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

诸传，洪秀全、洪仁玕诸传，奕訢（恭王）、耆善、荣禄、李鸿章、张荫桓诸传，都因为兼收外国材料与意见，故均可补旧记载之不足。此是二大长处。

    近年吾国禁书颇出，传记研究亦颇有成绩，但均未有收集成书如此书之规模者。此书中凡有近人用功过之传记，如孟心史、丁在君、顾颉刚和我自己等人做过一番整理的，都一概采用新出材料。此是三大长处。

    满洲、蒙古、西藏各族的人名，均用拼音作较细密的音读，此为吾国人向未做过的工作，是四大长处。

    各传后所附参考书目，兼收中、西、日本文字，此于学者甚有益。此是五大长处。

    主编及作传者为国际学人，见解比较客观，评论比较公平。（往日文字禁网，种族成见，固然可怕；但近年的翻案，洪、杨必是，曾、胡必非，亦甚非历史学之康衢也。）此是六大长处。

    吾兄前有函说此书不曾做到“第一流传记”的目的，此是悬的过高，必致失望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大书之中，有几篇传够得上“第一流传记”的尊号？（近年读《范书》最多，觉得一部《后汉书》中像《马援传》那样的文字，竟寻不出第二篇！）

    这部“名人传”本来不打算做“第一流传记”，只是一部“三百年名人传记总谱”而已。看作三百年的中国名人辞典，在今日 全世界无一书可比此书的完备而有用。十几万元美金，八九年的心血，五十个学人的合作，而能得此一书，是十分值得的 。

    故我序中对此书甚表诚意的赞许，不但希冀此类事业可以继起，其实是此书值得赞许也。（序文大意如上文所说。）

    书中执笔诸人，大概以那位日本人Hiromu Momose为最不高明。余人以房兆楹兄为最努力，他和房太太，Kennedy，Goodrich、邓君（此人的原名为何？）所作诸传均大致很好。原意本有大家得训练 的意思。用力最多最久诸人，如房君伉俪，其所得训练之益当亦最大，甚可羡也。

    今晚附寄给恒先生勘误表一纸，其中有关于马国翰传的一长段，曾嘱恒先生与你相商，乞为订正。

    我在序尾引兄函“只恒先生等四人便一共苦干了三十六年了”一语，想不见怪。

    前去Philadelphia，是为了赴一个会。思杜尚在学校，成绩很不佳。

    在Peinceton两天，看了Gest书藏，也颇失望。原来听说此君注重佛经与医书，但匆匆看了，这两组都不算出色。佛经有南宋残本若干，元藏残本若干，明藏残本若干，西夏文佛经两册，如此而已。医书之中，《本草》似无一善本，《千金要方》亦无好本，《外台秘要》是日本延享三年（1764）翻明末（1640）的翻宋本，已为最善本了。我试索《医林改错》（王清任），亦只是翻刻的烂版。但Gest全部之中，明刻本颇不少。

    大抵医书是应用的书，而学医者绝无讲究版刻之人，故善本颇少。协和医院的中文医书，当日似亦曾请北平图书馆中人估过。（其中主体出于一个藏书家。）今读来函，始知此五百种之中善本绝少，颇感失望。

    但我仍望老兄不要太容易感觉失望 。能聚集五百种中文医书在一处，亦是一大事。肯出重价买医书，不是“大头”，实是大好事 。你不记“求骏骨”的故事吗？医书所以不能多得古本善本者，都因为向来收藏家不注意此类书的版本，而习医者又往往以最新本“增广”最多者为最有用 。（试看藏书大家有几人收医书？《本草》一书的增修历史，最可证我说。政和六年（1116）上去嘉祐六年（1061），不过五十五年，已须“新修”了；下去金泰和甲子（1204），不满九十年，又已须“重修”了。此如八股程文，天、崇时人不读成、宏时的名家八股，因为过时了，不适用了。）能有“大头”肯出重价收买医书古本精本，则三五年后古本精本必大出现，可无疑也 。我在民国九年考证《水浒》，其时，《水浒》通行本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藏书家亦不知收藏小说善本古本。此后十年之中，《水浒》的百回本，百廿回本，百十五回本等等相继出现，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肯出重价收买。重赏之下，古本自出了。

    我记得有一天，鲁迅介绍一部百廿回本《水浒》，索价五十元。我不还价，就买了他。次日有朋友来说，“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块钱买的，你受冤了！”我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

    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读小说要考证校勘，然后感觉古本精本的需要。否则石印的圣叹评本确是比百回古本方便的多多也！

    读医书要用校勘考证的时候到来了，医书的古本善本自然会出现了。

    闲话打住，回到Princeton的Gest书藏。此次我匆匆看了，允为作一简单报告，提出整理方法。此为东美四大书藏之一，值得整理一道。老兄愿意作整理之事，我十分高兴。乞暂勿告人。到成熟时，当见分晓。

    匆匆敬问双安。

    弟适之　卅二，五，廿五夜

    致王重民

    有三兄：

    关于通俗书的沿革演变，我很感兴趣。此等书影响全国儿童，最关重要。可惜我一向没机会作有条理的研究。

    顷检1940的残日记，有一条记《神童诗》，说：

    宋以后用《神童诗》来替代《王梵志》，也是大变化，由中古进入近世的一个表现也。

    《神童诗》中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即是孔子“有教无类”的通俗说法。

    《三字经》的开端一大段，是孔孟的“性”论的通俗说法。也是“有教无类”的平等观。

    岂但司马光得靠陆状元的帮助？朱子的思想，孔子、孟子的思想，都得靠通俗书的帮助。（涵芬楼旧藏有一部白话的《通鉴》，其名似是“直说通略”，源出于元末，其本刻于成化时。我的1921——1922的日记内有记载。此书或有他种刻本。）

