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黄天荡之战

    高宗即位之初，内有李纲，外有宗泽、张俊、韩世忠，内外协力，不难驱除胡虏，报仇雪恨。未几而李纲罢，黄潜善、汪伯彦辈用。金兵横行山东，群盗蜂起，而汪黄诸人，既无谋略，专权自恣，言事者不纳其说，请兵者不以上闻。既而金兵日南，高宗不得不弃中原用武之地，而移都杭州（时改杭州曰临安府）避之。

    金人见中国无主，遣其将乌珠（旧译兀述，今据清殿本金史改），大起燕云、河朔之兵，出定中原。于是杜充逃而东京不守，唐佐死而南京又亡，刘光世遁而江西陷（刘光世在九江置酒高会，金兵至而不知），陈邦先降而建康去。临安之小朝廷，亦不可守，乃不得不委第一湖山（谓杭州也）于丑夷之手，而仓皇逃避至越（今绍兴府，宋名越州）至明（今宁波府，宋名明州），皆不安稳，卒逃至海中（舟次昌国县，今镇海县也）。千乘万骑，去九重之安，而冒险于洪涛骇浪之中，此中国帝王所未有也。汉族之运命，至是诚岌岌关，非武穆其孰保之。

    其时乌珠之兵，自安徽之广德（今广德州），侵入临安。杜充一军，既已降敌（杜充时在建康），武穆独引所部，追蹑金兵，六战皆捷，俘获甚众。察其可用者，结以恩信，仍遣还，令夜斫营纵火。宋军乘乱纵击，大败之。金人相与震恐曰：“此岳爷爷军也。”乌珠闻之，不敢久恋，改入江苏境，将由此北归。微广德之胜，则厓山（在广州海中）之事，恐不待帝昺而见矣（宋亡于帝昺，元兵入临安，陆秀夫、张世杰奉帝入海，败于厓山，帝自溺死，宋遂亡）。

    乌珠攻常州（今江苏武进县），朝命武穆移屯。城外有金沙禅寺，武穆乐其僻静，尝从容登览，留题壁间，至今传为名迹。与金人遇，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府东，又大胜。横尸十五里。乌珠趋建康，武穆设伏牛首山（在江宁府境内）以待；又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击杀。乌珠奔淮西，遂复建康。建议谓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更宜益兵守淮，拱护腹心。盖金人常自山东、河南南下，其时汽船未行，则淮河、大江实为南北之天堑。北以武昌为重镇，南以金陵为扼要。迄今言东南形势者，皆本武穆此论而不可易。论史者每谓乌珠破临安，高宗航海之时，宋之国祚，得以转危为安者，实赖韩世忠（字良臣，封蕲王，延安人）黄天荡（在江宁府东北，长江至此寖，深广横阔三十里）之战。不知此因武穆扼其北路，乌珠乃冒险而走苏常。北人不习水战，又当新败之后，胆丧气夺，仓皇窜走。武穆又扼之于建康，世忠所以成功。滚滚长江，自周郎赤壁以后，寂寥久矣。黄天荡事，尤为吾族对外之大战。虽胜败参半，犹得与诸君浮白而读之。

    其时世忠自镇江退守江阴，以前军屯青龙镇（在松江北，以青龙江为名），中军驻江湾（宝山县南，离上海十里），后军驻海口，俟乌珠西窜，将邀击之。会上元节，就秀州（今嘉兴县）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金师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山在镇江县东江中，后汉处士焦光隐此，因名）。乌珠欲济江，乃遣使通问，且约战期。世忠许之，因谓诸将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在镇江西北，与焦山对峙，本名浮玉山，以裴头陀开山得金，因改名）龙王庙者。敌必登之，以觇我虚实。”乃遣苏德将百人伏庙下岸侧。先戒之曰，“闻江中鼓声，则岸兵先入，庙兵继出，以合击之。”及敌至，果有五骑趋庙，庙兵先鼓而出，获两骑。其三骑则振策以驰，驰者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而起。诘获者，则乌珠也。

    两军既战，凡数十合。世忠妻梁夫人亦在行间亲执桴鼓，以励军士。敌终不能济，俘获甚众，虏乌珠之婿龙虎大王。乌珠惧，请尽归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许，复益以名马，又不许。遂自镇江泝流西上，金人循南岸，宋人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出金师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达旦，军士皆欢呼。世忠出酒相慰劳，酒罄，掷其瓶于江中。今渔人往往得之，古董家称为韩瓶。将至黄天荡，乌珠窘甚，有汉人教之曰：“老鹳河（亦名老鹳嘴，在黄天荡南）故道，今虽湮塞，若凿之，可通秦淮。”乌珠从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趋建康。

