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缝

    <strong>1. 他人即鬼魂</strong>

    人都会遗忘——除了被遗忘者本人。此事我一直铭记在大脑里：在两个太阳穴之间。我很清楚：我已从所有人的眼中、所有的记忆里被抹除了；用不了多久，连窗玻璃和水洼也不会再映照我，连它们也不需要我。我不存在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从未有人说出或将说出这句话：他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遗忘。路过商店的橱窗和马刺石时，我经常听到顽童在我身后百无聊赖地吹刺耳的口哨：躲开！躲开[当时在莫斯科街角出售的廉价玩具哨子能发出uidi-uidi（走开、闪开）的声音。]！但我甚至连这也做不到——一个不存在的人怎么可能躲开呢？我从不戴隐形帽，我的帽子是一顶老式的普通软呢帽，帽檐耷拉着。即便这样，人们直视时也看不见我；即使我们撞了肩膀，他们也只是咕哝几句，头也不抬。我只模糊记得握手的感觉，那种手掌间的压力。我的脚步会偶然将我带到一处遥远的墓地，在墓碑之间沉思是那么轻松、平和。那样的时候很少，只在那时，我才能看到那些呼唤我的词语：“过路人”或“停步吧”[指墓志铭上所刻文字。科尔扎诺夫斯基在《埃比塔菲亚》（Epitafiya）中写道：“墓志铭是刻在墓碑上的纪念碑文，通常是写给‘过路人’的，也就是匆匆而过的人，因此必须清晰简洁。”]。我会真的停下来，有时我甚至坐在十字架和铁栅栏旁，与那些从不回答的人交谈。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死者与我。我凝视着长得高过他们的荨麻，凝视那些蓬乱的、布满尘土的草叶，心想：我们。

    今天，微风习习。寒气不断从我破旧的外套缝隙侵入。太阳快落下去了。又一个漫长、漆黑的寒夜即将到来。我的烦恼显而易见，实际上，它就在我的袖子上：接缝处裂开了，吐出里面的断线头，真不体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而是在两者之间——在一个接缝里。或许这件旧外套促狭着我的双肩，如果它不再温暖我，至少还能提醒我：接缝。

    是的，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写，在一个开裂处——沿着一道缝隙去写。我的思考也感到了呼吸困难：吸气—呼气，呼气—吸气。很难完整地想点什么。就拿今天来说。我来到常去的林荫道，坐在常坐的那张长椅上，向四周张望。人来人往——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从右边走到左边，从左边走到右边，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两个人、一群人。开始我还想：对我来说他们是谁？对他们来说我又算什么？随后我便只是看着了。他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走着。然后我又想：他人即狼[他人即狼：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前184）的戏剧《驴的喜剧》（Asinaria）中的一句话，常被引作拉丁文Homo homini lupus est。]。不，那不是真的，那太感伤，太轻快了。不，他人即鬼魂。只能是这样。这样说更准确。一个人把牙齿咬入另一个人的喉咙里，至少还会相信——这点是最重要的——另一个人的血。但难就难在这儿：很久以前，人就不再相信人了，甚至在他开始怀疑上帝之前就不相信了。我们害怕他人的存在，就像我们害怕鬼魂，只在很少的时候，在人们于薄暮中相互凝望时，我们会说：他们相爱了。难怪恋人们寻求春宵一刻，好过互相想象，而那正是鬼魂四出的时刻。有趣的是，最乐观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只能看到一个离散的无窗的单子世界，一个本质上孤独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试图比这位乐观主义者更乐观，宣称灵魂有窗子并能打开它们，那么那些窗户以及打开的可能性最终都会被钉死，打上板条，像一座废弃的房子那样。作为单子的人，也有个坏名声：他们中间住满了鬼魂，其中最可怕的是人。

    是的，狼有福了，因为它们至少还相信血。相互倾轧——这应该是我们漫长而艰难之旅程的终点，只有当……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铅笔停下，像被卡住……卡入一道裂缝里。

