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最近史学之趋势

    近人王国维谓学无新旧、中西、有用与无用，是矣。然因时代及环境之关系，而不能无所偏重，有若去今四五十年前之学者，大抵笃旧，以为中土之学术，远胜于西人，西人之所擅长者，不过器物技巧之末，遂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此一世也。迨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之不尽适用，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盖以旧者为不足道，而新者为足以应变，此又一世也。故以今视前，多数学者，以新自泽，沾丐西方之学术，而以有用相高，因之其所偏重者，又在此而不在彼。凡百学术有然，而史学亦无不然，此为最近之新趋势，而不可不述者也。

    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

    何谓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也 前古如孔子壁中书出于汉，汲冢竹简出于晋，而有宋以来，又有金石器物之出现，其中十九，皆史料也，已有人为之搜集整理矣。近四五十年内所发见之史料，其最有价值者，凡六，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汉、晋简牍，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如此多属于有文字记载之旧藏，可供专门学者之研讨者，其应搜集整理，自不待言，兹为分别述之。

    殷墟甲骨文字(一称龟甲又称龟版)，为殷代卜时命龟之辞 ，刊于龟甲及兽骨(牛骨)上，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己亥(二十五年)间(西元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始出于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南岸，水三面环之，《史记 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者也(《彰德府志》谓即河亶甲城)。崖岸为水所啮，乃得出土，土人以为龙骨，拾之以疗病，后乃入估客之手，潍县估人得其数片，携至京，售之福山王懿荣，懿荣命秘其事，一时所得，先后皆归之。庚子(二十六年)秋，懿荣殉难，所藏千余片，悉归丹徒刘鹗(铁云)，而洹水之墟，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鹗复命估人搜之河南，故续所得者，亦归刘氏，所藏至三四千片。丙午(三十二年)上虞罗振玉至京师，命估人大搜之，又命其弟亲至洹水采掘，于是丙午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迄于宣统辛亥(三年)，所得约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又以万计，而驻彰德之长老会牧师明义士( I .M.Men ies加拿大人)所得亦五六千片，总计出土者约有四万片，乃至五万片，民国以后乃不多见，且有伪造者(以上据樊抗父及王国维所纪)。惟此项出土之甲骨，悉由人民自由发掘，售与商贩转市，曾无人亲莅此地，以为有组织并合乎科学之发掘。自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从事于此，前后凡发掘七次，其地点为小屯及其附近。与其役者，为李济、董作宾等，所得之甲骨至夥，且有铜、陶、瓷等器物及箭镞。尤以十八年冬季所获之成绩为巨，其中有刻字之大龟四版及无字之整龟，又得白麟头骨一具，上刻获白麟等字。其后又续有发掘，其范围亦为之扩大。二十三年，在洹河北岸侯家屯，更获大龟七版，亦由董作宾董其役，此为罗、王以后重要之发见，有裨于考史甚大(以上据李济、董作宾所记，见《安阳发掘报告》及《田野考古报告》)，是为近年殷墟续出之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刘鹗始选其所藏千余片，影印行世，凡得十册，所谓《铁云藏龟》是也。罗氏影印之片尤夥，民国元年(壬子)十二月，始成《殷虚书契前编》八卷；五年(丙辰)三月，续成《殷虚书契后编》二卷；三年(甲寅)十月，成《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四年(乙卯)五月，成《铁云藏龟之余》一卷。而日本林泰辅有《龟甲兽骨文字》(三年甲寅十二月)，明义士亦有《殷虚文字》(一九一七年刊于上海)，英人哈同(一作迦陵)复得刘鹗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六年丁巳五月)，凡得八种。始考甲骨文字者，为瑞安孙贻让所撰书曰《契文举例》，盖据《铁云藏龟》为主，又撰《名原》，亦颇审释及此，惟创获无多。后则罗振玉撰《殷商贞卜文字考》(宣统二年)，《殷虚书契考释》(民国三年)，及《待问编》(五年)；商承祚则取材于罗氏改定之稿，以撰《殷虚文字类编》；而王国维亦撰《戬寿堂所藏文字考释》(七年)，其于殷人文字，盖已十得五六。近年则中央研究院所发刊安阳发掘报告，内多李济、董作宾之作，而作宾又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入《田野考古报告》；郭沫若亦撰《卜辞通纂通考》，于甲骨文例有所发明，足补罗、王二氏所未备。罗氏初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并及地名、制度、典礼，然亦不无附会，王氏复因罗氏所说，以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间亦辨其舛误 。又作《殷周制度论》(六年)，以比二代之文化，王氏盖就经传之旧文，为深邃绵密之研究，其于史学裨益甚多，而董作宾尤能因王氏之所说，而更补其未备，兹举其重要者言之。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 殷本纪》惟据《世本》书其世次而已。王氏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 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来六代之世系，与《史记》之纪、表，大同而小异；董氏又取《史记》及王氏所作，证以甲骨刻辞所得殷先公先王之名，作《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视王氏所考，尤为详明可据(见《甲骨文断代沿革例》，下同)，此真古史中之一重要发见也。又《书序》、《史记》均谓盘庚迁殷，即为宅亳，罗氏引《古本竹书》，谓殷为北蒙，即今安阳；王氏于《三代地理小记》中，证成其说，已无疑义。惟罗氏谓殷墟所包时期，为武乙、文丁及斋乙三世，遂谓殷墟建于武乙，去于帝乙(《殷墟书契考释自序》)。王氏则谓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古史新证》第五章)。至董氏则以躬与发掘之役，得种种之实证，既谓王氏之语为可信，又谓不仅至帝乙为止，《竹书》所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之语，乃渐可信。而王氏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氏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为研古史之重要文字，是则王氏实为治斯学极有成就之大师，又非罗氏所能及。惟自甲骨文字出世，学者多致力于拓本之研究，罕能注意实物，自李、董诸氏为发掘之工作，始知注意实物，为现地之研究，有房基，有石础，有居人之穴，有藏器物之窖，就一窖所出之器物，而判断其时代。如董氏自大版四龟中，发明龟卜，有一事两法，左右对贞之法，且谓卜辞中卜下贞上之“一”字，为贞人名，此又为王氏卒后，为进一步之研究者。董氏又谓，鉴定甲骨文字之标准，有十项：一曰世系，二曰称谓，三曰贞人，四曰坑位，五曰方国，六曰人物，七曰事类，八曰文法，九曰字形，十曰书体。依此标准，可断某片之属于某时代，盖除文字有年、月、人名、地名可推断外，舍此别无鉴定之法，是其说为尤密矣(以上亦参合樊、王、李、董四氏所记而成)。吾国汇考文字，莫古于许慎《说文解字》，其序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又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铬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其所谓篆，即秦代画一之小篆；所谓古籀，多出于壁中书及鼎彝之铭文，即周太史籀所定之大篆也。而甲骨文字发于殷墟，即为商之遗文，其时代又在周代大篆之前，故近人谓今人生许氏一千八百年后，而能见许氏未见之文，以为快事，诚非虚语，惟章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曾作《理惑论》以辟之。其言曰：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得而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实，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釁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里，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釁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血乘之宝，珕珌之削，余蚳之贝，今无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 (《国故论衡上》)

