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致《甲寅》编者

    记者足下：

    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适在此邦，所专治者伦理、哲学，稍稍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而已。学生生涯颇需日力，未能时时作有用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随笔迻译，不费时力，亦不费思力故耳。更有暇晷，当译小说及戏剧一二种。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学之最有势力者，厥惟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Ibsen、德之Hauptmann、法之Brieux、瑞典之Strindbury、英之Bernard Shaw及Galswortly、比之Maeterlinck，皆以戏剧声闻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在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Dall's Family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适去岁著有《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观览焉。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即有意通问讯，适国内扰攘，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今寄此文，亦以了结此未了之缘耳。

    胡适白自纽约（7月）

    致任鸿隽

    叔永足下：

    得书甚喜。除夕诗杏佛、擘黄拟删“回首望纽约”四句是也。如此，则“众客”诸句直接上文“楼船”二句，而无间断之病矣。

    “谁知何夕今”，殊不足以表尊意“谓彼辈如此，不似过除夕”云云。足下安知彼之“一弹再三鼓”非适以过除夕耶？文法不顺，固是小节。今再读之，觉此句诚如来书所云，饶有别致。惟终觉其不能达意耳。此意即足下所自述之意，非徒“今夕何夕”之意而“尺素愿寄君”已也诸句，觉原稿稍胜改定之作。惟“君”字宜改易耳。适所拟“之”字，自谓极有古诗风味。且引号内诸句为一韵，似胜合上二句为一韵也。若删“回首望纽约”四句，则全诗前部皆四句一转韵，寄书之言，独八句为韵，似极整严，胜改定之稿，以“兄”韵属上，“如”韵属下者矣。尊意以为何如？

    题像诗第一章之“欲”字，有愿望之意。觐庄或不喜之，足下能为我更易何字，乞示知。第二章之“奇劲”殊不惬意，而不知何以易之。足下与杏佛或能为我点铁成金也。

    “书来道所似”，甚佳。“善自儗”乃未得足下前片时所改，不敢不告也。

    足下仍以觐庄前说为不谬，故不得不在赘一二语于此。觐庄对足下所言，不知尽与其所致适书相同否。若其相同则其言不可不辨也。

    觐庄之意以为适所谓“作诗如作文”者，仅移“文之文字”以为“诗之文字”而已耳。此大误也。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日之诗（南社之诗即其一例）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 。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form胜质matter。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皆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大家之诗无论古诗、律诗皆有文法可言），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

    觐庄不解吾命意所在，遽以为诗界革命若仅仅移文之文字入诗，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岂适所持论乎？即其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文字谓Diction），其言亦不尽当。即如韩退之诗，“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黄山谷诗“狂卒猝起金坑西，胁从数百马百蹄，所过州县不敢谁，肩舆虏载三十妻。仵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凭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乡父老至今怜。”（题莲花寺）此诸例皆千古名作，试问其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然岂可谓非佳句耶？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正如诗之取材，原不异文之取材也。适以欲救文胜之弊，或持之过当，趋于极端，亦未可知。然此志颇不无一得之可取。公等皆有心人，所见虽未必尽与适同，然区区之私，当亦公等所许也。

    匆匆奉白，即祝无恙。

    杏佛均此。

    适白　五年二月二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久不打官司了。今天忽然想起先生的“文字学说”的“六书进化论”。先生以为“象形”该在“指事”之前。我当时听了，也以为然。后来一想，以为许君的次序似乎不错。我所以怀疑的理由，颇有几条：

    第一，我想八卦（及六十四卦）乃是仓颉造字以前的一种文字。许君《自叙》中，也如此说法（段氏注似不明此意）。《易乾凿度》也说八卦名皆系古字。若八卦为象形文字（仓颉派）以前的文字，那么，“指事”似乎实在象形之前了。因为八卦不过是一种“指事”的符号，和“上”“下”相同。

