此他常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鲁迅是以党的身份看待他的，所以也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而鲁迅自己，确也承认：“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见《二心集序言》）

    在冯雪峰眼里看鲁迅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苦恼自己，而提醒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该照这样接受的，所以鲁迅对冯是以他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的。但瞿秋白同志看待这一问题又是另一种看法了：“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类型。……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里瞿秋白同志的看法，如果我体会得不错，是不是就和雪峰的意见相反呢？是不是这仅只是作为雪峰个人的意见而提出，但鲁迅却是严肃地接受呢？以我的水平，不能判定，只是作为回忆起来提出罢了。

    但这问题也颇关重要，因鲁迅许多杂文，往往是一时、一事、一人的，被鲁迅遇到了，有时虽小也可见大，所以立刻抓住不放松，作为教材而昭示给大家来看，其分析解剖是否错误，关系不浅的。鲁迅曾说过：“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瞿秋白同志常常体会到这一层，深知把个别的事件，作为典型例子，作为对立面的例子来教育群众是必要的，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是与鲁迅当时的思想符合的。

    鲁迅对敌人的大无畏的精神，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是足以寒敌人之胆而令人敬畏的。可是在与我一同到街道上去的时候，就常常令我苦恼不安。他每每逼令我走到对街的人行道去，而不肯和我并排在一起，以便出起事来我可以避免危险，这可见敌人放出空气说要“就地处置”他是安然处之的了。却令我更觉得在徘徊不前也不好，硬是违背他意思也不好的情况下心情起伏着走去。

    他铁的纪律又非常严格的执行。他曾作暗示给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连夫妻之间也不必过问的。”我遵照这纪律行事，对朋友来信如果不是得到他的许可，就是到了我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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