    章氏所论，专属于甲，而不及于骨，据近顷发掘所得，有史前之兽骨，其形完具，殊鲜朽坏，盖以地当亢燥，不易浸蚀之故，其于龟甲，亦当作如是观，往年后出之骨文，或不免出于伪造，至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之甲骨文字，既为有组织之发掘，尤合乎科学法之整理，其为确实可信，且有裨于证史，亦无可致其非难。闻章氏晚年，虽不称引甲骨，然亦不甚菲薄之，讵非以诸氏之所考释者，多属信而有征乎，夫殷墟之藏历年三千，甲骨累累，胥未朽坏，且经多人发掘，众目共见，谓为作伪，夫岂其然，至其作字形体，不尽合于许书，则由其时先于成周，古今未能尽同之故，许书具有条贯，而刻辞亦可参证，沟而通之，所得益宏，章氏达者，已有喻乎此矣。至于整理之法，有所谓补其文字者，有所谓接其断片者。前者王氏已有发明，后者则郭沫若之《卜辞通纂考释》，为最详悉矣。断片之接法，有以二片相接者，有三片相接者，中有阙文，或以意补之，其接补之法，或据文义，或据字形，其所取材，多以刘、罗、林、哈之书为据，亦时时附以新得之片，《通纂考释》中所举之例甚多，思考虽已入微，然亦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弊，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甲骨文字者一。

