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里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位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这是在1927年以前北京旧社会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实则是一个被旧社会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反抗这阶级并要带领着大家奔走向前的战士。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在去杭州的时候，因此吃过亏，更加使当时的军警严厉的搜查。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政府会那么好，关心到人民生活，用各种方法严查吸烟的人；也不要以为当时的军警也是关心人民生活，严格执行法律的人；他们是别有企图，查出吸毒的人或物，就可以从中发一笔横财的，是不怀好意的工作态度的。这也难怪其然，工资低，生活苦，正直的人得不到同情，处处受打击，一些人没法走正道，把心一横，就四处找横财了。每逢元旦见面，人们头一句总是“恭喜发财”，“横财顺利”。是这样的社会相，也就是鲁迅活了快六十年来为之痛心疾首的社会和人民。

    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他那灰暗的面孔这时从深色的罩上面纱的一层灰暗里放出夜光杯一样的异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饮过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畅。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又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于1936年的回忆，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描写得很生动具体：

    ……一个广大的文学组织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D大学去演讲。

    ……

    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东宝兴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

    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鲁迅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

    D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新的文学团体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起来的，那是毫无疑义。

    由我来唱了开锣戏。现在，连演讲的题目都忘记了，内容如何自然更无从记起。大概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的文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

    （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

    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罗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

    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作了个结束了事。

    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带着一点沉着的低声。口调是徐缓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冯乃超君轻轻地回敬了一下。

    以后，他便谈他家乡的风俗。语词是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壮的少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证，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

    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D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

    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看来，理论性的说话还需技巧的，主要还是讲群众所要听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鲁迅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的捉住听众所需要的，朴素地用语言传达起来，随时加以分析，而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见解；自己的例证，又是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事业也借此建立起来。如D大学的文学组织的宣告成立，就因鲁迅几句话而直接发生了良好影响。当时上海的进步力量或左翼团体的纷纷成立，是在党的领导下，分别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在困难的情况下，点滴收获是不易的。开个会，成立个团体也是不易，因之更珍惜这会的能够开成，说话的人获至预期的效果，而鲁迅就是体会着这样的精神而去的。

    ……

    我以听讲者的体会证实了作家郑伯奇同志所遇到的情况。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掷向听众，掷向四周的空中。如同听广播一样又加以电视，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的，就像他说话一样，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像他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话语，听一百遍也不会厌，就可惜时间太短了，人们在他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赞许声，有余未尽的可惜声。我常常向鲁迅提起，假使你多在群众面前说话，那说服力，那看得很远、很透的真理，那语惊四座的效果，那完整无缺的明白痛快的一击，那强劲有力、万夫莫当的气概。那在讲台上整个瞬息万变的音容笑貌，简直就是速写不出的活的精致的艺术表现，就连高超的匠人也刻画不出。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具，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他默许我的话。

    但是谁使他没有发言的机会的？是黑暗的政治压迫！

    诚然他曾经考虑：教书（说话的一种方式）和写作的互相矛盾。但他的说话机会被剥夺了，实是我们当时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见《两地书》：《第六十六》）。时时想到专从事于写作。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确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生产量，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

    然而毕竟使我们感觉到停止了讲话是多么可惜。听过讲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偷听课的学生（在北大时期），都一致的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得到热烈的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裹，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喜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血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称出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讲出来。脸上的两只亮晶晶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除非起不来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样普遍，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中，无拘束地披诚相见的时候，更加是在遇到知己的时候，痛快地，对自己的命运、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对面的人的时候。不多遇而也确乎遇见的像他和瞿秋白同志的见面，就有这样的炽烈而明快，灵魂的深处有着不可制服的力量的样子，释然于怀的欢笑爆发出来。多难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个时候。

    在讲课中，比较为众所知的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听过的人比较多，也许讲的内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总之，听者都满意了。我是有幸听过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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