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地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的言论其实没有说错。

    考成法的实施，在整理赋税的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受圣经贤传的影响太大了。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政治家谈到理财，好像做了一件亏心的事。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领大农，在整个国家，因为对外战争，已经走上经济崩溃的路线以后，居然靠着平准政策的运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39)。这是多么大的贡献，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济，便没有政治。孟子的主张，是十分取一。白圭问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说；“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说无组织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不十分取一。这是孟子的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政”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其实只是“养税源’。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人民的经济发展了，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孟子的主张，其实不是“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40)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的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41)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

    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42)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的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惟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43)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

    “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再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一点，真是社稷苍生的福泽。”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的“圣明”，同时也替户部宽心。他知道岁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交内阁，居正看到以后，立即封还，切实给他一个否认。

    居正的对付鞑靼，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的问题解决了。隆庆五、六两年的抚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经说起：“今所与虏者，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获兹如此，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忠乎否耶！”(44)他真有些自负。但是他对于蓟辽，又是一种感想。蓟辽边外的“属夷”请求加赏，他认为不值得。他说：

    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蓟门事体，与他镇不同，仆日夜念之，未尝少释。凡有所求，所司未尝不频而语，屈意而从也。仆亦坐是，往往见恶于人，若仆有所私庇于蓟者。然司农所藏，委为匮乏，固亦无怪其频也。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45)

    应当节省的钱都节省了：光禄寺采办的钱，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万，现在只用十三四万，节约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的御厨。但是节流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考成法实行了，开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场。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的目标是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但是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显著。居正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46)这一句揭开居正的怀抱。

    “不加赋而上用足”和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似乎神秘，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弘羊的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把一切囤积居奇的利益，收归国有，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居正的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实收粮赋，停止减免；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维持国家的岁收。

    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特重，尤其是苏州府。明初苏州府岁征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实在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贫农的生活困难了，田地卖给富家；富家的势力扩大了，不但坐食田租的收入，而且因为地位优越，可以获得减免的特惠。大地主的地位从此形成。大地主在减免的时候，可以优先享受；在科役的时候，可以设法避免；甚至在征税的时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归大地主；一切的负担都归贫农。到了贫农担负不了的时候，于是便把田地卖给地主，从小农的地位，降为佃农。有的贫农索性连同土地和自由，一齐卖给地主，于是成为农奴；农奴对于主人，固然丧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对于国家，反而获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从此不会上门。就是这一点，便可以引起小农的羡慕。有时小农的经济状况，还不十分困难的时候，自己也会到大地主家里，请求收为农奴，这就是所谓“投靠家人”。所以从经济的立场讲，国家和大地主显然地成为对立的形势。大地主的势力愈扩大，国家的岁入便愈减少。因为大地主的拖欠赋税，以及投靠家人的逃避徭役，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赋税徭役分摊到无力拖欠或逃避的小农。其结果更把小农驱入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越发增加大地主的势力。国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态的严重。

    这时是十六世纪，社会革命的呼声没有发动，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提出。有心的当局只有从“摧豪强，抑兼并”的途径入手。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他的目的便是摧残大户。贫农的田产并入大户的，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实行他所看到的社会政策。后来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罢市，当他的棺柩出城的时候，沿江号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绝，但是隆庆四年，海瑞就因为“鱼肉搢绅，沽名乱政”的名义被劾，解除应天巡抚。这里看出当时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冲突，而为了国家对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而终归失败。居正和海瑞的立场，本来不是绝对一致的，但是他对于海瑞的去职却绝对同情，所以他说：“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47)

    现在是居正的时代了。他用不到夺田还民，那些不易实行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发动政治的力量，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也减轻贫民的负担。他给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信，是当时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诚心任事，当英主综核之始，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诸凡谤议，皆所不恤。即仆近日举措，亦有议其操切者，然仆筹之审矣。孔子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礼义生于富足”。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依法为私，割上为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故仆今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通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设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今议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凡此皆奸人鼓说以摇上，可以惑愚暗之人，不可以欺明达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为？公博综载籍，究观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故凡为此言者，皆奸人鼓说以摇上者也。愿公坚持初意，毋惑流言。异时宰相不为国家忠虑，徇情容私，甚者辇千万金入其室，即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48)