    汉人之木简，宋徽宗时始于陕右发见二简，为金人索之而去。光绪庚子(二十六年)、辛丑(二十七年)间(西元一九○○至一九○一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访古于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尼雅河下流，发掘古寺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曾于所著《和阗之故迹》中，揭其影本，嗣于光绪丁未(三十三年)、戊申(三十四年)(西元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得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得后汉人所书术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人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伯爵大谷光瑞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以其所得，辑为《西域图考》。据其所载，仅于吐鲁番近侧，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希亭)(Hedin)亦有所得，惟斯氏于民国三年至五年（西元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为第三次之探访，撰有《西域考古记》一书(有向达译本)，叙述游程之所经，及其所获至详。更于十九年为第四次之探访，以为政府所禁阻，无所获而去。近年中瑞合组之西北科学调查团，由徐旭生等领导，曾在居延河畔，发见汉人木简至千余枚，所得之富，为斯氏以后所仅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斯氏所得之简，法国沙畹教授为之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和阗故迹》中，第二次所得，则别为专书，于民国二三年间出版。未几沙氏以手校之本，寄之罗振玉，罗氏乃与王国维重行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以成《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四年出版)。王氏序其书，略谓，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讫于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皆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又谓，魏晋木简残纸，则出于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光绪庚子，瑞典人希亭(赫定)始至此地，获古书后，德人哈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据其所得遗书，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沙畹博士考证斯坦因博士所得遗物，亦从其说；余由斯氏所得简牍，及日本橘瑞超氏于此所得之西域长史李柏二书，知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 西域传》及《魏略 西戎传》之居庐仓水，经河水注之龙城，皆是地也。王氏又作《敦煌汉简跋》十四首，具于集中。盖汉晋木简之研究，罗氏则劬于审释文字，王氏则精于考证史事，其所发见，如汉时西域两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火熢之次第，魏晋间葱岭以东之国数，及西域长史之治所，均足以补史阙(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补以他书)。至最近发见之木简，虽已定议影印行世，且经有人研考，然迄今尚无具体之发表，姑不置论，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汉晋简牍者二。

    敦煌千佛洞在鸣沙山，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甲午(二十年)之顷，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浭阳端方曾藏敦煌出土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二十五年)所得，又乌程蒋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画像，乃为光绪甲辰(三十年)以前叶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且有视为废纸者矣。至光绪丁未、戊申之岁(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先后至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本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亦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曰也。木简以人工发掘而得，而此次出世之卷轴，则于无意中得之，斯氏已得约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此项写本，初为一王姓道士所发见，乃砌置一密室中，且呈报于兰州官署，谓共有七车之多，而官署则仅令其封闭而已。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贮有此藏，至则以甘言诱之，比于玄奘取经，可以恢弘佛法，王道士遂许其尽窥密藏，斯氏遂假涉猎之名，将其佳者，加以盗窃。道士知之，亦无可如何，盖斯氏并已贿买道士，许其装运出寺，当时地方官署视若无睹，且多方为之援助，以示好感于外人，遂为吾国古物上最大之损失。迨斯氏回英发表之后，我国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余，犹得万余卷，载至北京，置诸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复经盗窃，散归私家亦当不下数千卷，市中亦有流传出售者，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可据以补藏经之阙，及校勘误字，世所谓唐人写经是也。其四部书为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改字《古文尚书孔氏传》，未改字《尚书释文》，糜信《春秋穀梁传解》，《论语郑氏注》，陆法言《切韵》等。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以上俱伯希和所得，今在法国)。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经》(京师图书馆一卷，法国一卷，英国亦有残卷，书于佛教 之背)，《景教经》(德化李氏盛铎藏《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日本富国氏藏《壹神论》一卷，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集部则有《玄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玄谣集》藏伦敦博物馆，通俗诗及小说，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此其搜集之大力略也。宣统元年(戊申)之冬，罗振玉就伯希和所寄景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其景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民国二年(癸丑)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七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十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景本寄罗氏，未及精印，而王国维先临写一本，石印以行世，此皆巴黎所藏书也。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经》，亦经罗氏印入《国学丛刊》。至伦敦所藏，则武进董康、日本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羽田亨诸氏，各钞录景照若干种。王氏《观堂集林》中，如《唐写本残职官令》，《灵棋经残卷》，《太公家教》，《大云经疏》，《韦庄秦妇吟》，《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等跋，皆为审定石室遗物而作。近顷留心及此，而勤于探讨者，亦大有人在，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参以他书)。此属敦煌写本者三。