    第二，“结绳”不但中国古代有之，别种民族，依人类学者所说，也曾有过。结绳也是一种“指事”的符号。

    第三，“象形”实比“指事”更难些。必须先有了一种美术的本领，才可画出象形的文字。文字之作，既是应用而生，似乎应该先有简单的应用符号，再渐渐变为繁复的象形。

    第四，欧洲文字，人多说是从埃及的“象形字”进化来的。究竟“象形字”之前有无“指事”的符号，却不可知。再者，印度的“字母的”文字起得很早。虽有许多字与欧洲语根相同，究竟没有人能的确证明他也从埃及的文字变出来的。所以埃及的象形字虽在欧洲各种字母之先，这个证据恐怕不能就证明各国的文字都必须先有“象形”。

    以上所说，不过是偶然想到的一个“别解”。不肯就吞了下去，且拿来请教先生罢。望先生狠狠的驳他一番！

    胡　适　竹杆巷四号十月廿六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得十二月三十日手书，感谢感谢！曾有小诗一首奉寄，想已收到了。此次新婚，曾做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罢！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你老先生的《〈尝试集〉序》想早已脱稿，可惜我还没有读过。我大概能于一月廿日左右（老实说个“后”字罢！）动身来京，所以，你若不曾把序稿寄下，请你就不必寄吧！

    《新婚诗》还没有做完，便又要做《新婚别》了！你想我那里还有工夫做什么“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的文章？

    然而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与《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请喜酒！你老别见笑罢！

    昨日同一班朋友去游一个明末遗民叫做“采薇子”的坟墓，人家要我做诗，我便做了二十个字：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这首诗有点旧派习气，先生定笑我又“掉文”了。

    如今没有工夫了，有个俗客来会，只好不写了。

    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均此不一一。

    适　绩溪，上川，七年一月十二日

    致陶孟和

    今天病中把Tess看完了，此书写Clare名为“开通”而实未能免俗，与Jude之写Sue虽久经“释放”而实不能脱去旧日陋想同一用意。……

    前日老兄说Tess的事迹有点像《老洛伯》中之锦妮，果然果然。但锦妮是十八世纪中人，故仅“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又“不敢想着他”，还能“努力做一个好家婆”。Tess是十九世纪下半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间接感化，故敢杀了他所嫁而不爱的男子，以图那空屋几日夜的团圆快乐。这个区别，可以观世变。十八世纪的人决不能作Tess，正如十九世纪自Ibsen至Hardy一般人也决不肯用锦妮的解决方法。这两种人生观的是非得失，最难决定。……

    中国的我，可怜锦妮，原谅锦妮；西洋廿世纪的我，可怜Tess，原谅Tess。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也可以观世变了。

    七年五月八日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我写的信是胡适之与钱玄同赔不是的，你们偏要说是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这是“古典主义”，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把老兄当作林妹妹呢？

    宋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入我们的一派，故我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

    至于张豂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

    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 。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

    适

    朱梅荪的附件还不曾来。

    致黄觉僧

    觉僧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承先生许我“邀集同志，为我们后盾”。我看了非常感激。但是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这里收到许多信说第二师范“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事实，我至今不曾发表，因为我总希望子承先生和先生等不至如此。现在先生来信也自认贵处不读《新青年》了。先生等既不读《新青年》，又怎么能够作我们的后盾？这种后盾又有什么价值？先生等既不曾看见我的《贞操问题》原文（先生所见，不过是《时事新报》的一段讨论），又如何能知道我的论点是“从消极方面破坏女子贞操”？

    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

    胡　适（5月）

    请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一看

    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

    一涵，慰慈，洛声诸兄：

    别后我们就睡觉了。七日早到石家庄，在吴禄贞墓侧的一间屋子内休息，吃了一点面包当早饭。吴墓选得狠好，有石台，台上有碑铭，是阎督军做的。我在这墓上颇有点感想，狠想做一首吊古的诗，但是一时竟不曾做好，就走了。吴禄贞的死总算是一件狠可纪念的事。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这两天威尔逊病重，也许会死。倘他死在去年十一月，他便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伟人了！威尔逊真倒霉！

    七时后，我们上了正太铁路。这条路走过的都是山地，风景极好。路上终日没有饭吃。我们带得有面包，黄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狠觉不便。

    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客卿远来，狠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画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现在本省曾招了一大班直隶的中学毕业生来太原，另设“二部师范”，预备一年之后出去做高等小学的教员。但是高级机关中，外省人才太少，故狠有狭陋的现象。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解决。