    居正对于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坏了。他还记得徐阶和他谈起的话，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创之”。他说：“盖谓朝廷之政令，不能行于此地，而人情狡诈，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故也。”(49)但是他对于他的办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时人的攻击，而且也相信终会得到大众的谅解。他说：

    吴中事势已极，理必有变。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纪之不可干，上下分义之不可逾，汰其太甚，而无至于盭横决，而不可收拾，则吴尚宜尸祝公以报德，而可以为怨乎！婴儿不剃头则肠痛，不痤则浸疾，然剃头、痤，固不能止婴儿之不啼也。近来彼中人，不独侧目于丈，且推本于仆，造为横议，欲以摇撼国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来，故不得不一创之。今上意已定，正论不摇，丈宜自审画，无为山鬼所惑。(50)

    居正的时代，国库的主要收入是田赋，唯有对田赋有把握，才谈到整理财政，才谈到富国。隆庆五年已经有过征赋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诏令。(51)神宗登基以后，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52)换一句讲，便是隆庆五年以后的积欠，一概追缴，同时还得追缴以前三年的七成积欠。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事态确实有些严重了。从书生的立场看，一切只觉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的差额？

    元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奏称：

    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53)

    这是一个整理地方财政的计划。王国光主张由地方当局整理田赋收入，除去规定截留作为地方经费者以外，一概呈报中央，再由户部统筹，作为国防的经费。这一个计划的提出、批准和实行，当然都有居正在内。经过嘉靖、隆庆两朝虚耗以后，从神宗登位起，直至万历十年，国家称为富庶，(54)不能不认为居正的大功。

    万历元年，六部的人事发生了两次变动。九月间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杨博的去位，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居正说过：

    自余登朝，则见故少师太宰杨公，心窃向慕之，公亦与余为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遍历诸镇，躬履戎行，练习兵事。余每从公问今中国所以制御夷狄之策，及九塞险易，将士能否，公悉为余道所以，如指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画兵事，盖得之公为多。(55)

    杨博逝世以后，延推吏部尚书，候补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二名、工部尚书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书张瀚。守礼资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但是居正认定张瀚清贞简靖，独用张瀚。本来第三名称为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张瀚对于居正，真是感激，在人才进退的方面，不免受内阁的影响。

    礼部尚书陆树声因为对于内阁感到不愉快，请求致仕，居正托树声的弟弟树德去挽留，但是树声去志坚决，只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树声家中，要他推荐替人，树声推荐南京礼部侍郎万士和。十二月间，礼部尚书也换了人。

    在边疆方面，最重要的变动是宣大总督的更换。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对付俺答封贡，王崇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时。一次在文华殿上，神宗问道：

    “宣大重镇，为什么要取回王总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的力量用尽。王崇古在宣大久了，应当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说。

    “谁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问。

    “方逢时可代。”居正答。(56)

    这样决定了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的诏令。逢时本来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顺利。

    北边的问题，暂时稳定了，但是广东、广西和四川还需要处分。处分的方法，第一便要使得地方负责官吏，感觉地位的稳定。居正和神宗也说起：

    “现在南北督抚，皆臣亲自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听浮言，加以苛求，使他们无从展布。”

    “先生的话说得是，”神宗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哪有不当的。”(57)

    广东离北京太远，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长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贪官愈多，民愤愈大。政治的不良，成为地方治安的大祸。嘉靖中年以后，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谢允樟、赖清规，都称王，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为受到倭寇的牵掣，始终无力应付，直到四十四年，才算稍为安定一下。隆庆年间，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都起事了，整个的社会，不能安定。居正曾经说过：“嘉、隆之间，广州处处皆盗，议者谓岭表非我版图矣。”(58)形势真是非常的严重。隆庆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调殷正茂总督两广军务，决定进兵。居正和正茂说起：“治乱国，用重典。广固乱国也，其势非用兵威以震荡之，奸宄不畏，良民无依。”(59)以后募浙兵，发马价，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当国以后，更和正茂说：

