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往苏联

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跃的新的斗争时期。”难怪，第一个奴性十足，对日本侵略者献策，主张“先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洋狗胡适要对鲁迅十分惧怕，说他是“卷土重来”了。

    鲁迅蔑视狗们的疯狂，与北京的地下党，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紧密联合在一起，安然地活动着，参加了大小的集会和个人的接触，掌握了群众的思想动态，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射出了无比威力的簇矢，击中了汉奸卖国贼的要害。敌人利用“官方”的面目，写好了逮捕公文，27日是星期，不办公，所以公文还差盖一“官印”，而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至少他今天还不至于走吧，敌人这样猜想。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不再来了，敌人的逮捕公文白白预备了。事后，一位深知内幕的朋友如此这般的向鲁迅报告这次大战役胜利的经过。

    这些胜利的果实，人民斗争的英勇事迹，文化战线的伟大成就，若能带到苏联，带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让全世界的进步人类得知中国人民的不屈服的情况够多么需要！因为党的组织“接到苏联高尔基底邀请，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筹备着要召开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当时，罗曼·罗兰、巴比塞、萧伯纳等也在被邀请之列），并在苏联住一个较长的时期，好休养休养身体并从事写作。这实际是代表了整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于先生的热诚关怀和无限敬意的”。就“极为慎重地为先生的出国订了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预备先北上到北京，然后设法去日本，再转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可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先生的严密监视，后来不能实现。”（以上引文均见陆万美《追记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这次在北京一共逗留了十五天就又重回到了南方的上海。

    在同年的12月12日，鲁迅在多方设法未能冲破内外的困难去苏联之后，写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很委婉地无可奈何地吐露自己的不得已的心情：“我的游历，时候已过，事实上也不可能，自然只好作罢了。”

    中国人民的期望，苏联人民的友谊招手，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都是一个机会，使鲁迅的心怦然而动，使党的关切费尽心机。后来听说鲁迅身体不好，苏联朋友又多方设法通过来人带到口讯，请鲁迅去苏联休养，这种邀请经常不断直至他逝世之前。有一次（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时间了），我从内山书店转的一批来信中带来了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的信，是比较具体的说，请鲁迅立即携眷到港，然后转去苏联，一切手续，可以到港再办。姑无论写信人是好意恶意，是真意假意，就凭他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是鲁迅深恶痛绝其措施的，而一旦在这方面庇护之下得以达到去苏目的，纵云革命权宜，但以鲁迅绝不通融的铁的意志之下又何能做到？而且又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鲁迅于是等闲置之，销毁了事。

    鲁迅逝世后，有一些好心肠的人而不了解以上种种困难情况，几经党的领导布置，周密计划尚不能达到去苏目的，因而苦闷了鲁迅不少心情的“游历”的这件事情，曾经惋惜过鲁迅的身体健康，若能得到去苏联休养，对他的创作生活，对他去苏后取宝归来的传达，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会留给我们更灿烂辉煌的，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的。

    这个旅行，关系太大了。在鲁迅逝世快二十年的某一个冬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好几年的一次西伯利亚长途火车上，我见到一位不大出面的党的负责人，问起鲁迅为什么没有到苏联去，我把如上的情况介绍给他，他才了解这一件事情的详细情形。革命胜利了，许多人都很便利地到过苏联了，这就不由得会使人想起鲁迅如果也去过苏联，那该是多么好呀！就是我这么一个人，解放后脚踏过伟大的黑土，亲自共享过苏联人民胜利的欢乐节日的感情激动的场合，也不下七八次了，每次目睹有不同情况的推进一步的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的成就时，就在这欢愉的时刻，不由我不想起：可惜鲁迅没有同来观看！这缺陷，今天无数英雄、模范填补了这空虚，回来建树起伟大的、超凡的、赶上前去的画不完的美好前景，不只是“传达”，而是“实践”了。列宁主义的思想、行动，得到中国毛主席辩证地安排起来，中苏伟大的前景，永恒友谊，我们做到前人所没有做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