    到太原后，本地官署招呼极周到。因杜威夫人女士同来，故设备颇不易。我们看他们设备得如此周到，心里狠不安。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狠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

    今天没有讲演，明天开讲。今天我出去走了几处，观察狠浅，不敢就下评判。下午见着李泰棻君，谈了半点钟，得益不少。

    街上今天（中秋）到处是穿蓝布衣的学生，气象狠好。中国旧日的蓝布衣服现在渐渐绝迹，改为浅色的长衫，————以至于白衣。这是狠坏的趋势。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山西学生的深蓝布衣服使我狠欢喜。

    街上路灯柱上都贴着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公道森严驾富强而上之”，“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适时之思想言行，愈觉得好，其害愈大”，“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等。有许多条都剥落模糊了。我希望剥落之后不要再贴了。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这个意思，我将来当作文详细说明。

    今天所说止此。可与仲甫，守常诸位同看。

    适〔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冬秀来了没有？

    致钱玄同

    玄同兄：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做“语法大纲”。

    所选文，也没有付印。目录略如下：

    太　炎　论六书（节）

    论假借（节）

    论学校不能注重德育（节）

    吴敬梓　王冕传

    虞华轩与成老爹。

    张静斋与汤知县。

    曹雪芹　刘姥姥初入大观园。

    其他尚未抄出

    《金瓶梅》“含酸”（节）

    此书恐不能选入。

    《水浒》　“生辰纲”

    其他未及抄

    其余为近人的文章。总之，议论文非选我们的文章不可。演生与仲甫现选一本，已在抄写，可与演生一谈。

    适（1月28日）

    致王子直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的亲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相称为弟兄，————“吾兄”，“仁兄”，“弟”，“小弟”，————又称朋友的父母为“老伯”，“老伯母”，都是这个道理。朋友结拜为弟兄，更是这个道理的极端。

    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天伦”。把朋友认作弟兄，并不能加上什么亲谊。自己弟兄尽有不和睦的，还有争财产相谋害的。朋友也有比弟兄更亲热，更可靠的。所以我主张朋友不应该结拜为弟兄。不但新时代不应有，其实古人并无此礼。汉人始有“结交为弟昆”的话，但古人通信，仍不称弟兄。

    胡　适　九，五，十八

    致萧宜森

    （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

    （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平心而论，他损失了什么？

    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

    （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

    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九，六，二二

    致吴虞

    前接

    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畺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春间辟畺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他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狠敬重他。他临行时，我给他几封介绍信，都狠带有期望他的意思。后来忽然听见他和潘力山君结婚之事，我心里着实失望。我所以失望，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系————那另是一个问题，————我最失望的是辟畺一腔志气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甘心做一个人的妻子；将来家庭的担负，儿女的牵挂，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后来任叔永回国，告诉我他过卜克利见辟畺时的情形，果然辟畺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妇了。此事使我心里不能不怨潘君。潘君爱辟畺，亦是人情之常，本不可怪。但他果真爱辟畺，当设法使他先达到求学的志愿，使他充分发展他的天才，不当中道拦截他的进程。我曾与叔永言，我终不愿意不管此事，我若有机会，我总要设法使辟畺继续求学。此虽是一时私愿，确是狠诚恳的，但此时尚无法下手耳。

    先生对于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间纷纷的议论，定已使先生心里不快。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乡间有人出来提倡毁寺观庙宇，改为学堂；过了几年，那人得暴病死了，乡下人都拍手称快，大家造出谣言，说那人是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去了！这是狠平常的事。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儿女的将来，正如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房子不被“天火”烧，我们的“灵魂”不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

    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 。“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从前英国的高德温（Godwin）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后来他的女儿爱了诗人薛莱（Shelley），跟他跑了。社会的守旧党遂借此攻击他老人家。但高德温的价值并不因此减损。当时那班借刀报复的人，现在谁也不提起了。