    广事之坏，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宽文法，假便宜乃可。近来议者纷纷，然朝廷既以阃外托公，任公自择便宜行之，期于地方安宁而已，虽弹章盈公车，终不为摇也。(60)

    万历元年，潘季驯又和居正谈起，也是悬念广东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说：“广事近以属之殷司马，此君才略，足以办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当得荡定。”(61)果然就在这一年中，将广东方面，逐步安定，只剩诸良宝、林凤未平，不幸广东军队，在进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说：

    诸良宝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视之，其败固宜。一撮许残贼不能克，则诸山海逃伏之盗，必将乘势再起，将来广事，不可便谓无虞。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书，悉以军法从事，斩首以徇。了此，则诸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62)

    统治者下了镇压的决心，正茂当然出力，万历元年四月，潮州一带的军事成功了，只有林凤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广东的海岸线活动，最后完成他在海外发展的使命。

    在广西方面，当殷正茂由广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的时候，继任的是郭应聘。这时府江瑶也起了一次大动乱。府江是从桂林到苍梧的桂江，在阳朔到昭平三四百里这一段，两岸都是瑶山。瑶人进攻永安州、荔浦县，掳去知州杨唯、都指挥胡潮。桂江交通中断，各县城门，白天都不敢开，形势严重极了。居正一面吩咐应聘调集大军，一面说：

    两江(63)寇盗，为患久矣，异时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发，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64)之余威，用足下之妙算，歼此狐鼠，谅不为难。但炎荒瘴病之地，屯数万之众，役不宜淹久，贵在临机速断，沉谋遄发，先并力以破其一巢，则余贼自然破胆，次第可平。若以三万之饷，与之相持于钦、岑之间，使贼跧伏溪涧，以逸待劳，非计之得者也。兵机不敢遥制，特献其瞽见如此，惟高明采择焉。(65)

    应聘正在调集大军六万，进讨府江瑶的当中，怀远(66)的瑶人又起义了，杀知县马希武，情势也很吃紧。这时已经是隆庆六年的秋后，居正当国，更有决定的全权。他和应聘商定，先定府江瑶，一面招抚怀远，等到府江平定以后，随即进兵。冬天以后，府江已经安定，但是万历元年正月进兵怀远，又因为雨雪的关系，发生停顿。居正说：

    怀远之兵，既未得天时地利之便，暂宜解归，以俟大举。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县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余，祸端已构，数万人取之不克，至兵连祸结，师老财费，使朝廷廑南顾之忧，疆场有不讨之贼，彼激乱启衅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推知几识微者，可与图成，而轻躁锋锐者，适足以偾事阶乱而已。(67)

    但是战事已经决定，没有徘徊的余地。应聘调兵十万，积极进行，居正只是说：“不谓其怙恶不悛，敢行称乱如此，则天讨所必加，虽费财动众，亦难中止矣。一切剿处事宜，公所画俱当，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68)就在这一年，怀远兵事结束，广西平定。居正主张彻底荡平。他说：“兵已深入，须尽歼之，毋使易种于斯土，又烦再举也。”(69)

    万历元年，四川方面发生平定都掌的军事。都掌“蛮”盘踞叙州府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地方。“蛮”首踞九丝山、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四出掳掠，成为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抚曾省吾决心进兵，居正也认为“都掌为害多年，不容不除”(70)。省吾调兵十四万，奏留总兵刘显统兵出发。刘显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继光齐名，但武官的积习太深了，贪赃行贿，不守法纪，一切的事都有，这时正被劾罢。居正和省吾说：“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赎罪；如不可用，则当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刘显，俾鼓舞奋励；如玩寇无功，必将前罪并论诛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惟公熟计之。”(71)三月中，刘显准备完成，一举击破凌霄峰；居正再寄书省吾，督促追击：