    <strong>2. 面包与形而上学</strong>

    昨晚比预想的更冷。现在还是八月初，但初秋霜冻已然降临。我的膝盖患有风湿性疼痛，我还有一点发烧。总有那么一个夜晚，我蜷缩在长椅上，到了早上也不会起身。一些未能在夜间卖出自己的瑟瑟发抖的女人，或是某个眼神黯淡、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醉汉会坐到我旁边——伴着黎明的微光，请求借个火。我不会应声。他从帽檐下睨视，会再次请求——更试探性地、放低声音地……我仍不理会。我会一直坐在那儿，冰冷的膝盖绷紧，手指在外套口袋里僵硬，将我白色的瞳孔藏在帽子的阴影里。毫无疑问，让我放松非常困难——这是尸体的常态。

    但我已经战胜自己了。目前我仍可以挪动，能看，能听，有时甚至还能试着思考。是的，我只能不断尝试：一旦开始思考，我就会崩溃；再次尝试，崩溃。我的大脑必定是缺少液体，我的身体缺少温暖和食物。

    我的每日津贴是十戈比，不多不少。我必须在这十个硬币的范围内维持生计，不管愿意与否。每天早上，当太阳扯开莫斯科黑色的、缀着星辰的褴褛风帽时，我便开始在自己的日子中跋涉。一天又一天。我在商店橱窗里看到硕大的鱼，它们扁平的尾巴抵着玻璃，丰富的水果、罐头金字塔，闪闪发光的密封酒瓶。我几乎在每一个橱窗前都停下来：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当然，也是为其他人准备的，但我的选择只能在十戈比范围内。我将脸转向街道，车辐条在旋转，弹簧懒洋洋地摇晃着——面纱后的女人的眼睛，跳动着的微光和阴影，嗖嗖的车轮轻快地将她们带往一些隐秘之处，一波接一波。我咬紧牙关想：是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也是她们的，但我的只限于十戈比的范围内。耐心点——你会得到你在大地上的那份。宽度——从左肩到右肩，长度——从头顶到脚底。现在，你要为自己的小太阳欢呼，它有十戈比硬币的直径。

    我从不走进商店的厚玻璃门，我试图不去听车轮的嗖嗖声，不去看仅能观赏的东西。我走到伊比利亚礼拜堂[伊比利亚礼拜堂（Iverian Chapel）：建于1669年的小教堂，夹在通往红场的复活门的双拱门之间，为俄罗斯圣地之一，1929年被拆除，1995年重建。]，它那古老的大门在小贩们的托盘之上拱起，我松开在拳头里微闪的硬币，迅速把它换成一个三明治，两小片白色的、普普通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黄油和红色的鱼子酱。我只买得起这个。然后，我找到一处偏僻的长椅，打开夹层面包——先是一半，接着另一半——吞下两片，连面包屑都不剩。你有没有捣鼓过那种廉价老怀表？它的发条撑不了多久。如果它每况愈下、齿轮磨损，那么它停的次数比走的要多。哪怕如此，你每次上发条时，它都努力滴答，也还能短暂地动动指针。然而你看，它又停了。我的大脑也这样：我会像你拧老怀表一样使劲拧它，我在牙齿间塞入三明治——啊哈，瞧，我脑子里一阵滴答，指针猛扑一下。齿轮咬合齿轮，字句咬合字句——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启动了。然而它又突然卡住，后退，我脑中又空空如也，似乎没有了脉搏，也没有了“我”。请记住，这些简短的笔记就是这样记下来的：三明治—形而上学—三明治—形而上学……这么多十戈比的硬币，这么多的世界观。

    <strong>3. 珀欧潘克什</strong>[珀欧潘克什（Purvapakshin）：印度哲学中最出名的学派。珀欧潘克什是一个虚构之人，他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享有最终否定权。]

