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的贡献

    我们现在的文章同古代文章有很不相同的面貌。最极端的例子是鲁迅所举的“‘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我们现在的形式。古人的形式是：“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我们现在当然是欧化，这样的欧化从鲁迅的小说起，连当时《新青年》同人刘半农都反对。鲁迅解释这种欧化“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适应这个“必要”，确是文体上一个大进步。

    原来中国古代的文章是不分段的，不管一篇有多么长，一篇就是一大段而已，像一条长蛇一样。我们举上古的《左传》同近代的《水浒》作例。《左传》开头一篇长的，是“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篇传第一个字是一个“初”字，即是写事情开始的时候，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儿子。中间写变故。最后事情解决了，最后一句是：“遂为母子如初。”所以从前做古文的人曾经批道：“‘初’字起，后仍至‘初’字结。”它真是这个形式：“初————如初。”从第一个字“初”密密连连直到最末个字“初”，中间没有空白。再看《水浒》。《水浒》每一回，从“话说”起硬要连到“且听下回分解”止才是古人的文章，并不是我们现在出版的《水浒》把一回分成若干段，每段都另外起行的样子。一回既然就是一大段而已，然而在一回之中叙的不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的事情，怎么办呢？那便只好来个文章游戏，最简单的是把两地之间插一句“一路无话”，两天的事插一句“当夜无话”。如果像我们现在用提行分段的办法，便用不着那些麻烦了。既然提行分段，那么写着“‘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当然不是上句不接下句，而是在口语里常有的情况，先述所说的话，再说明说话的人。所以鲁迅说“乃是为了必要”。而“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反而成了旧小说里千篇一律的形式，必须先写说话的是谁，再写所说的话，就缺少了写人物对话时的戏剧性。

    鲁迅的《药》最初发表时，许多人大大地不以为然，为什么要这样写：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其实这样写，合乎情节的自然，加上了小说的戏剧性，是因为提行分段的排列法。提行分段的排列法在理论文章里也非常有必要，使得古今文体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谈鲁迅最初写小说，鲁迅对小说形式所作的贡献。这个贡献我们已经肯定了的。

    鲁迅自己说：“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这所谓“格式的特别”，不只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句法的欧化（其实汉语在口语里本来就有这样的说话），还有介绍情节的方法比起中国原有的小说戏剧来亦显得特别。中国的戏剧主人公自报姓名同关系，在小说里作者亦向读者报道人物的姓名同关系，鲁迅的《药》则完全是采外国形式，要读者自己从前后文去联系，其效果确是“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就这一层说，到底是外国形式好，还是中国原有的形式好，我们认为是相对的，在以后谈民族形式问题时还要谈到。

    下面说鲁迅对文学语言的贡献。

    本来，就文学语言说，每个时代伟大的作家，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各有各的特点，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好比《水浒》的语言，《红楼梦》的语言，都值得我们专门去研究。我们现在是说鲁迅。我们说鲁迅，当然不是说鲁迅的语言超过以前的人，更不是说鲁迅的语言样样条件具备，就采用口语方面说，鲁迅自己就认为他做得不够。我们是把鲁迅对中国文学语言所作的独特的贡献肯定下来。

    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他的语言的特点，同古代陶渊明有相似的情况。陶渊明写诗的语言去掉了陶渊明以前以及与他同时的诗人所用的辞藻，所以历史上曾有人批评陶渊明“辞采未优”，他们不知道陶渊明的特点就在他能够白描。鲁迅的小说，比起中国近代的戏曲以及章回小说来，其特点也正是白描，选词造句去掉了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根据我们大家整个的印象，《水浒》、《红楼梦》是无所谓浮词套语的，究其实还是有，像《水浒》里什么“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什么“时逢端午，蕤宾节至”，《红楼梦》写装饰要说“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写哭要说“一腔无明未曾发泄”，都还是一般旧习惯。口头上说写文章要去陈腐非难事，但做起来真不易，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时真实地写出东西来了，这一来令当时的青年读者耳目一新。《药》里这样的文章：“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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