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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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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严复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按照西方国家的模样，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使中国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参加了维新运动。当时他写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文章，如《辟韩》和《原强》等。他在《辟韩》中，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斥责为“大盗”，并且指出君主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并不是什么“承受天命”，而是“大盗窃国”。他在《原强》中，提出了废除封建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和要求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学说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跟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
这些书中，《天演论》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在这本书中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人类社会也像生物界一样，适合“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这就是说，人类相互之间存在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只有能适应时势的，才可以生存下去。严复发挥了这个论点，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硬有力，谁就能获得优胜，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就要遭到强者的吞并，以至灭亡。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和其他国家争生存的环境之中，如果中国不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就要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他呼吁中国要想自强，就只有赶快起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行维新变法。
严复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翻译了《天演论》，并借此大声疾呼变法图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感到必须努力奋发图强，中国才能得救。
戊戌变法失败后，事实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走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革命活动，但是严复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甚至为袁世凯的称帝捧场效劳。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又提倡复古“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都说明，戊戌变法后的严复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逐渐变成落后和思想腐朽的人物了。
（荣国汉）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旧历戊戌年）发生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1898年时，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这时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这年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恳切地说，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时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党”，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为首，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集团。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强盗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以维持封建统治。只要保住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地位，他们哪管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这些人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少数官僚集团，称为“帝党”。原来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之后，慈禧太后选中同治的一个年仅四岁的堂弟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光绪，自己再一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1889年，光绪已经十八岁，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绪“亲政”，但实际上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一切权力，光绪依旧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也不甘心看着后党卖国，断送清朝江山，使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来夺取实权，排斥后党，救亡图存。因此，康有为的话深深打动了光绪，他决心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接着，康有为又上了一个全面筹划变法步骤的奏折，进一步要求光绪立即向群臣表明变法决心，吸收维新派人士参加政权，大力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君主立宪。光绪也亲自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倾听了他的变法意见。到了6月11日，光绪正式下令宣布变法。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加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鼓励人民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新式的陆海军，加强国防，等等。
这些命令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也都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成千上万的盼着“金榜题名”来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那被裁撤的衙门的大小官吏等一切旧势力，都极力反对变法。各色各样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但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之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着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却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囚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杀害了一些维新人士。维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王德一）
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屠杀了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历史上把他们叫作“戊戌六君子”。在这六个人中间，谭嗣同是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1865）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正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变法图存。谭嗣同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在湖南浏阳发起设立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的道理。后来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的梁启超取得密切联系，经常为《时务报》撰稿。
1897年他写成了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名著————《仁学》。在这本书里，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热烈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胆地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当然，在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幻想。
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维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湖南长沙，参加维新活动，和梁启超、唐才常等共同主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湘报》主编，在报纸上宣传变法理论，抨击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在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都被任命为军机处的“章京”（“军机处”是清代专门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政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章京”是一种负责具体工作的较低级的官职），专门帮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顽固派不能容忍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积极筹划政变。维新派深感局势严重，推举谭嗣同去游说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保卫光绪帝，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但是，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立即发动了政变，一面囚禁光绪帝，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后来，慈禧太后就把这六个人杀害了。
谭嗣同临死时，神色自若，慷慨从容。并且留下了十六个字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决心，“无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后面两句话，表明了他为争取祖国进步而奋斗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方攸翰）