    很多年前，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一个记事簿里。我还记得，遇到“珀欧潘克什”这个词时，我正在翻查英文版的古印度文献《吠檀多》和《数论》的抄本、评注和汇编。珀欧潘克什似乎从未存在过，然而如果不是因为珀欧潘克什的缘故，我们中有谁还能说“我是”？关于这个人的神话是印度诡辩家为了构建反题而发明的。体系的建立者来来往往——一个接着一个。这么多的建立者，这么多个世界：每一个——无论是维亚萨[维亚萨（Vy?sa）：传说中的神人，被认为是《摩诃婆罗多》的编撰者。]还是帕坦伽利[帕坦伽利（Patanjali）：公元前2世纪印度哲学家，《瑜伽经》作者。]——都带来了他的“如是”。而每一位都放弃了自己的“如是”而归于死亡。但是神人珀欧潘克什永不会死，仅仅是因为他从未降生；他也从未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说过“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说不的人”。作为对立面的捍卫者，珀欧潘克什始终与一切对立：论著紧接着论著，千年绵延千年。这个“人图（mandiagram）”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他的“否”战胜每一个“是”。对我来说，古老的珀欧潘克什也是一位印度圣人的非辩证的化身。在夜晚林荫大道的长椅上，我几乎可以看到或强烈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包裹在一块斑斓的破布里，瘦削的额头低垂，他展平单薄干枯的嘴唇，只为说出一记闷棍般的“不”。哦，我们有多少次——胳膊挨着胳膊，珀欧潘克什和我——在嘈杂的莫斯科林荫道上，在车马叮当声和旋涡里，在匆匆的光影中，在所有这一切中，一次又一次地高唱起我们的“不”。

    是的，我被他吸引住了，确实，我差点爱上他，也许我只爱他一个人，这个不存在之人和他的“不”。我想用手掌挤捏太阳穴，将整个世界诱入我的意识，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我的“不”，反对一切：击打上方、下方和周围的一切，击打近处和远处的一切。这是我唯一的幸福，无论它是不是抽风和病态：颠覆一切垂直排列的事物，熄灭假想的太阳，将所有轨道与整个世界卷入无世界性。

    我不能改变这践踏我的生活，或视它为非存在。就算这样——我仍反对；珀欧潘克什和我，我们仍反对。我们不想要发条时间，我们不想要自己的生命被国家保险，我们不接受自己的想法被熨烫成平整的四折报纸，像阿育王时代一样。如今，在这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他说出，我重复，他坚持，我拥护：“不。”我，一个受迫害的、一无所有的半死之人，虽不能翻转已坍塌的房屋、一切事物及所有生不如死的生命，但我能做到这点：颠覆意义。别的就留着。留着吧。

    <strong>4. DNP</strong>

    当人们一旦学会字母，他们就试图用它们创造点什么。一个沉湎于文字的人被称为作家。我像其他人一样，每当我想用字母表造点什么，它就会崩溃——向来如此。这些天，我不为任何人写作。但是从前，我偶尔将我写的东西给别人看，给专业的字行评估师，他们既不买它们也不退回，只批复：DNP，意思是：不可印刷，不合时宜。

    我承认，我也曾不得不去搞清隐藏在这三个字母DNP背后的全部苦涩之意。我记得，第一次去送交手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我有点恐惧，心跳加速，公文包的金属扣咔嗒一声将它关在里面。我不得不多次回访，等待批复，而我的评估师只需要三个符号：DNP。我记得这几个符号是如何在我眼中跳跃的，在联想中被串成一条线：DNP—GDP—GNP—DNP。此时，这些看来很愚蠢，但在那时，简直是可悲。尽管这样，我，一个被遗忘的人，仍拒绝遗忘。对此，我要放上我的“不”。

    我们中许多人都不适合，必须被“退回”。我们这么多人被划掉，被推到一边。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学在哪里：在书店橱窗里还是废纸篓里。再说，相信书店橱窗的人们并不那么信任它。考虑到我微薄的每日津贴，我能拥有的只有封面：我注意到，每个星期一书店橱窗都会更换它的海报。我试图猜测里面是什么——在未裁开的、平滑压制的内页里是什么，然后我继续游荡，从一个橱窗到另一个，积聚着阴沉的预感。我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我从未用过裁纸刀，我只能透过玻璃看一眼文学。但你也能从封面学到点东西。我们可以从边缘画出指向中心的半径。有时，我会在林荫大道的长椅上看到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有时，我旁边同一张长椅上会有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但是，如果抚平皱巴巴的报纸，我总是从字里行间看到一成不变的话题、老掉牙的言论，以及关于这些陈词滥调的陈词滥调。从那张专注于书籍的脸上，我总是看到同样的灰白的反光和嘴巴周围无聊的皱纹。接着，那位读者（我经常观察到这种动作）突然从他打开的书中抽离，将书朝下放到长椅上，看看我，看看过往的路人、树、水洼，随便什么——在他的眼睛里，透过波动的字行我看到：DNP。