    我是狠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

    九，九，三

    致钱玄同

    玄同：

    你的序很好，已寄去了。

    前人论小说文学的文章，好像没有。金圣叹的《水浒诸序》要算“凤毛麟角”了！近人如梁任公好像有过这类文字。

    《袁中郎全集》中有许多“尺牍”，很有文学革新的精神。如卷二十三，答张幼于，与江进之，答张东阿，答冯琢师（一二），答李元善，……等，皆是大胆的文论。他的答冯琢师第二书云：“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随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读此可想见他的精神。

    你问我要“值得买的诗集”的书目，那不是容易事。这两天我又病了，————因为上星期略略劳动。故向你“告假”。近来我看郑珍（道光时人）的《巢经巢诗钞》，确有好诗。

    适　九，十一，三

    顾亭林，黄黎洲两传似都以全祖望的为佳。

    复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承先生寄赠《支那学》二号、《金冬心之艺术》一册、《品梅记》一册，都已收到了。我很诚恳的感谢先生。

    我的病还不曾全好，故久没有写信答你的两次长信，请先生原谅我。

    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日本的批评家向来很看轻明、清两代的艺术，以为“文人画”，远不如宋、元。此种议论影响欧、美收藏家甚不少。我不料先生的“巨眼”竟能赏识到金冬心一流的艺术。我看《古拙论》及先生画的《品梅记》封面，知道先生确是有心得的。但不知先生此种论调在今日日本艺术评论界能得多少同调？

    我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雕刻图画，我能领会一点，但自己全无所能。惭愧惭愧！

    先生希望我们“把中国的长处越越发达，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艺的优所拿来，渐渐冀补，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艺”；这真是我们一班同志的愿望。但我们的能力太薄弱，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两册《支那学》都借给周作人先生兄弟看去了（他的哥哥周豫才，假名“鲁迅”，也是深知日本文艺的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杂志。

    我曾寄《尝试集》再版一本给先生，不知先生收到了没有？

    先生叙述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取材很确当，见解也很平允，————只是有许多过奖我个人之处————周先生想译成汉文，但因此文尚未完了，故不曾动手。

    病中不能多谈，先表我感谢的诚意，并祝先生安好。

    胡　适　九，十一，十一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前几天我曾有一封信给先生。今天我的病略好些，看完了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先生这部书很好，我很佩服。附录的“诗画一致”与“古拙论”都是很有独见的文章。我曾有《谈新诗》一篇（曾刊入《星期评论》），中间主张“具体的写法”，大旨说“做诗须要使读者脑中呈现浓厚明了逼人而来的影象”。例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是。此意与先生的议论有相同处。近代西洋诗人提倡的“Imagism”（影象主义），其实只是这个道理。

    《金冬心》页49有《双禽曲》一诗，刻本的句读大误，望先生于再版时改正。此诗当读：

    白练雀，一双林中啼。

    其性不叛不妄飞，

    不拣别家枝上栖。

    别家树虽好，————

    密叶蔽空根合抱，————

    虞人祸机卒难保。

    饥时且食山果红，

    莫啄地下叩头虫，

    彼方乞怜求天公。

    先生以为何如？又页51末行“草堂尘扫，树团团围抱，蔬饭好，此间无热恼”，句读也被排错了。次页（52）首行也应读“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

    周作人先生读《品梅记》，最赞成滨田先生的一篇的议论。我以为周先生的见解很不错。

    今夜收到《支那学》三号，多谢多谢。此期佳作甚多，我已匆匆看过一遍。

    余话容后谈。

    胡　适　九，十一，十八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九，十一，二八的信使我很欢喜。因为先生不但不怪我狂妄，反因此提出日本“支那学者”应改用中国音读法的论文。这种态度是我所深佩服的。

    先生论金冬心的诗，使我起一种新兴趣。我近来重读他的《三体诗》与《自度曲》，觉得先生所说尚有未尽。我此时尚不能作用脑力之文，等到我病全好时，我定要做一篇“一百七十年前的新体诗”，专论金冬心的诗。