《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所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同书》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这些描写和揭露，一方面表现了康有为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说：“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全家人却饥寒交迫。”又说：“每逢荒年，农民们收成很少，地主还要追讨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关进监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传富人、贵人也有各种苦难，用这种宣传来抹煞阶级对立，掩盖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社会根源。
康有为宣传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逃不脱各种各样的苦难，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实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余的九章里，康有为向人们详细地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据他的描写，在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只有欢乐，没有忧愁。农工商业都归公有，再也没有个人的私产。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一天只要劳动三四个小时甚至一二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东西，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游乐读书”。一个人从诞生起，就由社会抚育，长到六岁就上学读书，二十岁以后就工作劳动，年老了进养老院享福。到那个时候，人人相亲相爱，再没有互相欺压、互相仇恨……
康有为说，“大同世界”的到来，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经过革命。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坏，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吸引人心，“大势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赞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会到来。因为要经过慢慢地宣传，要等所有的人都赞成，所以他说，大同世界的到来得等到千年之后。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放弃剥削，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秦汉）
义和团运动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兵法艺，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电杆，
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势萧然。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广泛流传的歌谣，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流传，信神练功。到19世纪末叶，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就通过义和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展起来。
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指使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陆军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以便通过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个卖国军阀果然遵从帝国主义的吩咐，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山东逐渐扩展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劳动者踊跃参加，妇女群众也积极组织起来。同时，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也都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南方各省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英勇的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到处焚烧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立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义和团群众也就更大规模地动员起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手执戈矛的革命人民斗争得很英勇，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只到达廊坊，便被义和团团民打得狼狈逃回。成千上万的团民赶往天津，在张德成、曹福田等的领导下，与各帝国主义派来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北京的团民也向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集中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广大群众送水备饭，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清政府的部分爱国官兵也和团民一起参加了战斗。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个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
清政府是不敢开罪帝国主义的，对于从农民中自发兴起的义和团，一开始即视为“乱民”，诬作“拳匪”，一再下令“剿办”。但是义和团冲破了清政府的镇压，迅速发展起来。以暴风骤雨一般的浩大声势，压倒了清政府的反动气焰，胜利地进入了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的心脏地区，甚至在皇宫禁地也要进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败类）。这使得清政府惊惶失措，感到若不从表面改变态度，避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那么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它暂时收起了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欺骗和利用的阴险手法，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并且被迫在这年的6月21日对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几天以后便又偷偷地电令驻在外国的使臣向各帝国主义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并保证对于这些坚决反帝的“乱民”还是要想办法“惩办”的。以后，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了侵略军，大举向中国人民进攻。慈禧太后的本来面目也跟着显露出来，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骂义和团是“拳匪”，并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协助帝国主义侵略军“剿办”义和团。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屠杀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武装反帝爱国运动，但是那时还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还不可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张守常）
八国联军
帝国主义历来仇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更加咬牙切齿，由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1900年（旧历庚子年）8月13日晚上，侵略军闯到北京城下。14日，中国的部分爱国军队依托城墙，在北京城东面的齐化门（朝阳门）——东直门一线，和日、俄侵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敌人近五百人。这一天下午，英国侵略军从防备空虚的广渠门攻入北京外城，并进入了内城的使馆区（天安门的左前方东交民巷一带），15日，北京城里部分军队和义和团仍在继续巷战，但已不能挽救北京城的陷落。
一贯欺内媚外的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到了这时，丢下了北京的人民，化装成农妇从西直门逃走了。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吏，有的早已逃散；没有逃散成的，也只顾自己身家，想方设法弄了洋文护照作保命符；还有一班更加无耻的家伙，帮着侵略者欺负人民。
从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全城就陷入了极度恐怖的境地。这群自夸为“文明人”的侵略强盗，在北京城里干下了世界近代历史上罕见的野蛮行为。侵略者一进北京，就放纵军队公开大抢三天，三天过后，抢劫仍没有停止。人们家里的金银、首饰、粮食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搬不动的家具则被劈为柴火烧掉。在各国使馆和军营里，抢劫的东西堆积如山，侵略强盗都抢着进行分赃和买卖赃物。皇宫府库里保存的许多珍贵文物也纷纷被劫运到国外。靠近英国使馆的翰林院，保存着我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不少被放火烧掉，剩下来的也被帝国主义各国囊括而去。直到现在，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仍收存着这些赃物。此外，政府机关的钱财、仓库的粮食，更是被洗劫一空。这群强盗在大肆抢劫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污妇女。它们公开命令：作战时，如果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进入北京以后，看到行迹稍有可疑的就指为义和团，立刻加以杀害。这些兽军到处掳掠和奸淫妇女，连老妪幼女也不能免。所有这些血腥的罪行，说明自命“文明”的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凶残、野蛮和下流！
（章明）
《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条沉重的锁链。
清政府在义和团的巨大压力下，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义和团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以后，清政府更加慌了手脚，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帝国主义乞和。
帝国主义各国本来想用武力直接瓜分中国，但中国人民顽强英勇的斗争，教训了它们，迫使它们不敢动手。同时，这伙心怀鬼胎的强盗，彼此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这也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持清朝政府，并通过这个听话的傀儡，间接地统治中国人民。