    但老兄用“深入民间”一语，颇嫌太重。陆状元、林尧叟都还不能“深入民间”。通俗书如《三国志演义》、《水浒》、《封神》、《西游》之类，才够得上“深入民间”的资格。白莲教、义和拳等等即是此等书的产物。

    我在《答孟心史书》（《论学近著》519——523）里，曾指出吾国训育工具 的六大缺陷，和西洋的育训工具的六长。（521——522）其中第三点即论此通俗文学。

    敦煌的各种《变文》、《俗曲》，亦是通俗书的一部分。老兄试看《秦妇吟》、《王梵志》、《太公家教》、《相问书》等等，在佛寺附设的蒙馆里，占何等地位！此项童蒙手写本都是教育史料。老兄所见最多，望便中用“教育工具”的观点，写一专文，使人知道中古蒙馆里用的是什么教材。

    初学入门的工具，“上大人，孔乙子”的“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自宋以来，直到最近世，竟无大改动！此亦是一件教育史实。（小变改则有之，如《三字经》原文“十七史”一段，后世随时有修改；《百家姓》也有增改本；《童蒙诗》改本最多。）

    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等等，最近乎“高小”教材，似变迁较多于“初小”诸书。“高小”以上，其中一部分不变的是《孝经》、《论语》、《诗经》等等；一部分变的是《小学》（朱子）、《尔雅》，以及各时代的八股名家等等。

    所谓受教育的阶级，其知识来源，如此而已！

    适　之　卅二，五，卅一

    致王重民

    重民兄：

    大札两封，及《易林考》，都收到了。

    《白氏文集》伪诗，承检示《苕溪渔隐丛话》一则，足证此三诗来历已久。上下千年，论此三诗之伪者，三人之中，两人是绩溪胡氏，也可算是一段文字因缘！（《元和录》当是当时伪书之一。）

    （白氏享大名，与明代李卓吾、徐文长、钟伯敬诸人相似，故《碎金》托于白氏，而集外恶诗托名者亦不少。《白集》与《刘梦得集》皆有自题，凡集中未收者皆为伪作。但后人托名，仍非此种自题所能禁止。）

    此次在哈佛，为陆军兵官讲演了六次，又加了三次讨论，见客又颇多，故颇忙碌。

    《易林新考》曾给杨联陞、周一良、张隆延诸君看过。他们都认我的考证可为此问题作一结案了。

    在哈佛时，我曾检黄伯思《东观余论》，读其《易林序》，曾作一条笔记。杨君又代检《图书集成》的“卜筮纪事”部，检得《续前定录》亦载崔群一条，与《因话录》全同，当是转录赵璘的。《四库提要》所称程迥记宣和、绍兴两占，亦见于《图书集成》此部，大概出于程迥的《周易古占法》。

    承嫂夫人愿为代抄文稿，至感至感！下次来京，当带稿纸留存尊处。

    承寄李莼客《晋书札记》，尚未收到。收到后定可得益不少。匆匆敬问

    双安

    适　之　卅二，十，十八早

    致刘修业

    修业嫂：

    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点意见奉陈。关于《花草新编》的案子，我反对用“偷”字，确是有鉴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想到许多古人受诬的明训，故有戒心。

    第一，是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文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如苏洵《嘉祐集》宋本无《辩奸论》，而后人把此论编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经韵楼集》里误收东原的《记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作碑传者都明说是他的书，而赵东潜的友人则认为赵氏书，东原的友人则认为戴氏书。以今日我们所见，此书大概是方氏雇学者助纂的书，赵、戴都有分，而赵、戴都无意认为己书，但因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备参考。不幸赵、戴死后，两家朋友妄起争论，挑起疑案，又影响到别的问题。若赵、戴死而有知，必不愿也。

    第二，从陈耀文编刻大部分“类书”的能力看来，（《四库提要》说《粹编》“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他似是有财力可以雇请文人襄助编书的人。吴承恩、吴岫也许都是他平日送钱周济的文人朋友，他们先后帮他编一部词选，吴承恩先替他拟了一篇序，后来此书改定后，序也改了，书名也改了一个字。而邱震冈诸人编集时，把原拟的序收入，又不注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后引起贤伉俪的考证。改定之要点似在“以世次为后先”一点。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二句，实不好懂。岂淮安吴氏所见原书体例略如后来的《白香词谱》、万红友《词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长为先后耶？若果如此，则后来改依世次为后先，是一大改动，亦是一大进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过如此。《花间》、《草堂》都不是大书，明人习气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编》，后改《粹编》，似甚可能。无论如何，此种选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严重。（《四库全书提要》又说：“坊刻本卷首此序题作”，“延佑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之语”！此则是坊贾之“偷”了！）陈氏刻书时自序特别提及“素友”二吴之名，其用意亦决非“偷”也。

    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

    关于尊稿的名字，前函说“评传”不如“传略”。我后来想了，或可称《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此名重在“考证”，较可指出大作最用气力的主要点。你们以为如何？

    此中“简谱”（不如改称“年谱”，因原无详谱，而尊作实系最详的年谱也。）部分，或尚可加详，把一切有关传记的材料，如《先府宾墓志》、《禹鼎志序》……之类，都摘出收入年谱。你看如何？