    他的诗 如：

    月竟长圆，

    花全不落，

    便日日醉倒月窟花丛，

    也无些趣。

    如

    置身天际，

    目不识三皇五帝，————

    那有工夫替人拭涕！

    如

    无人问，

    国香零落抱香愁。

    岂肯同葱同蒜

    去卖街头！

    不但声调是“革命的”；即以思想论，也可算是新诗了。将来此文若做成，我应该感谢先生给我的inspiration！

    你的白话信，我全看得懂。偶有一两处很微细的错误，————例如“还没有遑实行”的“遑”字太文了，————但都无妨碍。我若能把日本文学到这样通顺的地步，我就真要高兴极了。

    《支那学》四期已到了，谢谢。

    我有几件关于支那学的事要请先生和先生的同志帮忙，不知可以吗？

    第一，清康熙时，有一位怪特的学者，名姚际恒，是一位极大胆的疑古家。他的遗书只有一种《古今伪书考》和一部书画录是容易寻得的。此外，他尚有《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和《庸言录》一种，我遍求不得，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庸言录》曾入四库存目中）。不知日本有此二书否？日本之支那学者有论及此人的著作的吗？先生若能替我访问，或竟能替我寻到此人的书（我愿出资购买），我就非常的感激了。

    第二，《支那学》第三号上有内藤先生作的《章实斋年谱》一篇。我也是爱读章氏的书的人，但《章氏遗书》此时很不易得。《文史通义》之外的遗文，我仅搜得四五十篇。内藤先生说他去年得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这一句话引起我的“读书馋涎”不少！内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项遗书？若一时不刊布，他能许我借观此书的目录吗？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他若能把他所得的遗书刊布出来，岂非支那学上一件大快事！请先生替我问一问内藤先生，好吗？

    第三，先生前函曾提及令师狩野先生的《水浒考》，又蒙先生许我搜求登载此文的《艺文》杂志。此文我极想拜读一遍。若蒙先生代觅得那一号《艺文》，千万寄我一看！君山先生的住址，也请先生告我，我想寄一部《水浒》给他。

    另寄上《儒林外史》一部，奉赠先生。我本想为此书作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故只能用一篇旧传塞责，惭愧惭愧！

    胡　适　九，十二，十四

    答陈独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

    适（12月间）

    致陈独秀

    独秀：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

    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狠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狠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狠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树铮陆军总长，陈独秀教育总长”的话，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九，十二，二十五的信，我至今未答，请你恕我。

    冈鸣璞（按：青木原函作岡嵨璞，应为冈呜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

    先生说冈鸣的著作中有“《忠义水浒传》二卷，自第一回至第十回，附训点刊布”。此本是否圣叹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我极想得着一部。不知能求得着吗？

    明代之《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购买吗？如能购得，我极愿买一部。我近来买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是一种六十六回本与《征四寇》合并起来的。

    《艺文》第一年第五号，倘蒙借观，我定谨慎收藏，阅毕即寄还你。

    《章氏遗书》事，我近来有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我得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查得浙江图书馆（杭州）有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我托人去访问并要钞目录，不意回信来时，信上说此书已用铅印排印，已由邮寄上一部了！此书共十二册，三十四卷，为中国最完全的《章氏遗书》。可惜此书校对不精，错误甚多。我现在正校读此书，不久将可完毕。若内藤先生未见此书，我可以寄一部赠送给他，因为寄刻本比寄钞本更容易些，他也可以用此本校他的钞本，把校对的结果发表出来，给我们公用。

    先生要做一部用扬州作背景的小说————这是我们极欢迎的事！

    《吴敬梓传》乃是旧稿，成于一夜之功，故甚不满我的意。我现已搜得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刻本，故将来我定有一篇《吴敬梓新传》出来。（《扬州画舫录》卷十，有一段提到吴敬梓父子。但寥寥三四行之中，却有三四处大错误！）

    我曾寄了一部《水浒》去赠给狩野先生，不知他收到没有？

    适　十，一，二四

    我今年又复病一次，现已好些，但还不曾上课。

    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知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大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个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部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一，廿六。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谢谢你的十，二，三，的信，与你寄赠的《忠义水浒传》二册！

    这两本《水浒传》使我非常欢喜。我拿他与现行金圣叹本及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对照着读了几回。我的观察是：