1900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除了出兵的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以后又根据这个大纲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1901年这一年是旧历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又叫《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全文共十二款（另有附件十九件），主要内容有：
1.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上自亲王下至府县地方官，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同时还要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去道歉赔罪。
2.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民建立和参加抵抗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各地方官对于人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活动，如不立时镇压，即时撤职查办。
3.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902年1月1日算起，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
4.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
5.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各个炮台一律拆毁。
6.北京到山海关间铁路沿线十二处，各国可以驻兵。
（章明）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各省的军阀官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一项罪恶活动。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清朝中央政权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在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在北方几省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南方各省人民也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时，一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利益，不使反帝运动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决定勾结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共同行动。6月中旬，英国政府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刘坤一和张之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理会清朝中央政权的“宣战”命令，于6月26日由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人生命产业为主”。根据这个章程，另外还拟定了《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规定“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对于“聚众滋事”的人，要“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根据《东南互保章程》，在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东南地区的五个省份内，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实行所谓“互保”。
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军阀官僚，也都表示和东南各省采取一致态度，在他们所辖的地区内也像两江、两湖一样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镇压。
“互保”的局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东南各省一直保持着。在这期间，英国曾陆续派遣军舰开往上海、南京和汉口等沿江口岸，帮助当地军阀官僚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
“东南互保”的实行，使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和阻碍，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项罪恶活动，在当时起了保护东南各省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利益，稳定这一地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
（荣国汉）
颐和园
颐和园是在北京西北近郊区的一所大型园林建筑。园内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主，在湖山之间建有各式各样的楼台殿阁、亭榭桥廊，再点缀上松柏花木，使自然山水与人工布置结合得极为谐和，气象壮丽而境界幽美，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家和建筑工人的高度智慧和杰出技能。
这里原名清漪园，是1750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这年，他为了给他的母亲庆祝六十岁“万寿”，在这里的瓮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名为万寿山。在山前的湖水东岸筑堤蓄水，使湖增大，模仿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练水军的故事，也在这里观看水操，并命名为昆明湖。这一处湖山，从此便成了圆明园附近的又一所禁苑。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漪园也同时被毁。十几年以后，慈禧太后想修复圆明园，供她游乐，但因需款太大，未能进行。又过了十几年，慈禧太后在建立海军以加强国防的名义下，责成各省年年拨解巨款，而暗地从中提取经费，于1888年重修清漪园，作为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园名也改为颐和园。她搜刮了人民大量的膏脂血汗，修成了这个华美壮丽的庭园，供她一人享受游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负责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海陆军大败。第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全国人民正悲愤莫名的时候，慈禧太后却仍旧安然地在颐和园避暑度夏。当时民间曾传述一副对联来表达他们的满腔愤懑：
台湾岛已割日本
颐和园又搭天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又遭到侵略军的破坏，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之后再予修整。清政府被推翻后，颐和园于1924年被辟为公园。但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管理不善，日渐残破。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园林回到了人民手中。为了保护这一所大型园林建筑遗产，经过大力修整，颐和园面貌焕然一新。颐和园经过园林建筑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创造后，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每日以清爽愉快的风貌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张守常）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4——1908）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称叶赫那拉氏。咸丰元年（1851）她十七岁时，被选进皇宫，成为清朝咸丰皇帝的嫔妃。初封“懿贵人”，是嫔妃的第五级。后来晋封为“懿嫔”。1856年时，她生了儿子载淳，随即晋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一级的“皇贵妃”，列为宫廷中嫔妃的第二级了。她的“地位”扶摇直上，使她有机会参与政事，并产生了掌握统治权力的欲望。1861年咸丰皇帝死去，她的儿子载淳才六岁，便继承了帝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年龄很小，不能掌管国家政事，她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打破清朝成例，实行“垂帘听政”，称为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从此，慈禧就正式地爬上了统治中国的政治“宝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最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并且充当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地位，头一件事就是联络奕䜣等洋务派势力，取得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用阴谋手段发动了1861年的“北京政变”，把当时掌握清朝政府中央实权的满族亲贵载垣、端华、肃顺等“议政王大臣”处死，消灭了她的政敌。接着，又使用各种手段，培植她的党羽爪牙，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许多满族亲贵和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组成的“慈禧集团”。
慈禧太后刚刚打倒了她的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立刻把大屠杀的刀锋指向了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斗争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她十分明确地宣称，这些革命农民是她的“心腹之害”。她迫不及待地和英法侵略者勾结起来，让那些火烧圆明园、抢劫京津、屠杀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军队，来镇压中国人民。在慈禧的主持下，中外反革命势力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行了联合进攻，终于在1864年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不久以后，又血腥地镇压了捻军以及各地的人民起义。慈禧太后就这样扼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暂时稳定。
慈禧太后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人民起义以后，就一方面尽量地宣扬她镇压人民的“功勋”，挂出一面“同治中兴”的招牌；另一方面极力铺张挥霍，追逐骄奢淫逸的生活。她最宠爱的太监，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招权纳贿”，肆行搜刮，以供挥霍，把宫廷弄得乌烟瘴气。今日宴会，明日赏赐，“天天过年，夜夜元宵”。除了宫廷靡费之外，她进一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例如，修建颐和园，据说，“土木之费，几七千万，穷极奢侈”。其实修建颐和园的花费，远远超过此数。因为除挪用了“筹设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万两之外，还得加上各地官僚从人民身上搜刮来向她“报效”的许多银钱。1894年，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她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下令各省准备景物“点景”。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上，各省分布“点景”，实际成了一次铺张浪费的大比赛。