    凌霄既破，我师据险，此天亡小丑之时也。宜乘破竹之势，早收荡定之功。计蛮众不过数千，我师当数倍之，无不克者。攻险之道，必以奇胜，今可征兵积饷，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从间道以捣其虚。……若不奋死出奇，欲以岁月取胜，此自困之计。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计之。刘帅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赎过，保全威名，在此一举。其一切攻围之计，宜听其自为便利，勿中制之，唯与之措处军前赏功募士之费。计军中一月当费几何，与其旷日迟久，不若暂费速罢之为愈也。(72)

    九月中，刘显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说起：“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睢矣。”(73)这里看出他心中的喜悦。

    居正对于国事的计划，是在稳定中求进展。他整顿赋税，节省支出，为国家安定经济的基础。对于北边的国防，他是一面分化鞑靼，一面整理军实。对于南方的动乱，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镇压，劳师费财，一点都不顾惜。这些动乱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于政治的不良，因此他的责任应当是努力改进当时的政治情况，但是他的措施，只是对于起义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无情镇压。居正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里完全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狠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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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书牍五《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2) 见奏疏二《戒谕群臣疏》。

    (3) 书牍六。

    (4) 高拱。

    (5) 书牍五《答同卿李渐庵论用人才》。

    (6) 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7) 书牍四《答杜晴江》。

    (8) 书牍四《答郧阳巡抚凌洋山》。

    (9) 见奏疏二《山陵礼成奉慰疏》。

    (10) 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11) 文集十一《杂著》。

    (12) 文集十一《杂著》。

    (13) 文集十一《杂著》。

    (14) 书牍三《答吴环洲策黄酋》。

    (15) 书牍三《答王鉴川言边屯》。

    (16) 书牍三《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17) 书牍三《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18) 书牍四《与戚继光》。

    (19) 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

    (20) 书牍五《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

    (21) 吴百朋。

    (22) 书牍四《答王鉴川》。

    (23) 书牍四《答参议吴道南》。

    (24) 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

    (25) 书牍五《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26) 指吴道南。

    (27) 书牍五《答阅视司马吴尧山》。

    (28) 即把都。

    (29) 书牍四《咎总督王鉴川计处黄酋》。

    (30) 书牍四《答王鉴川论东运之衰》。

    (31) 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32) 书牍四《答总督王鉴川计处黄昆二虏》。

    (33) 文集四《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朱公神道碑》。

    (34) 书牍五《答司马万两溪》。

    (35) 同卷《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36) 文集十一。

    (37) 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8) 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9) 《史记·平准书》。

    (40) 桓宽《盐铁论·利议第二十七》。

    (41) 见奏疏一《请停取银两疏》。

    (42) 附前疏。

    (43) 奏疏二《辞免筵宴疏》。

    (44) 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45) 书牍四《答刘总督》。

    (46) 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47) 书牍十四《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48) 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49) 书牍七《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50) 书牍七《答应天巡抚宋阳山》。

    (51) 《明史》卷二二七《萧彦传》。

    (52) 《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53) 《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

    (54) 《明史》卷——二二《张学颜传》。

    (55) 文集五《吏部尚书襄毅杨公墓志铭》。

    (56) 参书牍五《与王鉴川言兢业边事》。

    (57) 参书牍六《答殷石汀言终功名答知遇》。

    (58) 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言贼情军情民情》。

    (59) 书牍四《答两广殷石汀计剿广寇》。

    (60) 书牍四《答两广殷总督》。

    (61) 书牍五《答潘总宪笠翁》。

    (62) 书牍五《与殷石汀经略广贼》。

    (63) 广西有左江道、右江道，故云两江。

    (64) 今广西古化县。隆庆四年殷正茂、郭应聘平古田。

    (65) 书牍四《答两广郭华溪计剿广寇》。

    (66) 今三江县。

    (67) 书牍五《答巡抚郭华溪》。

    (68) 书牍五《答郭华溪》。

    (69) 书牍五《答广西抚院郭华溪》。

    (70) 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

    (71) 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

    (72) 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

    (73) 书牍五《答蜀抚曾确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