    如《禹鼎志》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关紧要，最可以描写这个《西游记》作者幼年时所受民间俗文学的大影响，故不可不摘入传记部分。《先府宾墓志》、《射阳文存》作“宾”不误，尊稿作“先府君”，似当改作“宾”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当分载年谱中。

    又“简谱”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约□岁”（原文此处为“□”），使读者得一个约略的传记次序。你以为如何？

    吴承恩的文集里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评论偶有太热心的夸赞，这是作传记者对于“传主”应有的热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论，吴承恩很像蒲松龄，他们都作古文，又都曾试用古文作小说，又都最后用白话做小说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诸篇，等于《聊斋志异》的古文小说，都属于这个“试验”时代。（诗集中的《二郎搜山图歌》，可与《禹鼎志》参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诸篇，次用套曲写《禳妒咒》剧本（《江城》）、最后才用白话小说写《醒世姻缘》长篇。若两公皆止于古文传奇小说，而不进一步作白话小说，则两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绩。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

    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将来也许能在晚明的各种文学丛刻里发见出来。匆匆写这信，以代面谈。现时还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尚不知何日能来华府。敬问

    双安

    适　之　卅五，三，二日下午

    致刘修业

    修业嫂：

    谢谢你的长信。

    援庵先生的议论很公道，我很赞成。

    你说的“分寸”，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我常说：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

    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

    关于“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你的解释最明白。吴序不能表出“每调之下，以世次为先后”之意。陈序也不能表出“以短长为先后”之意。两本各有得失，似不能说是陈氏“没有明白吴氏原意”，因为吴氏原意并不难懂。全书以短长为次序，开卷便可了了。故改序文时重在“每调之下，以世次为后先。”一个意思，而文字不够清楚。

    《搜山图》是写二郎神搜山除妖的事，二郎神即灌口二郎，《西游记》把他当作玉帝的外甥，《封神榜》里把他当作玉鼎真人的弟子杨戬。两书里都有二郎神除梅山七怪的神话。这都是搜山除妖的故事的一部分。吴射阳《搜山图歌》里的清源公即是二郎。

    明人有《二郎宝卷》，宣演二郎故事。

    吴氏此歌里有“轩辕铸镜禹铸鼎”之句，可与《禹鼎志》题名参看。

    二郎神的演变，我曾有意搜集材料，作一研究。但终不得暇作此事！如二郎本是灌口筑堤兴水利的李冰之子，本是一个“地方的神”，后来居然变为全国的大神。后来怎样成为杨戬呢？

    我曾提一假设：宋时祀二郎神，必须撮土一块，此犹是灌口筑堤有功的神迹的遗痕。徽宗的诸佞臣之中，杨戬有刮地皮的本领，民间大概曾给他起绰号为“二郎神”，即指此撮土祀祭的遗风，后来就认二郎神姓杨名戬了！这个假设很好玩，可惜现在我全不记得我的根据了！

    《先府宾墓志》似是故宫编者一时误改为“府君”。将来可查原刻本。

    匆匆敬祝

    双安

    适　之　卅五，三，七夜

    致邓世华

    世华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

    我劝你不必悲观。

    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 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所以烟囟不冒烟，机器上锈！

    正因为今日的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步〔寸〕的改善。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你问的七个问题，我只答了你的（B）和（C），也附带答了（D）。国家当然有救，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B），（C）

    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美国是唯一的例外。）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伦敦赴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住在伦敦的第一等旅馆，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但人家的基础雄厚，人才众多，知识水准高，所以大家能谅解国家的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他们在苦战时期就准备和平到来后的苦日子，所以他们不悲观，只苦干。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但在这几年苦战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但英国人绝不悲观，他们自己知道从今以后只能做一个二等大国，他们只努力苦干，想在二十年中 做到安全与康乐。

    青年人苦闷都由于当年希望太大，所以今日必须明白和平比八年苦战困难的多 ，抗战时须吃苦努力，和平来了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希望。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D）

    别的问题，都是枝节。

    百忙中提笔写这信，因为我确是被你的信感动了，所以要你不要悲观。

    胡　适　卅六，六，二，半夜

    盼望你来谈谈。

    致陈之藩

    之藩先生：

    谢谢　你两次的长信。请你恕我没有正式回答你第一信。

    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当时我很忙，就没有剪寄给你，————当初是在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

    我很高兴读你半年来思想演变的经过。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颗虚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识思想进步的源头。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也许有人说，这是同“葡萄是酸的，我本来不想吃”一样。

    关于你问我那几点，不一定我都能回答。只说几点罢：

    （1）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这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

    我曾引戊戌维新人物王照先生说：“天下事那有捷径？”他曾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老康说，‘列强瓜分即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迄今三十二年，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我的《论学近著》一，四七〇）。此话至今又十八年了！戊戌至今五十年了！这话很像是代我答你了。

    （2）一切“恶连环”，当用齐国君王后的解法。她用铁椎一敲，连环自解了。从你能做的做起。

    （3）“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的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病与幼稚病一剂圣药。

    （4）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但那是冯友兰先生们不会了解的。

    将来你来北平，盼望能来谈谈。

    祝你好

    胡　适　三十七，三，三

    致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谢谢你们寄赠的《哈佛丛书》两包，都收到了。一点没有损坏。到的第一天，我就抽出一本Folklore and Fable来看，看到半夜后才睡！可惜没有书架，书还不能上架。先寄信道谢！