慈禧太后整日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对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本不闻不问，相反地，她还常常把外国侵略势力当作保护她统治地位的靠山。因此，她对外政策的原则就是屈辱投降，卖国求荣。她和她的集团曾经公开说过，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话确实是慈禧和她的集团奴才嘴脸的最好的自我写照，是他们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的深刻的自我揭露。慈禧太后在处理所有对外交涉事件中，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例如，1885年，中国军民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和越南人民一道，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乘胜追击逃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却把胜利作为议和的阶梯，提出“乘胜即收”的投降卖国论调，立即结束战争，并和法国签订和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利益。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且军事力量并不弱于日本，但是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执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始终对战争抱着消极态度，不做战争准备，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干涉和调解上，到处求人。结果战机全失，海陆军遭到惨败，还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又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利益。
在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慈禧太后统治集团害怕义和团强大的反帝反封建拳头，打到自己身上。他们一面假意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企图利用帝国主义达到消灭义和团的目的，另一面却又积极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逃往西安，她在逃跑的路上下令清军配合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完全公开地和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李鸿章、奕劻执行着慈禧太后的对外方针，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彻底地出卖中国、出卖人民。慈禧太后就这样阴险狠毒地反对和破坏民族自卫战争，又一次扑灭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小士大夫，掀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道路，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机，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但慈禧太后统治集团，根本拒绝和害怕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她纠合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变法，反对进步，并暗中布置力量，又一次采取宫廷政变的手段，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废除维新政令，大肆捕杀戊戌变法的志士，扼杀了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动的慈禧太后竭尽一切力量，想扑灭这次革命的火焰，破坏和镇压革命。但是，她的反革命事业并没有成功。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慈禧太后比那个封建朝廷更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08年就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死去了。
（袁定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手段。
最早在中国开设银行的是英国。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本主义把大量的纺织品、鸦片烟和其他商品运入中国，又从中国掠取丝、茶运回本国，他们通过这种掠夺性贸易获取暴利，剥削中国人民。为了办理大量款项的汇兑和周转，以便进行这样的贸易，他们便开始在中国筹设银行。1848年，他们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东方银行的分行，中文名字叫作“丽如银行”。
1854年，英国又设立了“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了“麦加利银行”。后来，麦加利银行又在汉口、天津、广东、福州、青岛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这些银行成立后，营业很兴盛，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特别是麦加利银行，更成为英国在中国最老的金融侵略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权，接着，英、美、法等国又帮助清朝封建政权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侵略强盗们准备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活动。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资本家联合了当地一部分德国、美国商人，共同创立了“汇丰银行”，次年还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后来，汇丰银行就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据一个外国人的统计，英国银行“在中国支店的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它们的联合资本，在1880年时达一千六百八十一万英镑”。在这些银行中，势力最大的是汇丰银行，“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而且成了“压倒一切的财政势力”。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国开设银行。如：1863年前后，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行；1872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89年，德国十三家银行合资在上海创设了“德华银行”，资本达白银五百万两。
到了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开设银行。银行的作用也根本改变了，它的主要任务已不是一般的为商品输出服务，而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了。
1893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1895年，沙皇俄国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成立分行。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这些银行成立之后，不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借款（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向外国大举借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借款给清政府时取得很多权益），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发行纸币，操纵市场。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在章程中擅自规定：“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
据统计，一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设立过的银行共有八十多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财政金融的状况才被消灭。
（任红）
退款兴学
1901年，帝国主义强盗在镇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强盗向中国勒索了大批“赔款”。这批“赔款”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庚子赔款”。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血泊中，也捞得一笔为数不小的赔款。
1909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把从中国掠夺去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中国学生。这就是所谓的“退款兴学”。一贯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时居然大发“善心”，竟“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呢？原来美帝国主义在实行“退款兴学”手法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侵略阴谋。
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国侵略者发觉单靠武力是不能征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他们决定配合使用武装侵略和精神侵略这两种不同的侵略方式。于是就开始酝酿“退款兴学”的侵略方案，企图用这种办法达到在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虏中国人民的目的。1905年，由于美国虐待华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和经济绝交手段，给了美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1907年，一个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侵略分子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积极鼓吹“退款兴学”的主张。他在这本书里还转引了1906年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詹姆士在《备忘录》里毫不隐讳地道出了“退款兴学”方案的侵略目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通过那从智力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接着，他更加露骨地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詹姆士的言论，已把美国“退款兴学”的阴谋实质，不打自招地供认出来了。