    我不觉得嫉妒，也不后悔。但有时我确实试着去想象所有那些抢在我前面，已经设法将自己的墨水变成印刷墨迹的手稿。如果过去的作家们是从手边的墨水瓶里，从自身内部和周围的事物中寻找主题，如今他们什么也不找了：主题是被分配的。任何作家，如果他还有点良心，或许应该起草他自己的主题参考表。为专家[这里指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受过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流亡者和工人各自拟定一个栏目，每栏再细分：a. 党员；b. 知识分子中的非党员——这些人再细分：i. 塞入一个阶层[列宁坚持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是“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一个阶层。]；ii. 封杀，等等——写作者这时可以纯粹机械地使用计算n种组合的公式来获得三十到四十个情节。我有理由认为一共三十九个。

    如果你把这个观点列表用沾满蝇粪的钩子挂起来，那么……随后，你还可以把自己也挂起来：作为第四十个、最后一个主题。如果你将这些并置……那么……但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我眼前出现了灰黄斑点。我无法继续了，无法……

    <strong>5. 关于意义（Pantalyk[Pantalyk：俄语，意为“感觉、意义、秩序”。]）的思考</strong>

    我的下颚是一台多么奇特的机器：只要咀嚼一点点面包和肉——那空无中就又有点什么了。一种顽强的、根深蒂固的念头——或者说，一个痉挛的思想，就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之间——升起落下，落下又升起。今天，我用二十分钟在一堵很高的白墙[指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RVS）周围的墙。]上的简报中找到一些被灰泥半遮掩的名字：马拉—罗伯斯庇尔—格拉古—托洛[原文为：MARAT—ROBESPIERRE—GRACCHUST：马拉、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领袖，先后被处决。格拉古（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ois—No?l Babeuf，1760—1797），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活动家、记者，笔名“格拉古”，是为了向古罗马土地改革者格拉古（Gracchi）致敬。原文中的T疑为Trotsky，即托洛茨基，曾任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肃反运动中被解职，于是其名字在墙上被灰泥涂抹。巴贝夫曾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另一场革命的前奏，那将是一场更大、更庄严的最终的革命。”托洛茨基曾把共产国际追溯至巴贝夫。]（原文如此：我们本土的格拉古，没穿元老长袍，而是穿灰毛呢大衣和韧皮鞋）。那坚实的砖墙后面，还残存着一点老派作风的争辩。不久前，人们还就一切进行辩论。现在他们被堵住嘴，赶入一个石头围场，只能对着一个直径二十英寸的圆形练习靶开火。

    我喜欢坐在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Prechistensky）[今果戈理大道。]旁的长椅上，竖起一只耳朵，以鉴赏家的姿态聆听那些温顺的射击。那些断续、回响的词语召唤着——恰如我也忆起——已死去的日子：“曾经”一次次敲打“现时”之门，那石墙后的冷酷的嗓音被人山人海呼应。我倾听着，被众鬼魂环绕——现在，我并不比我的记忆更真实，我乃是子虚乌有，正如那些前来环绕我、意欲存在的虚幻念想。

    是的，简单地说，那些年——那么近却已成“那些”——将意义（pantalyk）从我们所有人脚下抽走，这熟悉的意义对那些半死不活的人太方便了。颠倒的观点在我们眼前流淌如一串串的视点。但是，当日子停止像轮辐一样转动时，那荒谬滑稽的意义又出现在脚下。意义这个愚蠢之词将自己抛向我的笔尖，虽然我并不清楚它的确切含义：它可能来自希腊语παντα（全部）和λευκοζ（白色）。果真如此，那意味着我们先是被从黏液（omniphlegmia）里吐出，然后又被吸回去。谁知道呢，也许时代的循环是由生命从血液到痰、再从痰到血液的重复变化引起的。历史之梭永远旋转，时而在火热的动脉里，时而缓慢地、一滴接一滴沿着冰冷的淋巴系统循环。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坐在这里，在一个巨大淋巴系统的冰冷而黏糊的“之后”里，追随一个巨大回旋镖的曲线轨迹：先向前——然后向上——接着回返、跌落。

