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傳 水經注 世說新語

    一

    我們今天續講東漢以下到隋代之史學演進。我在上一堂特別提出「雜傳」和「地理」兩類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在這兩類中每一類舉出一書略為講述。隋書經籍志裏許多書，現在失傳的多，但保留下來的也還不少。我將在中間特別舉出兩部，略為一講。並不是舉來作史學名著。但稱之為史學中間的一部名著，也非不可。

    一是雜傳類裏的高僧傳。此書在隋書經籍志裏稱為僧祐著，實際上該是慧皎著，慧皎是南朝梁人。此書共十四卷，講到了在四百五十三年中二百五十七位高僧，共分十類，一一為他們作傳。還有附見的二百三十九人，共可有六百僧人。除此高僧傳以外，隋書經籍志裏還有別人所寫，如名僧傳等，可是只有此一部傳下。以後就有續高僧傳、再續、三續的高僧傳一路下來，為我們研究中國佛教史一項重要的史料。

    除高僧傳以外，又有傳燈錄，此是記載禪宗祖師們言行的。這樣我們可說中國已有了極詳細的佛教史材料。諸位當知，宗教家不看重歷史；特別是佛教，它本身就沒有歷史，連在印度也沒有歷史。但佛教傳達中國，中國僧人就把中國文化傳統看重歷史的眼光，來記載佛教史。即論世界各大宗教，有精詳的歷史記載的，也就是中國佛教了。但把歷史來記載宗教，這情形就會和原來的宗教發生很大差異。宗教本身不看重歷史，今把一代代的教主，和下面很多其他傳教的人，分著年代，再分著門類，詳細把事情記下；把歷史意義加進去，至少其本身的宗教觀念，會因此而開明得多，就會變成一種新觀念，不啻在宗教裏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因此下面才有所謂中國佛學之產生。此即佛教之「中國化」，乃是說在宗教裏邊加進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歷史觀點。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諸位研究歷史，定要求其全，又求其通。如講魏晉南北朝到隋這一段的歷史，斷不能把佛教排斥在外，置之不論。在這段歷史裏，從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一天天的發展、變化，中間究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從整個歷史來看，也該以全部佛教之演進來看。研究史學的人，只要在這個時代裏發生過了什麼事，都要求其全，求其通。從時代來看宗教，從宗教來看時代。時代變，宗教也跟著變；宗教變，似乎也是這個時代在變。像此之類，諸位要研究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等，都不能把佛教放在門外邊。佛教在當時，是社會上一個重大的宗教，他有一套信仰，有一套作為。時代固是影響著宗教，宗教也在那裏影響時代。中國的正史是紀傳體，包容不了宗教，宗教還是在外邊。我們只有在正史以外再來找宗教史。如像高僧傳，便甚有價値。在史學上、宗教上，都有極大貢獻。我們即使不研究佛教，但佛教總是歷史中一大部門。將來到了唐以後，一路有佛教。歷代高僧傳便是佛學史上一寶庫。諸位千萬不能忽略。我們不能抱一種關門孤立主義，把此等重要事項置之度外。

    二

    現在再講地理方面。我在此方面一百三十九部書裏邊，也特別舉出一部，就是酈道元的水經注。漢代桑欽著水經，酈道元為之作注。特別是史學方面的注，在魏晉南北朝時很盛行。我們已經講過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再有大家知道的，如李善的文選注，像酈道元的水經注，再有就是下邊要講的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可說是當時四部有名的史注。桑欽水經本是薄薄的一小本，經酈道元一注，變成了一部大書。後人把水經本文和注放在一塊，實際上就是讀水經的注。等於我們把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附在春秋下，很少人去掉三傳，專來讀春秋的。