可见，美国侵略者“退还庚子赔款”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对中国实行更为阴险毒辣的精神与文化上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不止于在中国办学校，同时还扩及精神、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马汝珩）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严复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按照西方国家的模样，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使中国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参加了维新运动。当时他写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文章，如《辟韩》和《原强》等。他在《辟韩》中，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斥责为“大盗”，并且指出君主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并不是什么“承受天命”，而是“大盗窃国”。他在《原强》中，提出了废除封建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和要求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学说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跟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
这些书中，《天演论》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在这本书中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人类社会也像生物界一样，适合“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这就是说，人类相互之间存在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只有能适应时势的，才可以生存下去。严复发挥了这个论点，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硬有力，谁就能获得优胜，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就要遭到强者的吞并，以至灭亡。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和其他国家争生存的环境之中，如果中国不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就要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他呼吁中国要想自强，就只有赶快起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行维新变法。
严复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翻译了《天演论》，并借此大声疾呼变法图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感到必须努力奋发图强，中国才能得救。
戊戌变法失败后，事实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走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革命活动，但是严复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甚至为袁世凯的称帝捧场效劳。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又提倡复古“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都说明，戊戌变法后的严复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逐渐变成落后和思想腐朽的人物了。
（荣国汉）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旧历戊戌年）发生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1898年时，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这时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这年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恳切地说，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时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党”，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为首，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集团。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强盗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以维持封建统治。只要保住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地位，他们哪管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这些人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少数官僚集团，称为“帝党”。原来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之后，慈禧太后选中同治的一个年仅四岁的堂弟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光绪，自己再一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1889年，光绪已经十八岁，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绪“亲政”，但实际上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一切权力，光绪依旧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也不甘心看着后党卖国，断送清朝江山，使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来夺取实权，排斥后党，救亡图存。因此，康有为的话深深打动了光绪，他决心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接着，康有为又上了一个全面筹划变法步骤的奏折，进一步要求光绪立即向群臣表明变法决心，吸收维新派人士参加政权，大力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君主立宪。光绪也亲自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倾听了他的变法意见。到了6月11日，光绪正式下令宣布变法。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加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鼓励人民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新式的陆海军，加强国防，等等。
这些命令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也都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成千上万的盼着“金榜题名”来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那被裁撤的衙门的大小官吏等一切旧势力，都极力反对变法。各色各样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但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之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着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却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囚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杀害了一些维新人士。维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王德一）
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屠杀了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历史上把他们叫作“戊戌六君子”。在这六个人中间，谭嗣同是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1865）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正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变法图存。谭嗣同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在湖南浏阳发起设立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的道理。后来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的梁启超取得密切联系，经常为《时务报》撰稿。
1897年他写成了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名著————《仁学》。在这本书里，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热烈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胆地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当然，在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幻想。
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维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湖南长沙，参加维新活动，和梁启超、唐才常等共同主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湘报》主编，在报纸上宣传变法理论，抨击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在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都被任命为军机处的“章京”（“军机处”是清代专门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政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章京”是一种负责具体工作的较低级的官职），专门帮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顽固派不能容忍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积极筹划政变。维新派深感局势严重，推举谭嗣同去游说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保卫光绪帝，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但是，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立即发动了政变，一面囚禁光绪帝，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后来，慈禧太后就把这六个人杀害了。
谭嗣同临死时，神色自若，慷慨从容。并且留下了十六个字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决心，“无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后面两句话，表明了他为争取祖国进步而奋斗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方攸翰）