    ……我上次写长信很明白的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丛刊》，因为我已有缩本的全部了。缩本只有四四〇册，最方便，最适用。（已占住一个大书架。）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二一〇〇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若有书架，必须六七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他绝对不能帮我的忙。从种种方面想过，我只好再恳求你们把这部原版的《四部丛刊》留在你们的Cragmont Ave.家里，或寄给如兰，因为“行者街二七号”一定可以容得下。此是实在苦衷，千万请你们原谅。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babysitter，困难万分。你们当日有许多年青学生帮忙，有四个小姐帮忙，所以你们可以布置一个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apartment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六点钟的工，但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用人当然要躲懒的。……因为这些情形，并不是我舍不得这部“名人手批的”报纸印的《四部丛刊》————我不能不恳求你们，把那二千一百本的大书收回，千万不可送来增添我无法解决的困难！千万请你们原谅！你们待我的好意，我完全领受，万分感激。

    适　之　卅九，十，二

    致黄纯青

    纯青先生：

    去年接到先生十一月八日的手书，提议要把先父铁花先生的《台湾日记》付印，作为《台湾文献委员会丛书》的第三种。此事当然同意；并且感谢先生与文献委员会诸公的好意。先人的日记，保存的共有十五年之多，从光绪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其中止有光绪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一卷，曾由罗尔纲先生抄登《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此次《台湾日记》在台印行。要算第二次刊布先人的日记了。

    先生的好意，使我想起先父的《台湾禀启存稿》三册。这些公牍与私函都是割台之前三、四年中（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最难得的史料。第一册的巡阅全台防营随时申报文十余件是最详细、最切实的全台游记与全台兵志！我费了几天工夫，把这些文件整理一遍，删去一些无关台事的短札；删存三卷，每卷编有详目。

    我今托钱思亮先生把这三册带呈先生。如先生与文献委员会愿意抄写副本，留作省志材料，或印作丛书第几种，都悉由诸公尊裁，不必再征求我的同意了。抄写副本之后，请将原本交付钱思亮兄，由他代托妥人带回美国，十分感谢。

    丛书印成后，请由我备价购买每种四十部，以便分送海外第一流图书馆，并留少数为留存家中之用。

    又附上先父《家传》一册。抄写后也乞交付钱君寄回。此传或可附在《日记》之后？可以代序吗？匆匆敬祝大安！

    弟胡适敬上　民国四十年一月二十一日

    答朱文长

    文长：

    谢谢你六月十日的信和附寄的长文。

    我劝你最好暂时不要发表这篇文字。因为这文字里有许多地方是很可以引起反感或误会的。

    我是一个“存疑论者”，即是你说的“不可知论者”。但在中国思想传统里，Agnosticism & Atheism都没有像基督教国家里那种“罪大恶极”的贬义，故我有时也自称“无神论者”。其实我确是一个无神论者。

    这点存疑的态度是中国思想传统里一点最有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怀疑精神，他的最明白的说法就是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很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孔子的存疑态度见于《论语》子路问事鬼神一章。

    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寥寥几句话，在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看后来的哲人，如宋明的理学家，特别是二程与朱子，都很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我的存疑论或无神论与铁幕内的“反宗教者”有一点根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社会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自由发表，我应该报答以同样的容忍。我少年时也曾因为主张“破除迷信”，曾有很不容忍的议论。但廿五岁以后，我总努力克制自己，对自己的存疑态度虽绝不放松，而对他人的宗教信仰则总努力谅解、容忍。故当中国开始提倡反宗教的时期，我曾与周作人诸人发表一篇短宣言（此文现在已不可得了，不曾收入《文存》去，因原稿似是周作人拟的），表示我们不赞成这种不容忍的态度。

    你在我家住过，也许知道我的Collection of Bibles在中国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圣经会百年（？）纪念时，我的英文演说现今有一长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

    但我细读你的长文，颇感觉你的思考方法不细密，立论的态度也不够忠厚。不够支持（defend）你的信仰，也不够说服他人的不信仰。

    你说我的态度是：“你信上帝，很好。不过你如果要我信上帝，拿证据来！”这话大致不错。

    但你举的证据都不是能站住的，只可供信仰者信仰，而不能叫不信者不疑。

    你看了我的《言论集》，你说我非常推崇四福音 。我并没有把“四 福音”并作同等的史料或传记文学。手里没有《言论集》，但我记得，我明明说《约翰福音》是很晚出的书，不能比前三部福音。此三福音可以当作传记文学看，也可以当作宗教经典看，各依读者性情所近，都可以有所得。

    你虽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我猜想你没有用你的史学方法来研究过这部 《新约》，特别是这一百多年来西方基督教学人已很有成绩的“四福音问题”与“三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问题”。如果我的猜想不太错，我很盼望你在这方面用点功夫，试读牛津的B. H. Streeter's "The Four Gospels" 做起点，然后读Harnach, Baur诸人的书。必须研究过“三福音”的同异，然后可以明白“三福音”如何先后造成，那一部分是三书共同的，那一部分是马太独有的，那一部分是路加独有的。明白了这大致 同源的“三福音”，然后可以明白“第四福音”是很晚出的，是另一环境，另一空气里的新作品，故其中的事迹与言论思想往往 与前三福音相差异。

    研究了“四福音”的同异，然后可以承认这些书与《使徒行传》等书的史料价值的等级差异。

    传记文学有古今的不同，也有东西的不同。自传与他人作传也有大不同。我指出“三福音”是传记文学，并不含有 “默认了〔他们〕并非伪造”的意思，也没含有 “好的传记文学必须是忠实的”的意思。例如《论语》，《檀弓》是孔子的传记材料，《孔子家语》也是孔子的传记材料，但前二书是很早出的，《家语》是几百年后的晚书。我儿童时爱读《家语》，同爱读《聊斋志异》差不多。但廿五岁以后就不信《家语》是史料了。