    （1）此本的底本，确如你所说，是明李卓吾评百回本。

    （2）此本的文字言语与金本相差甚微 ，所不同者只在金本减少许多骈偶的累赘句————例如“但见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及许多庸劣的韵语————例如“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鼎立华山真好汉，江湖名播白花蛇”。前人多说金圣叹多所改撺，此本可证其诬枉（此又可证我说的“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

    （3）此本与百十五回本大不同 。凡金本删去了的部分————即上文说的骈句与韵语二项————此两本皆有，又皆相同；有数处，此本之骈句与韵语反比百十五回本更繁多。但凡金本与此本相同的文字与语法，百十五回本却显出删节的痕迹。————此似可助证我说“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七十回本 来修改原百回本的”一个假设。

    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水浒传》，颇像你来书说的某氏所藏《二刻英雄谱》，也是一部《三国水浒合传》：上栏为《忠义水浒传》，下栏为《三国演义》。这书又名《汉宋奇书》。此间没有此书的好版本，但颇可供我的参考。倘蒙你替我访得一部百回本 的《忠义水浒传》，我就真要欢喜欲狂了。百十五回本的，我不久当寄一部赠送你。

    你许我抄录京都府立图书馆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的目录凡例等，感谢感谢！此事不必急急，且等你有闲暇时再做。但我盼望你托你相熟的书店去替我访求一部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书》。此书既然内阁文库与京都府立图书馆皆有收藏，大概尚不难寻访。此本（百二十回本）虽不如百回本之重要，但必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书价若干，务请你告我，当即寄。）《水浒》的时代的考定，乃是中国近世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故我不惜多费时力与精力，务期做一个可靠的考证。

    《章氏遗书》我已寄上一部。此书印本不好，错误颇多，我已托人转告浙江图书馆，请他们用钞本校对一遍，做一个详细的勘误表。你来信要我寄五部，我因此书印的不甚好，故想请你先略翻一过，如不嫌他印的不好，我当即日买了寄上。

    冈鸣璞的书，钱玄同先生因新近死了一个儿子，又病了一个儿子，心境不佳，故至今还不曾研究完毕，请你原谅他。我现在病好了，不久即可上课。

    今天是旧历的元旦。我案头丸善书店赠送的日历上也印着“酉年一月一日”，难道日本也有守旧的人家仍用旧历吗？北京的大多数市民依旧庆贺旧元旦。门口儿童燃放花炮，兴高采烈的很！ 我想起上月曾接到《支那学》同人贺年醉后的“狂笔”，我至今还不曾答谢，真是失礼之至！可惜我戒了半年酒了，不能满斟一杯北京土产的“莲花白”，遥祝《支那学》诸位先生的新年大吉祥！

    胡　适　十，二，八

    致周作人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Dr. Stuart（司徒博士）及教务长Porter（博晨光）都是狠开通的人，他们狠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我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以为你是最适当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狠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狠诚恳的托我，我也狠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望你给我一个回信。

    适　十，二，十四

    附启：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

    适

    致钱玄同

    玄同：

    “大世兄”的书目颇不是容易拟的。我草一个单子“请教”：

    《东周列国志》

    《三国志》

    《两汉演义》（商务）商务似还有几种演义。

    《隋唐演义》（没有有圈点的本子。）（但有洋装本，较可用。）

    《侠隐记》

    《续侠隐记》

    《法宫秘史》前、后编

    此三部为一套，连贯的。可向上海商务买。

    《点滴》（校本！）

    《新文学评论》（？）（中华翻印山东王祝晨选的我们一班人的东西。）

    《白话书信》（我送上一本。）

    《西游记》

    《镜花缘》

    《恨海》（吴趼人）

    《九命奇冤》（吴趼人）

    《上下古今谈》（吴稚晖）

    此外

    可给他定阅

    《小说月报》一份，

    《实话报》一份。

    这些看完了，他大概可以读中华书局新出的“白话注解的《古文观止》”了！哈哈！

    适　十，三，五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信与百十回本的《水浒传》校记，都已收到了。今天又接到你惠赐的《忠义水浒传》译本，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想先把现有的各本《水浒传》序例与回目，排列作一个比较表，然后寻出各本的先后与来历。这篇“新考证”若做得成，差不多全是你的帮助的结果。