《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所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同书》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这些描写和揭露，一方面表现了康有为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说：“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全家人却饥寒交迫。”又说：“每逢荒年，农民们收成很少，地主还要追讨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关进监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传富人、贵人也有各种苦难，用这种宣传来抹煞阶级对立，掩盖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社会根源。
康有为宣传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逃不脱各种各样的苦难，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实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余的九章里，康有为向人们详细地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据他的描写，在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只有欢乐，没有忧愁。农工商业都归公有，再也没有个人的私产。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一天只要劳动三四个小时甚至一二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东西，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游乐读书”。一个人从诞生起，就由社会抚育，长到六岁就上学读书，二十岁以后就工作劳动，年老了进养老院享福。到那个时候，人人相亲相爱，再没有互相欺压、互相仇恨……
康有为说，“大同世界”的到来，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经过革命。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坏，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吸引人心，“大势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赞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会到来。因为要经过慢慢地宣传，要等所有的人都赞成，所以他说，大同世界的到来得等到千年之后。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放弃剥削，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秦汉）
义和团运动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兵法艺，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电杆，
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势萧然。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广泛流传的歌谣，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流传，信神练功。到19世纪末叶，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就通过义和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展起来。
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指使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陆军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以便通过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个卖国军阀果然遵从帝国主义的吩咐，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山东逐渐扩展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劳动者踊跃参加，妇女群众也积极组织起来。同时，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也都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南方各省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英勇的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到处焚烧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立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义和团群众也就更大规模地动员起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手执戈矛的革命人民斗争得很英勇，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只到达廊坊，便被义和团团民打得狼狈逃回。成千上万的团民赶往天津，在张德成、曹福田等的领导下，与各帝国主义派来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北京的团民也向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集中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广大群众送水备饭，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清政府的部分爱国官兵也和团民一起参加了战斗。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个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
清政府是不敢开罪帝国主义的，对于从农民中自发兴起的义和团，一开始即视为“乱民”，诬作“拳匪”，一再下令“剿办”。但是义和团冲破了清政府的镇压，迅速发展起来。以暴风骤雨一般的浩大声势，压倒了清政府的反动气焰，胜利地进入了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的心脏地区，甚至在皇宫禁地也要进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败类）。这使得清政府惊惶失措，感到若不从表面改变态度，避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那么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它暂时收起了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欺骗和利用的阴险手法，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并且被迫在这年的6月21日对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几天以后便又偷偷地电令驻在外国的使臣向各帝国主义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并保证对于这些坚决反帝的“乱民”还是要想办法“惩办”的。以后，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了侵略军，大举向中国人民进攻。慈禧太后的本来面目也跟着显露出来，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骂义和团是“拳匪”，并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协助帝国主义侵略军“剿办”义和团。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屠杀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武装反帝爱国运动，但是那时还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还不可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张守常）
八国联军
帝国主义历来仇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更加咬牙切齿，由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1900年（旧历庚子年）8月13日晚上，侵略军闯到北京城下。14日，中国的部分爱国军队依托城墙，在北京城东面的齐化门（朝阳门）——东直门一线，和日、俄侵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敌人近五百人。这一天下午，英国侵略军从防备空虚的广渠门攻入北京外城，并进入了内城的使馆区（天安门的左前方东交民巷一带），15日，北京城里部分军队和义和团仍在继续巷战，但已不能挽救北京城的陷落。
一贯欺内媚外的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到了这时，丢下了北京的人民，化装成农妇从西直门逃走了。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吏，有的早已逃散；没有逃散成的，也只顾自己身家，想方设法弄了洋文护照作保命符；还有一班更加无耻的家伙，帮着侵略者欺负人民。
从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全城就陷入了极度恐怖的境地。这群自夸为“文明人”的侵略强盗，在北京城里干下了世界近代历史上罕见的野蛮行为。侵略者一进北京，就放纵军队公开大抢三天，三天过后，抢劫仍没有停止。人们家里的金银、首饰、粮食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搬不动的家具则被劈为柴火烧掉。在各国使馆和军营里，抢劫的东西堆积如山，侵略强盗都抢着进行分赃和买卖赃物。皇宫府库里保存的许多珍贵文物也纷纷被劫运到国外。靠近英国使馆的翰林院，保存着我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不少被放火烧掉，剩下来的也被帝国主义各国囊括而去。直到现在，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仍收存着这些赃物。此外，政府机关的钱财、仓库的粮食，更是被洗劫一空。这群强盗在大肆抢劫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污妇女。它们公开命令：作战时，如果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进入北京以后，看到行迹稍有可疑的就指为义和团，立刻加以杀害。这些兽军到处掳掠和奸淫妇女，连老妪幼女也不能免。所有这些血腥的罪行，说明自命“文明”的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凶残、野蛮和下流！
（章明）
《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条沉重的锁链。
清政府在义和团的巨大压力下，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义和团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以后，清政府更加慌了手脚，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帝国主义乞和。
帝国主义各国本来想用武力直接瓜分中国，但中国人民顽强英勇的斗争，教训了它们，迫使它们不敢动手。同时，这伙心怀鬼胎的强盗，彼此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这也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持清朝政府，并通过这个听话的傀儡，间接地统治中国人民。