    “三福音”里的耶稣言语 ，比较可以信为出于一种或两三种先后同时人的记载。其中所记事迹 与“奇迹 ”，即使来源甚巨，大都须用批评的眼光去选择，不可以为出于圣典，即无可疑。

    即如你看见的《胡适言论集》，确是同时人用速记方法记下来，后来又从速记符号改写出汉字来的。但我自己略略翻看，已觉得其中错误不可胜计 。大概是：我有较详细的note交给记者的，大错就少些。我若没有详细的纲领给他们，————如《水经注》一篇，————就错到绝顶荒谬的地步！速记方法，————无论中西，————只能记音，而不能同时叫个个速记者都能懂得说的什么思想。从记音的符号改写成文字，往往连篇不成话了！

    其实记音也不一定正确。例如你引的一段笑话，我说的是Iddy，而记出的是艾培！

    以上说的是要劝你不要忘了你生平学的史学方法 ，要多多用一点怀疑态度来评量圣典圣经。

    例如你引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用唾沫和泥使瞎子眼明的故事，你当然可以自己相信，但不能叫不信的人相信。我则劝你自己也要试多用一点怀疑。你受过史学训练，岂可以说：“耶稣将这些斩钉截铁的话载入纪录 ”————这是全无根据的话。

    多从来不“讥嘲”你所谓有“直觉”能同上帝发生直接关系的人，也从来不“讥嘲”你所谓“有答案的人”。但你自己这篇长文颇不免“讥嘲”我们这种没有宗教“直觉”，也没有“答案”的人。这里面的态度是不像你平日的忠厚，也不是我平日所自律的容忍。

    你必须平心静气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他们的不能不怀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样，————一样是性情上的根本不同 。

    Wm. James说的两种不同的性情，最有道理。某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已养成了“拿证据来”的习惯，所以能有点科学的成绩。但出了实验室，进了礼拜堂，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那后天的严格训练，只有那自少至老的一套传统习惯，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的（或自觉的）随顺那本来（先天）不能不信的性情了 。

    严格的训练可以挽回一点，补充一点，但根本还是一个性情上的不同，无从勉强。

    但你说的有些话，确使我有点担忧。

    你说，“灵魂的存在是事实，灵魂的归宿上帝也已经藉着圣经有了明白的指示。”这正是我说的你不能不信，我当然不能阻止你，也不愿意劝阻你。

    我担忧的是你引用《启示录》、《希伯来书》一类的材料，毫无一点怀疑 ，使我忧虑你的史学方法训练太不严格 ，故毫无鉴别材料的眼光。

    第二，我忧虑的是你的眼光太窄，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上自有不能信任没有完全证据的东西的好人 ，故你忧虑这种没有同你一样信心的人就会“成为无希望的，痛苦的，投降的，以至于团团转的”！这种心理是很不忠厚的。你完全不能承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流人确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圣贤。

    这种狭窄的心地是不容忍的 根苗，故最可虑。

    至于你批评生物进化论一长段，也表示你实在没有研究过这些科学问题，所以毫不明白这九十年来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与组织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上的证据，都足以证实evolutionism的大假设。（试读几种关于Evidence of Evolution的书，或可以破除你的许多成见。）（这一种信纸完了，只能打住了。）

    我劝你暂时不要发表此文，但我也很感谢你让我看看此文。我们相别太久了，有这机会长谈，是很难得的。

    请你不要怪我太爽直的说话！

    适　之　四二，六，十六夜半后一点

    此信匆匆写了，匆匆寄出，不曾留稿。也没有工夫细细改过。将来便中请仍寄还我。

    适　之

    致沈怡

    君怡兄：

    上个月承你寄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十二月七日N.Y.Times登出香港电，说平伯已被宣告"guilty" of propagating Dr. Hu Shih's bourgeois idealism in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又说："The verdict had been reached after 8 meetings by the All China Writers and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writers' League.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匆匆道谢，并贺

    贤伉俪新年大吉祥。

    弟胡适

    以后如有此类材料，仍乞赐寄，至感！

    四三，十二，十七（六十三岁生日）

    致沈怡

    君怡兄：

    收到你寄的剪报两批之后，曾有两信道谢。但都是寄United Nations ECAFE，不知都得达否？

    年底收到十二月十七日的手书，多谢多谢。

    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不能安睡，起床取新译的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读到天明才得小睡。

    新年两天还没有出门，今天草此短信，敬贺新年，并致感谢。

    适　之　一九五五，一，三

    致张爱玲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侉嗤侉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一三一————一三二页写那条棉被，如一七五，一八九页写的那件棉袄，那是很成功的。一八九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的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一六〇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二〇五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七六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二十五（旧历元旦后一日）

    致赵元任

    Dear Y.R.