    水經注照理是一部地理書，隋書經籍志也就放在地理類。書中多講水道交通，農業灌溉，特別注意到水利。但漢代桑欽作了水經，經過幾百年到酈道元，他親自到過好多地方，來為水經作注。諸位當知，水道是會變的，原來這條水這樣流，後來這條水換了方向，不是這樣流了。原來這條水經過這裏，後來經過那裏了。原來兩條水分的，後來合了。原來兩條水合的，後來分了。原來有這條水，後來沒有了，乾涸了。原來沒有這條水，後來新成一條水了。中國最初重要地區都在黃河流域，到了南北朝，長江流域慢慢兒開發。隋唐統一以後，就慢慢兒南方重過於北方。我在國史大綱裏有一篇中國南北經濟的變遷。由於經濟變遷就影響文化變遷，而同時重要的也就是水道交通等各方面的變遷。我們講地理的沿革，多注重在地名都邑等；而酈道元的水經注卻是拿水道交通為主，都邑附見在水道的旁邊，又把這些都邑曾經發生了些什麼事也一幷記下。在地方上曾發生過什麼事，那是歷史。所以酈道元的這部水經注，固然是一部地理書，實際是一部極有價値的歷史書。我們要講中國古史的水上交通、物產、文化種種變遷，這部書關係非常之大，値得參考。

    可是後來人不一定淸楚這書的價値。而這書描寫各地風土景色，描寫得非常好。唐代柳宗元的文章，最受人歡迎的在其山水遊記方面，如永州八記之類；大家說柳宗元這一類的文章就是學著水經注。於是水經注就變成為文學家所注意的一部書。再後來，這書屢經傳鈔，變成經、注混淆，桑欽的「經」同酈道元的「注」慢慢分別不淸。直到明代，那時並沒有一部很好水經注的版本，淸代人就化著工夫來重訂水經注的文字。其首先特別重要的是為經、注作分別。在此方面特別有貢獻的是戴東原。他為四庫全書館校水經注，說是根據永樂大典。那時永樂大典藏在內廷，非外面人可見。但在戴東原同時稍前，也曾有人用功校過水經注，主要是趙東潛。他的書也送進四庫館。後來人見戴東原所校，有許多和趙東潛相似，於是疑心戴鈔了趙。這就成為當時學術界一大問題。

    戴東原有一弟子段玉裁，他特為戴東原辯護，寫了許多文字都收在段的集子裏。但這一問題，直從乾嘉時代一路下來沒有解決。到淸末，永樂大典流傳到外面，經王國維看見了大典中半部水經注，拿來校戴東原所校的水經注，一點也不對。原來永樂大典本的水經注完全仍是舊的，經、注不分。由此可見戴東原實是說了謊。但王國維只校了前半部。後來商務印書館訪求得整部永樂大典的水經注，把來印出，兩面一對，顯然戴東原根本沒有根據永樂大典。

    我那時在北京大學教書，曾向商務印書館預約了一部水經注，等它出版，我想把此問題來作一研究。可是那年暑假我回到南方去，待秋間回到北平，晤見北大史學系同事孟森先生。他告訴我：他在暑假中做了一件大工作，把全部水經注都校了。他說：你此工作可不必做了。但可惜他的全部稿子沒有好好整理發表，接著是「七七」事變，而孟先生也過世了。

    此下胡適之還要為戴東原抱不平。但大典本的水經注人人都看得到。戴東原是否根據永樂大典來校水經注，此問題極易解決，不煩多論。而且若使戴東原只是根據永樂大典來校水經注，這還有什麼大功績可言？大抵戴氏大功，是在其分辨經、注。可是校水經注不僅此一點。戴東原在四庫館校水經注年月有限，他曾參考了趙東潛所校；而趙東潛的後人又看見了戴校四庫本，有許多或許為趙東潛校本所沒有，他們也把來加進去；於是這書有戴鈔趙的，同時也有趙鈔戴的。此刻儻能查出當初呈送四庫館的趙氏原本，此問題也可解決一部分。但我想此問題結論很簡單，已有了，也不必在此上更多操心。

    我寫近三百年學術史寫到戴東原，在小注裏就附帶提到這問題。後來我在香港，胡適之曾寫一信給我，說我和王靜安同樣未脫理學家習氣。我給他一回信說，此問題現在已都不値得講了。若得反共勝利回到大陸，你再高興看重這部水經注，不如組織一個考察團，這裏面應要有史學家、地理學家、水利學家、農業家、考古學家，各方面人物參加。雖然水經注中所記載的地方不能一一全去，幾條大水像黃河、淮水、渭水等都該去跑一周。原來這條水這樣流的，現在不這樣流了。原來這裏有這條水，現在沒有了。原來這裏是很繁盛的大都邑，現在荒廢得變成一個小村鎭或荒地了。這項工作，也像酈道元注水經那時，古今對照一下，可知其間有很大的變動。這事不僅為研究歷史，實對北方開發應有大用。何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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