1900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除了出兵的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以后又根据这个大纲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1901年这一年是旧历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又叫《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全文共十二款（另有附件十九件），主要内容有：
1.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上自亲王下至府县地方官，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同时还要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去道歉赔罪。
2.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民建立和参加抵抗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各地方官对于人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活动，如不立时镇压，即时撤职查办。
3.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902年1月1日算起，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
4.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
5.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各个炮台一律拆毁。
6.北京到山海关间铁路沿线十二处，各国可以驻兵。
（章明）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各省的军阀官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一项罪恶活动。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清朝中央政权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在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在北方几省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南方各省人民也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时，一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利益，不使反帝运动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决定勾结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共同行动。6月中旬，英国政府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刘坤一和张之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理会清朝中央政权的“宣战”命令，于6月26日由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人生命产业为主”。根据这个章程，另外还拟定了《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规定“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对于“聚众滋事”的人，要“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根据《东南互保章程》，在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东南地区的五个省份内，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实行所谓“互保”。
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军阀官僚，也都表示和东南各省采取一致态度，在他们所辖的地区内也像两江、两湖一样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镇压。
“互保”的局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东南各省一直保持着。在这期间，英国曾陆续派遣军舰开往上海、南京和汉口等沿江口岸，帮助当地军阀官僚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
“东南互保”的实行，使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和阻碍，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项罪恶活动，在当时起了保护东南各省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利益，稳定这一地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
（荣国汉）
颐和园
颐和园是在北京西北近郊区的一所大型园林建筑。园内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主，在湖山之间建有各式各样的楼台殿阁、亭榭桥廊，再点缀上松柏花木，使自然山水与人工布置结合得极为谐和，气象壮丽而境界幽美，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家和建筑工人的高度智慧和杰出技能。
这里原名清漪园，是1750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这年，他为了给他的母亲庆祝六十岁“万寿”，在这里的瓮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名为万寿山。在山前的湖水东岸筑堤蓄水，使湖增大，模仿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练水军的故事，也在这里观看水操，并命名为昆明湖。这一处湖山，从此便成了圆明园附近的又一所禁苑。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漪园也同时被毁。十几年以后，慈禧太后想修复圆明园，供她游乐，但因需款太大，未能进行。又过了十几年，慈禧太后在建立海军以加强国防的名义下，责成各省年年拨解巨款，而暗地从中提取经费，于1888年重修清漪园，作为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园名也改为颐和园。她搜刮了人民大量的膏脂血汗，修成了这个华美壮丽的庭园，供她一人享受游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负责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海陆军大败。第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全国人民正悲愤莫名的时候，慈禧太后却仍旧安然地在颐和园避暑度夏。当时民间曾传述一副对联来表达他们的满腔愤懑：
台湾岛已割日本
颐和园又搭天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又遭到侵略军的破坏，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之后再予修整。清政府被推翻后，颐和园于1924年被辟为公园。但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管理不善，日渐残破。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园林回到了人民手中。为了保护这一所大型园林建筑遗产，经过大力修整，颐和园面貌焕然一新。颐和园经过园林建筑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创造后，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每日以清爽愉快的风貌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张守常）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4——1908）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称叶赫那拉氏。咸丰元年（1851）她十七岁时，被选进皇宫，成为清朝咸丰皇帝的嫔妃。初封“懿贵人”，是嫔妃的第五级。后来晋封为“懿嫔”。1856年时，她生了儿子载淳，随即晋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一级的“皇贵妃”，列为宫廷中嫔妃的第二级了。她的“地位”扶摇直上，使她有机会参与政事，并产生了掌握统治权力的欲望。1861年咸丰皇帝死去，她的儿子载淳才六岁，便继承了帝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年龄很小，不能掌管国家政事，她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打破清朝成例，实行“垂帘听政”，称为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从此，慈禧就正式地爬上了统治中国的政治“宝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最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并且充当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地位，头一件事就是联络奕䜣等洋务派势力，取得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用阴谋手段发动了1861年的“北京政变”，把当时掌握清朝政府中央实权的满族亲贵载垣、端华、肃顺等“议政王大臣”处死，消灭了她的政敌。接着，又使用各种手段，培植她的党羽爪牙，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许多满族亲贵和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组成的“慈禧集团”。
慈禧太后刚刚打倒了她的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立刻把大屠杀的刀锋指向了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斗争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她十分明确地宣称，这些革命农民是她的“心腹之害”。她迫不及待地和英法侵略者勾结起来，让那些火烧圆明园、抢劫京津、屠杀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军队，来镇压中国人民。在慈禧的主持下，中外反革命势力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行了联合进攻，终于在1864年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不久以后，又血腥地镇压了捻军以及各地的人民起义。慈禧太后就这样扼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暂时稳定。
慈禧太后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人民起义以后，就一方面尽量地宣扬她镇压人民的“功勋”，挂出一面“同治中兴”的招牌；另一方面极力铺张挥霍，追逐骄奢淫逸的生活。她最宠爱的太监，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招权纳贿”，肆行搜刮，以供挥霍，把宫廷弄得乌烟瘴气。今日宴会，明日赏赐，“天天过年，夜夜元宵”。除了宫廷靡费之外，她进一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例如，修建颐和园，据说，“土木之费，几七千万，穷极奢侈”。其实修建颐和园的花费，远远超过此数。因为除挪用了“筹设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万两之外，还得加上各地官僚从人民身上搜刮来向她“报效”的许多银钱。1894年，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她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下令各省准备景物“点景”。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上，各省分布“点景”，实际成了一次铺张浪费的大比赛。