    乌珠至建康，则武穆早厉兵秣马以待之矣。乃以骑三百，步兵三千，邀击于新城（亦曰北城，在句容县北），大破之。乌珠无可奈何，复自龙湾（市名，在上元西北）出江中，趋淮西。会达赍（旧作挞辣）自湾州遗贝勒塔叶（旧作孛莲太乙），引兵来援。乌珠乃复引还，欲北渡，世忠与之相持于黄天荡。塔叶军江北，乌珠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乌珠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

    乌珠见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谓其下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于是闽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乌珠从之，刑白马以祭天。及天霁风止，乌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乌珠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师遂大溃，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乌珠遂济江而去。此战也，世忠以八千人拒乌珠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复渡江矣。

    【批评】

    钦宗之时，京师有言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鄙谚曰“急来抱佛脚”，其意正同。专制之国，一人孤立于上，其能阿谀之者，以为贤；不能阿谀之者，以为不贤，故正人君子，常不容于朝。高宗果能始终以朝事任李纲，以兵事任张、韩、刘、岳，金人不足平也。乃是非不明，贤奸莫辨，不能救中原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可胜惜哉。民主之国，自不患此。而意气用事，则亦往往有是非不明，贤奸莫辨之虑，我少年当知之。

    辽、金、元三朝，皆非汉人，文字各异。辽、金二史，修于元人，元史修于明人。元人不习辽金文字，明人不习蒙古字，故译音不能无讹。清乾隆帝别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索伦语正辽史之误，以满州语正金史之误，以蒙古语正元史之误，音义较旧译为确，今皆从之。

    战器有古今，战略亦有古今，惟随时应变，出奇制胜，则今犹古也。武穆对宗泽、张所之言，诚为至论。其后孤军转战，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可谓巧于用兵矣。然莫谓武穆纯恃巧术也。其忠义之气，入人者深，故兵虽败而不乱，虽饿而不掠，赴汤蹈火，一惟武穆之命。故为将之道，立身为先而战术次之。

    韩蕲王，亦南宋名将也。黄天荡之战，乌珠有甲十万，而无所施其计，至于涕泣求哀。金人横行中原以来，未有若此次之穷蹙者。读史者至此，不禁拍案称快。乃有汉奸，为虎作伥，教猱升木，终致转胜为败，岂不惜哉。然世忠亦不得辞其责也。大舟非风不能行，此理之浅而易见者也。周郎赤壁，乘风纵火，而胜曹公。此事之显而易防者也，世忠皆未虑及，不败何待。脱以武穆当之，必无此事。

    吾国自汉唐以还，人习于一统之治。故爱国之心，淡然若忘，而自私自利之心，牢不可破，是可慨也。闽人王姓，明是宋人，乃不惜覆祖国之同胞于逆浪之中，以利敌国。且当时乌珠率十万之兵，深入东南，米薪诸物，岂能尽携？而不闻其有绝粮之虑，是必宋人给之矣。惟利是图，恬不为怪，所以欧美联军北上之日，其奋勇当先者，皆我国之佣兵也。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呜呼。

    高宗即位的初期，朝廷内有李纲，外有宗泽、张俊、韩世忠等人，内外协力合作，并不难驱除胡虏以报仇雪恨。可惜不久李纲被罢职，黄潜善、汪伯彦等一班小人用事。到了金兵横行山东，群盗蜂起的时候，而汪、黄等人既没有谋略，而且专权自恣；所进的忠言他们不采纳，那些请求出兵的奏章他们隐瞒不上报皇上。因此金兵一天一天的南下，高宗不得不抛弃中原等战略要地而移到杭州避乱，改杭州为临安府。

    金人看见中国无主，便派遣他的大将乌珠（旧译兀述，今据清殿本金史改），率领燕云、河朔的全部兵力，出击并占领了中原。于是杜充败逃，东京失守；唐佐死了，因而南京也丢失了；刘光世遁逃，江西陷落（刘光世在九江置酒高会，金兵至而不知）；陈邦先投降，建康失守。临安的小朝廷，也不可保，高宗便不得不放弃了第一湖山（指杭州），仓皇逃避到越州（现在的绍兴，宋名越州），又到明州（现在的宁波），都不安稳，最后只得逃到海中（舟次昌国县，现在的镇海县）。千乘万骑，放弃中原这片安稳的土地，而冒险于洪涛骇浪之中，这是历朝从来没有的事。汉族的运命，此时确实是岌岌可危的关头了，如果不是岳飞，谁又能来保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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