    谢谢你寄的$2,200，早已收到了。

    孟邻、月涵都已见到了？思亮想更早见到了。

    月涵此行的headache不少。我劝他路过东京时去看看汤川（Yukawa）的研究所，看看人家在穷苦困难中怎么做。

    F. Chang的消息，使我放心一点。

    Mixed Metaphors，承你举例，我有一点小意见。“唱走了嗓子”，似是很好的例子。其余三例，似可有商量之处：

    （1）“结果”已成习语，“结果一点花也没开”，句中用“结果”，作者未必想到“果”的意思吧？

    （2）“忽然闻见一股味儿”，“闻见”与“看见”“听见”同是一类老百姓的word-formation，他们“推类”的想法，把“看见”作为“看得”，“闻见”也作为“闻得”了。“闻见”只是smelled或smell。

    （3）“我的脚动手麻了”，似与“结果”同例，“动手”也是老官话，用的人未必想到“手”的意思。

    写到了这里，才明白你举的四个例子都不错，都是你说的“不一定管internal structures & meanings of bound morphemes，只有“闻见”，不当写作“闻见”，当作一个bound word看。比较“听见一声炮响”。

    在一张photostat的共产党的杂志上见中共“国务院”六月九日任命：……陈新民为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顾凌申、黄培云为副院长。黄培云是否你们的姑爷？

    近因注意“胡风事件”，看见这些句子：

    （1）“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们咳一声嗽，也有人来录音审查。”（胡风信）

    （2）“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这里面去，即酱在那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给胡风的信）

    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

    适　之（十月二十三日）

    复胡光麃

    光麃兄：

    收到你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长信，我很高兴。

    尊事能如此解决，我在海外知道了很高兴。

    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来，终不能实行此意。

    尹君曾在府上会见，承他赠我《吕氏春秋》校记，至今未能道谢。倘相见时，乞代致意问候。

    匆匆敬祝双安

    弟胡适上　四四，十一，廿六

    复赵元任

    元任兄：

    谢谢你们的长途电话！

    更谢谢今天看到的信！

    你们的厚意，————Kerner, Boodberg, Mah, Schaper诸位先生的厚意，使我十分感谢。你们太好了，我现在只好说“accept if invited for 1956 - 57”。

    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

    你们几位此次的conspiracy，当然是给我一个大大的Honor。但我盼望你们也不要勉强。

    匆匆敬祝

    你们一家都平安快乐！

    适　之　一九五五，十二，十九下午

    致杨联陞

    杨公：

    那天晚上我们谈的很畅快！许多时没有这样快谈了！只是累你回去太晚，我很不安。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注家皆无说。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后，胡三省始解为“因新都国以定号”。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说，我在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North China Branch有英文“王莽”长文，直译为“New”。我以为旧注家不解释“新”字，是因为此字文义太明显，故无注解之必要。况王莽事事要改制，他是存心改革一切的，故他“定有天下之号曰新”，与他改元“元始”，“初始”、“始建国”，同一心理，故更无注解的必要了。

    “元后传”记，莽使王舜向元后请传国玺，太后怒骂之曰：

    ……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

    这里很明白的说，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应该作新玺了。这个“新”字的意义，从这怒骂的口气里最可以看出。

    更从文法用例上看“元后”“王莽”两传里用的。

    摄皇帝，假皇帝（莽传），真皇帝（元后传），新皇帝（元后传），真天子（莽传），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元后怒骂时说的“新皇帝”，这个“新”字当然是形容词，与当时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类的。

    所以我当日看了戴闻达的说法，颇觉诧异。那天晚上，我听了你的说法，更觉诧异。

    你说，元、明、清以前没有一个朝代不是用地名为新朝代之名的，没有用“有意义的名号”的。

    这一说，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能用来否认王莽号“新”是用有意义的美号。因为那个时代的正统思想正是主张“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白虎通德论》“号”篇说这一点最详明：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

    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业。……

    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号也？诗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白虎通》说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说皆同。）

    此改号为“周”，易邑为“京”也。《春秋传》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此篇引“春秋传曰”，可见此是西汉以来《春秋》家的主张。其说最近于董仲舒一派。）

    不但他们把“夏、殷、周”都说成“美号”，“唐、虞”也都成了“美号”，不是地名了！同篇说：

    ……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　　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此称“或曰”者，似不是出于当时正统的经师，而出于道家者流，故此节下文有“黄帝有天下号曰‘自然’者，独宏大道德也。……”）

    昨晚刚把张大千短文写成寄出，今天刚把“所得税”算好交出，匆匆中写这几叶寄给老兄。我的意思是要请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元后怒骂的话正是指这大串“变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这一长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个“新”字吗？试以此长段文字与《白虎通》的“号”篇，“文质”篇，“三正”篇对读，————再与《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张受命改制文字对读，就可以知道前汉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实行的机会，王莽自称为“新”，是毫无愧色的！老兄以为何如？

    匆匆不及翻检《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来为China Institute演讲，能住多久？我想请你吃饭，再谈谈！你不害怕吗？

    敬祝双安

    适　之　一九五六，四，十夜

    致杨联陞

    杨公：

    谢谢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关于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问题，我很赞成你的“并存”说，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维新之意。”“正好”者，在我看来，等于“偶然”而已。而当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汉一百多年来学者悬想或“悬记”的“新王”，————所谓“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见《繁露》23及1等篇）的“新王”。而“肇命于新都”（见“莽传”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语），则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实，可以引作一个“预兆”，其实王莽即使不“从新都侯起”，也还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说法是：“新是维新之意，而莽恰巧从新都侯起，故当时符命有‘肇命于新都’之说。”

    王充“正说篇”所谓“正说”，在当时实是“异说”，————乃是一个大胆怀疑的思想家对当时的“正说”的驳论。其说多与古今文之争无关，————特别是这一大段驳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号”，而是“本所兴昌之地”，更与今古文无关。

    其实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说”只是大胆的怀疑，可喜的驳论。此说的历史根据，与“美号”之说的历史根据，是同样薄弱的。“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有何根据？“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又有何根据？