    <strong>6. 负一</strong>

    每天早晨，我从栖身的长椅上起身，伸展麻木的双腿，沿着路轨穿越迷雾。摇摇晃晃的电车迎面而来，钢铁刮擦，铿锵作响。目前它还是空的，透过结霜的窗子，我能看到那些空空的椅背。绿灯，我停下让它通过——空荡荡的车厢咣当着，从浓雾中浮游而出又钻入雾中。空的金属车厢在绿灯旁停下，震颤着刹住。一两秒过去了，你也许认为会有人上车或下车。但随即，一声刺耳的铃响起，钢铁的车厢依旧空荡，放下它的空又将空收回车厢，轰隆隆地消失在幽暗的黎明。

    一点点地，从一扇窗到另一扇，那些蜷缩、颤动的形体透过昏暗显现出来。但我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正转身离开，穿过薄雾，迎接又一个漫长而饥饿的一天。

    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尽管我在这座城市的居民身旁行走、观看、聆听，我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而我是在负莫斯科。我只被允许接触事物的影子；事物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左掌跳到右掌的硬币只带给我一声清脆的叮当；我只被允许与空虚接触和对话，清晨有轨电车的铃声在昏暗中叮当，小心地让那空虚上车下车；所有向他人敞开的大门都向我关闭，而那些门背后的一切几乎都是超验的。

    我只能观看，在夜晚的十字路口拥抱墙壁，当某个人，当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他们的窗子里开灯或关灯，放下或升起窗帘；我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推开、拉开入口的门，出来、进去：他们被期待出现在剧院的幕布后面、床的遮帘后面。

    是的，我是“负莫斯科”的居民。我还没有被驱逐出这城市，在这里，我仍拥有我的象限和权利。这座城并不是物质之城，而是一座映象之城。进入它，就像掉入深水里，它搅翻了一切倾覆的表面、形体和事物的“掩盖”。如果我这种人只能拥有负数，我会试着相信这负数。这对我没有好处，您知道，重复别人的话一点好处也没有：事物投下阴影。不，在我的负城，在我幽灵般的、小小的负世界里，只有负真理才有意义——只有凌驾于负真理的事实才有意义。因此，阴影会投下事物。这就对了，在这个我被放逐其外的世界中，没人对此持异议。在一堆负数和阴影里，我勉强度日。我被紧闭的门隔断，但我也可以用这想法叉掉它们：如果在那个世界里我一无所有，除了表面、阴影、谎言和掩盖，那么我就有权怀疑，所有这些盖子下面都是谎言，它们的一切都是我影子的影子。

    那太怪了，莫斯科的街道就像被揭开的石缝。嗯。所以我是掉入了一道街缝里；所以我将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在一个负的、被放逐的、被抛弃的小世界。我接受这样的世界，而且我会穿过它一切弯曲的缝隙，无论它们引向哪里。

    <strong>7. 被偷走的孤独</strong>

    对每个人来说，现实存在于自我之中。尽管每一个“我”被缝入了一个“我们”；这些缝接在一起的个体——无论连接得多么松散——会生成一个社会，一种孤独联合体。其中最奇怪的悖论是一座城市，连接着互无关联的人。在这里，独处的需求等同于自我保存的需求：人们活下来是为了以无休的劳作为代价来换购摆脱彼此的机会。人们借艺术、工作或盗窃来积攒金钱，以便能筑起高墙。在远离人类聚居的乡下，人的孤独没有受到保护，没有被围墙划界，易受攻击；在城里，孤独井井有条，藏在百叶窗和墙壁后，被锁起来妥善保管。人，无论如何，他的身边不仅不要有别人，而且也不能有上帝；神圣者之全在的信条侵犯了他孤独的权利；那只不眨眼的眼睛盯着他的生活，透过它神秘的三角形，如同透过牢房的窥视孔，必须移除它。因此，这就是城市无神论者们的独特之处，他们在询问者和观察者之间奔波忙碌了一整天，苦苦挣扎着摆脱“我们”回到“我”，渴望至少能有几分钟完全的独处，远离外界一切视线。就如同蚕，时间到了就会急急溜走，找一个寂静无声的地方，以便将自己包裹在茧中。一个城市也是由焦虑的爬行者和一个离散之茧的系统组成，这是它唯一的目的。当然，一个城市最像城市的时刻，不是中午，而是午夜，不是四处喧嚣和嘈杂的时刻，而是一切安静如梦的时刻：只有无人的荒僻的街道，黑洞洞的窗子和一排排紧闭的门才能充分诠释一个城市。是的，我们只能背靠背生活，一切——从那些在林荫道旁各自拍打自己的沙堡和泥巴城的小孩子，到郊区那些躺在被铁栅栏隔开的坟墓里的尸体——都证实了这个想法。