慈禧太后整日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对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本不闻不问，相反地，她还常常把外国侵略势力当作保护她统治地位的靠山。因此，她对外政策的原则就是屈辱投降，卖国求荣。她和她的集团曾经公开说过，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话确实是慈禧和她的集团奴才嘴脸的最好的自我写照，是他们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的深刻的自我揭露。慈禧太后在处理所有对外交涉事件中，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例如，1885年，中国军民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和越南人民一道，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乘胜追击逃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却把胜利作为议和的阶梯，提出“乘胜即收”的投降卖国论调，立即结束战争，并和法国签订和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利益。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且军事力量并不弱于日本，但是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执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始终对战争抱着消极态度，不做战争准备，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干涉和调解上，到处求人。结果战机全失，海陆军遭到惨败，还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又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利益。
在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慈禧太后统治集团害怕义和团强大的反帝反封建拳头，打到自己身上。他们一面假意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企图利用帝国主义达到消灭义和团的目的，另一面却又积极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逃往西安，她在逃跑的路上下令清军配合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完全公开地和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李鸿章、奕劻执行着慈禧太后的对外方针，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彻底地出卖中国、出卖人民。慈禧太后就这样阴险狠毒地反对和破坏民族自卫战争，又一次扑灭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小士大夫，掀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道路，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机，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但慈禧太后统治集团，根本拒绝和害怕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她纠合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变法，反对进步，并暗中布置力量，又一次采取宫廷政变的手段，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废除维新政令，大肆捕杀戊戌变法的志士，扼杀了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动的慈禧太后竭尽一切力量，想扑灭这次革命的火焰，破坏和镇压革命。但是，她的反革命事业并没有成功。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慈禧太后比那个封建朝廷更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08年就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死去了。
（袁定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手段。
最早在中国开设银行的是英国。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本主义把大量的纺织品、鸦片烟和其他商品运入中国，又从中国掠取丝、茶运回本国，他们通过这种掠夺性贸易获取暴利，剥削中国人民。为了办理大量款项的汇兑和周转，以便进行这样的贸易，他们便开始在中国筹设银行。1848年，他们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东方银行的分行，中文名字叫作“丽如银行”。
1854年，英国又设立了“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了“麦加利银行”。后来，麦加利银行又在汉口、天津、广东、福州、青岛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这些银行成立后，营业很兴盛，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特别是麦加利银行，更成为英国在中国最老的金融侵略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权，接着，英、美、法等国又帮助清朝封建政权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侵略强盗们准备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活动。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资本家联合了当地一部分德国、美国商人，共同创立了“汇丰银行”，次年还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后来，汇丰银行就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据一个外国人的统计，英国银行“在中国支店的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它们的联合资本，在1880年时达一千六百八十一万英镑”。在这些银行中，势力最大的是汇丰银行，“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而且成了“压倒一切的财政势力”。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国开设银行。如：1863年前后，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行；1872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89年，德国十三家银行合资在上海创设了“德华银行”，资本达白银五百万两。
到了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开设银行。银行的作用也根本改变了，它的主要任务已不是一般的为商品输出服务，而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了。
1893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1895年，沙皇俄国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成立分行。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这些银行成立之后，不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借款（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向外国大举借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借款给清政府时取得很多权益），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发行纸币，操纵市场。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在章程中擅自规定：“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
据统计，一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设立过的银行共有八十多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财政金融的状况才被消灭。
（任红）
退款兴学
1901年，帝国主义强盗在镇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强盗向中国勒索了大批“赔款”。这批“赔款”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庚子赔款”。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血泊中，也捞得一笔为数不小的赔款。
1909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把从中国掠夺去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中国学生。这就是所谓的“退款兴学”。一贯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时居然大发“善心”，竟“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呢？原来美帝国主义在实行“退款兴学”手法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侵略阴谋。
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国侵略者发觉单靠武力是不能征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他们决定配合使用武装侵略和精神侵略这两种不同的侵略方式。于是就开始酝酿“退款兴学”的侵略方案，企图用这种办法达到在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虏中国人民的目的。1905年，由于美国虐待华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和经济绝交手段，给了美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1907年，一个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侵略分子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积极鼓吹“退款兴学”的主张。他在这本书里还转引了1906年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詹姆士在《备忘录》里毫不隐讳地道出了“退款兴学”方案的侵略目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通过那从智力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接着，他更加露骨地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詹姆士的言论，已把美国“退款兴学”的阴谋实质，不打自招地供认出来了。
可见，美国侵略者“退还庚子赔款”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对中国实行更为阴险毒辣的精神与文化上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不止于在中国办学校，同时还扩及精神、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马汝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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