    “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自是史实。但用此二代来上驳前此“五家”的美号，下比“亡新”之“从新都侯起”，似乎只是一种大胆的类推而已，虽是“针对”《白虎通》“号”篇所代表的正统思想作战，其实没有能够根本推翻那个“应天受命作新的美号的思想”。————一千几百年后，这个思想竟跑到至元八年忽必烈的诏书里去做用美号为国号的主要理由了！后来又居然跑进《古今图书集成》的“皇极典”的“国号部总论”，成为唯一的“正论”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实是后起的异说，远没有“天下之美号”之说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号”说有实际大用处！

    若以“本所兴昌之地”为国号，刘渊、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满洲都不能讳其“本”了，一不便也。一切符谶妖言也都无用了，二不便也。“圣人受命”的革命思想与口号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试看代汉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谶里的“美号”耶？

    我们试细看《后汉书》的“袁术传”与《三国志》“魏文帝纪”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为魏，并不起于“曹操初封魏公”，而起于“代汉者当涂高”的谶文。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在他掌握政府实权之后十多年，这当然是特别挑此国名以应“当涂高为巍”的美名。

    后来拓跋称“魏”，明说是“宜仍先号，以为魏焉”。拓跋与魏有何关系？此不过是要沿用符谶里那代汉的魏罢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闻见记》四的“运次”条说，“汉魏共遵刘（向的五行相生）说。国家（唐）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天宝中，……有崔昌以勃旧说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

    故即以“魏”论，已不可仅作“地名”解了。

    晋之为晋，与魏同理。司马懿翦除曹爽之后，父子掌握军政实权，前后凡十五年，然后司马昭接受晋公之封。（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次年进爵为王，又次年，司马炎就受魏禅了。“晋公”之封，远在甘露三年（二五八），而司马昭辞不肯受。司马昭先封高都侯，后封高都公，这还是继承“当涂高”的谶文。晋者，进也，由魏而晋，是由“高”进到“更高”了。司马氏出于河南之温，与晋何干，正如曹操与魏郡何干？故魏晋虽是地名，其实皆是求合于符谶之美号也。（袁术字公路，他自以为名与字皆应谶，即是指谶文的“涂”字。后来则专做“高”字，解作“巍”字。如《易运期谶》的“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如《春秋汉含孳》说的“汉人魏，魏以征”，如《春秋玉版谶》说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抢着要把这个字做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十年后，“高都”与“晋”似仍是做这个“高”字，郑冲等劝进表所谓“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明出地上，晋”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以上所说，并不是要抹煞“王莽从新都侯起”的事实，只是要指出“肇命于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有力量的思想。此说其实不止一百余年，其源起于秦先的驺衍，《吕览》《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终始说，贾生、司马迁都不是公羊学者，而皆倾向于此种“历史哲学”，不但董生而已。眭孟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孟虽因此被杀，但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后世。（延康元年〈二二〇〉许芝引“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竟说是《春秋大传》的话了。）王莽虽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思想还是正统的思想，（故在《白虎通》里此语也是引《春秋传》，）故还劳王充的驳论。

    我们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号，异器制”的忙乱，不能不感觉那“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本意是维新之意，是“应天作新主”的新。“肇命于新都”只是一个偶然的预兆，非号“新”的本意。

    试读王莽始建国元年的诏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

    此即睦弘所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思想也。又如莽令：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

    此即所谓“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先生在上面眭弘所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书眉上，又写了一段：）

    李渊以唐公起，故有“神尧”之字。但“传国之运”已不是“传”给别人，乃是“传”给自家了！

    以上杂论，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要指出：（1）元、明、清三代用“美号”作国号，并非创作，实是推行一个原来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2）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晋，似是“地名”，其实是特别挑选地名以应符谶的“美名”；（3）王莽的时代，其时代思想，其生平抱负及设施，皆足以使我倾向于承认元后怒骂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莽传”中叙“符命”四十二篇，内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说的“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乃是所谓直接引语，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称，皆在王莽“改元定号”之前。“莽传”“符命”中说及“肇命于新都”，王充说的“从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备一说，而不足以说明“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历史的意义。

    致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昨晚在汽车上你们谈的关于我的将来的话，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关切，但我有一些话，昨晚没有能够说明白，所以今晚补写一封短信。

    我昨晚听你们说，元任曾向U.C.的秉先生提起我将来能否重来U.C.的问题。我盼望你们不要向U.C.重提此问题，因为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这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思亮兄给我预备的房子太大了，我决定不要。我颇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块地，由我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房子归研究院所有。这样可以为其他院士开一先例，将来在南港可以造起一个院士住宅的聚落。史语所的书籍（一九四八年我两次在南京用过）于我最适用，比国外任何地方的书籍都更适用。有特殊需要时，可以向国外买microfilm。更要紧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训练，帮我做点事。

    我在今年初，————也许是去年尾，————曾有信给元任，说明为什么这几年总不愿在美国大学寻较长期的教书的事。我记得我说的是：第一，外国学者弄中国学术的，总不免有点怕我们，我们大可以不必在他们手里讨饭吃或抢饭吃。第二，在许多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点“隔教”，他们虽然不便明白说，我自己应该“知趣”一点，不要叫他们为难。（以下两点是今天加上的。）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的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第四，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两三部大书。

    以上说的，都是对我的两个老朋友说的诚心“自我坦白”！我知道你们一定能谅解我的。所以要写出来，是因为韵卿性子急，她对我的事太热心了，往往没有耐心听我“坦白”！请你们不要笑我这一篇坦白书！