    记得有一次，某个黎明前，我在一条小街转弯处来回踱步时，先是听到一阵脚步声，然后听见有人在有节奏地嘀咕着。脚步声断了，但嘀咕仍在继续。我走向那声音。在一堆灰色的石头旁，一个男人在曚昽的晨光中背靠墙站着；他的双腿摇晃，他的头似乎快从他的大衣领上掉下来。他没有注意到我和四周冷硬的石头，他仿佛被刻在一个不可侵犯的魔圈里，他继续摇晃着，全神贯注地重复：“上帝，感谢上帝，您不存在。感谢上帝，上帝并不存在。”

    这听上去如一次孤独的宣言。从醉汉身边走开时我突然想到，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追随人类的孤独。那些孤独的灵魂们试图——带着滑稽的笨拙和悲剧性的固执，在这个人类蜂巢的深处——在自己不可侵犯的圈子里自我铭写。因为我的闲暇时间很长，而且很多，所以我决心致力做一个偷孤独的贼。是的。贫穷和懒惰总是煽动犯罪：偷盗孤独。

    然而，我最初的尝试使我深信，狩猎城市孤独是一项极其困难和艰苦的任务。城市居民们习惯于在耳朵和眼睛之间耍手腕，巧妙地避开观察，从不让人渗透入他们的“我”。我将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的技术，从背后包抄，可以这么说，将敏捷与鬼祟结合。失败了几次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从简单的场合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情境。于是，有一天，当我经过一位老年盲人时，他正镇静地摆好一只木杯，准备接受好心人的硬币，我心一动，他倒是个合适的实验对象。我停在十步之遥的地方，仔细观察他饱经风霜的脸和瓦楞般的眉毛，掂量他的失明带给我的优势。几次遭遇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他弓着背离开时慢慢摇晃的背影：他一边走，一边用长棍的尖端敲打鹅卵石，聆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响。我们当时在城郊附近。我决定尾随我的目标。我们一起——敲点石头的棍子和我——慢慢地经过那些低矮的木屋，一步一步地，穿过城门，沿着一条蜿蜒通向采石场的路走着。向前两百码[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是一个上方垂挂着柔软柳枝的池塘。老人的棍子继续在尘土中试探。我无声无息地跟在他后面，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他竖起一只耳朵——细听。鸦雀无声。只有远处的某个地方，一辆火车头拉响了汽笛，然后沉寂。盲老头离开大路，转入高处尘土飞扬的草地，他戳着地面坐下来。我仍站在原处，看着他：一个人的孤独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的观察对象从他那件肮脏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小包裹，解开它，叮当的硬币声响起。“原来如此。”我懊恼地想，准备打破寂静离开。但就在这时，他那死滞的双眼周围的皱纹抽搐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然后开始了一种奇怪的游戏。他将木棍和包裹放一边，突然仰面躺倒，手指紧扣着压在胸前。随即，他露出惬意的表情，让无牙的下颚松弛，然后开始滚动他的假眼珠。这时我才恍悟：这位老人在欢快而狡黠地与死神游戏。如何发现不同的人在其独处时、在被魔法圈刻的孤独中怎样自娱自乐已无关紧要了。这一幕令我恶心，我知道其中再没有别的了，但我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每一个贼，无论他偷的是什么，都会恐惧被抓住。一辆从采石场来的马车的嗒嗒声解放了我的脚步——我急忙返回城市。这段插曲并没让我终止猎取都市孤独，尽管我对自己和这孤独承诺：永远不要将这些偷来的真髓诉诸笔端。即便是眼前这一个。我会将它们保存在内心：更安全。

    <strong>8. 一场关于脚步的谈话</strong>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说话。我今天说话了，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口讲话。第一次。不是只言片语，也非一次提问或反驳（从前发生过的）。不，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谈话，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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