    浙江图书馆的书籍真不贵。你寄来的日币，换得一百〇四元，前次所买的《章氏遗书》七部，共计洋二十八元六角一分，连寄费邮费都在内了。尚余七十五元三角九分。你以后要买书，请开单告我，我当将款汇去，由馆中直寄给你。《红楼梦》已出版，我已叫亚东图书馆寄两部送你，不知已收到否？《红楼梦考证》是匆匆做的。我很盼望你与《支那学》同人切实批评。

    你考定百十回（《英雄谱》）本为明末刻本，我觉得大概不错。可惜铃木先生所藏本已缺前面的序文与回目了。我悬揣此本之序必与我寄赠你的百十五回本的序相同。此序中有“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两句，可证此本初刻成时必在明崇祯时，满洲已很成边患，熊廷弼、袁崇焕等已死，流贼已很横行。你以为如何？

    译本《忠义水浒传》第142回有李逵反对招安，宋江大怒欲斩李逵一大段，为百十五回本所无。此段可以考见“忠义”二字的性质。怪不得圣叹看不起此本。

    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先生现在京都大学研究文学。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你若有便，我盼望你见见他。他住在京都，冈崎，真如堂前町，九番地，盐田方。

    《东壁遗书》的事，我盼望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与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

    《章氏遗书》错误太多，我已劝浙江图书馆的主任托人细校一遍，作一个详细的正误表。此表已付印，出版时，我当寄几份给你。

    胡　适　十，五，十九

    致周作人

    启明兄：

    今天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君。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你病后，千万不要太劳。我看见你又已动手大译小说了，故作此忠告。

    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

    此两事，确系我替你的身体计的。此两事皆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

    千万回我一信。

    适　十，八，卅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你的大札，已拜读过了。钦佩之衷，匪可言喻。

    我躲了一点懒，你偏不许我躲懒，真是岂有此理！

    《诗经》确应该收进去。但此一篇狠不容易做。等此书写定付印时，我一定加上一篇，也许不止一篇，或须三四篇。大旨是：

    （1）《诗经》的白话文学。

    （2）这种白话的区域 ————东到山东，北到秦晋，南到江汉流域。

    （3）这个区域内各地方言的同异 。最要紧的是求出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语来。

    （4）拿这个普通语来比较战国时的文章。考定：战国时的文章与《国风》时代的白话相差若干 ？例如《孟子》是否白话？《庄子》是否白话？《楚辞》的那一部分是白话？

    （5）白话究竟何时始与文言大分离？分离的原因如何？

    你看，这一篇是不是难做？

    你出了这一个难题，怕要耽误此书出版的年月了！

    我也出个小题目给你。请你火速做一篇《〈西游记〉序》，七日内必须交卷 。亚东敬备“润笔”之资，或可少补教书先生的“吃饭”之费。你务必要做的 。

    适　十、十二、十

    致钱玄同

    玄同兄：

    我的《三国序》已付排了。他们渴望你的序 。请你即动手一挥，如何？

    我的序大意是：

    （1）三国时代何以为演义家的最好题目？

    （2）《三国》的略史。明本与今本的异同。

    （3）《三国》何以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

    （4）《三国》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本。

    我因为你要谈文言白话的问题，故我不曾题及此一层。

    适（5月24日）

    致郭沫若、郁达夫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我最注意的是达夫在一五二页上说的：“因为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旧作的文字，淘了许多无聊的闲气。更有些忌刻我的恶劣分子，就想以此来作我的葬歌，纷纷的攻击我起来。”

    我狠诚恳地希望达夫的第二句话里不含有与我有关的意义。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后来达夫做了一篇短文，内中全不提起译文，而说我所以强出头，是因为原文有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的话，而我是曾跟杜威做翻译的，所以借题雪恨。这篇文章，他寄给北京《晨报》社，社中记者给我看了，我劝他不要登。他说，他因为要表示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所以主张登出；我说：“正因为我爱惜作者的人格，所以不愿你登出。”后来他回信赞成我的态度，所以不登了。————然而此文终于在别处发表了。————我追叙这一段故事，只是要你们知道我对于你们，只有爱惜，而无恶意。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狠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狠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狠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如果你们不见怪，我狠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例如译Omar〔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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