    适　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致李济

    ……

    我近来有一个妄想，想请骝公与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块小地，由我与院方订立契约，声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后，连屋与地一并收归院方所有。此办法有无法律上的障碍？此意有几层好处：

    （一）可以开一例子，使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来在南港造成一排学人住宅。

    （二）我觉得史语所的藏书最适于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长期用过），又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助我。（近来与严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处。举此一例，可见朋友襄助之益。）

    （三）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为宜。

    此计划是一种妄想，不但要骝先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转告思亮、子水诸友替我想想。（我尚未告知他们。）

    敬问双安

    弟适敬上　1956年11月

    复陈之藩

    之藩兄：

    谢谢你四月六日的长信。

    《丁文江的传记》得你这样一位热心的读者，我的五个月工夫真不算枉费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丁君的日记、信稿、原信札，都没有收存。日记竟不知在谁手里！我屡次想作此传，终以材料散失，不敢动手。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Columbia Univ.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我发现最缺乏的是在在君做上海“总办”的时期的材料，我只能用China Year Book的英文材料来补充，（那一年————一九二六————我游英国与欧洲，只有British Museum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日记几册，差不多没有提到丁在君干政治的事！）

    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second hand sources，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传的好处是充分保存丁在君自己说的话，自己写的文字。别人的追忆，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这样“充分保存”他自己说的话，有时是很费力的。例如“徐霞客”一章，我把丁在君记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诸山，与东岸的诸山，总括成两页（页二四————二五）不满的叙述，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读者了解的。

    又如“科学与玄学”一章，我曾删改三四次，有些地方曾重写两三次。（此章原稿很长，删改很费劲。）

    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

    在二十年没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传记资料的情形之下，只有这个法子可以“无大过”。

    你盼望我“能放开笔，写一些您的理想与失望，您的悲哀与快乐……”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我还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学的历史考据与文学的创作。但我久已不作此梦想了。

    丁在君曾称赞《我的母亲的订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传》页七五————七六）。那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当时我本想拟出十几个题目，一律用短篇小说体裁写我的自传。徐志摩极力赞成我的计划。但我写到第二章，就改用历史叙述体了。……

    你曾读我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文存》四集，台湾版；《论学近著》原载）吗？那也是我的文学试作。

    匆匆写几句谢谢你，不料也写长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四月九日

    今天杨振宁、李政道两君来看我。谈的很好。

    复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今天收到韵卿的信，真吓了我两大跳！不但韵卿的腿“已三个月不能走动”，并且查出是脊骨的毛病，须要长期休养。（韵卿信上用“修养”字，我觉得比“休养”更深切些。要叫韵卿长期“休养”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先得“修养”！）

    不但韵卿腿痛，并且元任的身体“老觉不舒服，查出是胆石！”我觉得根本治疗是对的。

    想起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曾为了元任开割盲肠炎，做了一首打油诗，有这几句：

    依我仔细看来，这病该怪胡达。

    前年胡达破肚，今年先生该割。……

    如今明复久已作了古人，我的新打油诗就得改成这样子了：

    依我现在想来，这病该怪胡适。

    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胆石！

    我有长信给大春（徐），说我最近的病大概起于离Berkeley的时候（一月底），起初只是“老觉不太舒服”，后来觉得很不舒服，只说不出不舒服在那儿！后来才觉得是在每顿饭后两三个钟头就觉得“饿”的难受。二月十三日才请医生检查，十四、十五都照X光，十四照的是胆石，十五照的是胃溃疡。照相的检查结果，是既无胆石，又无胃溃疡。但后来才知道我的ulcer是急性的，又在胃的后墙，X光照片上差不多看不出来，几乎误事。

    因为我的大病，一班年纪相当的老朋友都感觉一点“健康的”自觉，都肯费点工夫去检查身体。这是很好的现象。

    我盼望韵卿不要嫌“每日医院各种治疗”的“麻烦”，盼望她安心“修养”！我也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疗”一定可以收“一劳永逸”的效果。

    我现在可以说是全好了。只是很瘦，现在只有一二四————五磅了。胃还是弱。但已能看书，也能写信了，祝你们一家都平安。

    适之、冬秀问好　一九五七，四，二十九

    复陈之藩

    之藩：

    对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我还没答覆，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覆。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hard-minded与soft-minded两大区别。费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潜刚克”与“高明柔克”的两大类。（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类。）

    同样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练，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治物理学，那是他的训练。他信鬼，信灵魂，那就是性情流露与他的训练没有大关系了。

    我在《丁传》里（页五五————五九，九七————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你所说“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无大误”，很可能的是这种训练的一点点成绩，也就是你所谓“由于你的谨严的精神”。

    你曾看见我写给王重民的一封信吗？（曾登在抗战时期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做官）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慎”。

    其余两字，同样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气和”，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西方宗教所谓humility，其实并不十分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现在可以谈谈你所谓“情感”、“真实情感”、“一团火”等等名件了。

    因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我特别重视“和”“缓”两种美德（良好习惯），所以我很感觉“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学问的过程上是当受“和”与“缓”的制裁的。

    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训练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我常说的“正谊的火气”。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所以你说，读我的文字“连一朵火焰也看不见”，这是很大的赞美辞，我怕很少人能承当。我是不敢承当的。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据时代“主要是因为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感情……”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通鉴考异》，赵明诚《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

    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故我不赞成你说的“考证的路”确实是科学的，然而“并非健康的”。你仔细想想，那有“确实是科学的”东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举的Einstein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Einstein是天才和训练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论，就不足为训了。

    不写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