    内阁大库在北平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通路，素为内阁典籍厅所掌，凡大楼六间，其中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档案则为清代诸帝之朱谕敕谕，臣工缴进之批摺、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盖清之内阁，自明永乐至清雍正，历两代十五帝，实为百政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故政府之重要档案，悉储于此，盖兼宋时之宫中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能窥见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其露积库垣内者尚半。时南皮张之洞方以大学士管学部事，乃奏请以阁中所藏书籍，别设京师图书馆以庋置之，其档案则移置国子监之南学，试卷等置诸学部大堂之后楼。民国以后，又以学部及南学之藏，移于午门上之历史博物馆，移馆之后，即堆置于端门之门洞中。越十年，馆中费绌，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圆，时民国十年(辛酉)冬曰也。先是罗振玉官学部参事，已得见大库之档案，偶抽一束观之，则管榦贞督漕时奏摺，又取观他束，则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盖已心识之矣。十一年二月罗氏至京，于市肆见洪承畴揭贴，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遗物，因跟踪之，得诸某纸肆，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纸，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易之以归，贮于彰仪门之善果寺，拟别建库、书楼，属王国维为之记，而历史博物馆之剩余，亦为北京大学取去，此其发见搜集之大略也(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罗氏以其所得，分量太大，仅整理其十分之一，取其要者，汇为《史料丛刊》十册。其余半归德化李盛铎，贮于天津；又以其半移置于旅顺。近年又从事整顿，印成目录数册，而原件未及刊行。北京大学之所得，亦逐渐整理，发表其目于《大学日刊》中。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李氏之大库残档，几经整理，前后刊行《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其整理未竟及未及整理者，尚未刊行。又自民国十口年，清逊帝出走后，设故宫博物院于清官，搜集其所旧藏，又获得大量之史料，已取其重要者，先后刊为掌故、文献两《丛编》及《史料旬刊》等以发表之，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阁库档案者四。

    吾国汉族以外之各族、各属国，如契丹、女真、蒙古、西夏，皆曾自制文字，以代表其语言，其他各族，亦多类此，所遗留者，多在西北、东北两部。元时耶律铸见突厥阙特勒碑及辽太祖碑，元末陶宗仪亦曾见契丹文字，著录于《书史会要》，而元人赵嵊《石墨镌华》著录之《乾州大金皇弟郎君行记》，名为女真文，实则近于契丹国书之石刻也。蒙文石刻，著录尤夥，明代所修之《华夷译语》，于女真、蒙古语外，尚有多种之殊方语，可谓研究各族语文之珍本。光绪十五年(己丑)俄人拉特禄夫访古于蒙古，于和林故城北，访得突厥阙特勒碑、苾伽可汗碑、回鹘如娃可汗碑三种。突厥二碑，皆有中国、突厥二种文字，回鹘碑并有粟特文字。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入新疆，所得各族文字写本尤夥，其中除梵文、结卢文、回鹘文(即畏吾儿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为伯希和所发见，其一种为粟特语，而他二种则伯氏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 ，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即玄奘之所谓窣利，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其东伊兰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耳。宣统二年(庚戌)俄人柯智禄夫大佐，于甘州古塔得西夏文字，其中有一种名目《掌中珠》，盖即西夏图书之译语也。而元时所刻之河西文(即西夏图书) 《大藏经》，后亦出于北京，上虞罗福苌(振玉之子)乃始通西夏图书之音读，以撰《宋史 西夏传考证》，苏俄使馆参赞伊凤阁博士(Iuanobb)更为《西夏语言之研究》(以上据王氏所记)。近则陈寅恪、王静如二氏精通西夏图书，尤过于罗福苌，凡河西文《大藏经》，悉能译读，是则继起者，有青出于蓝之誉焉。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发掘辽陵之事，辽圣祖、兴宗、道宗三主，皆葬于庆州，即今热河林西县西北之白塔子，而三陵又在白塔子之附近，土人称为阿里曼哈是也。此陵早经有人发掘，明器业已无存，惟其哀册石刻尚在，凡十七石，俱经汤氏掘获，运存沈阳之居第。先是有法人牟里（Mull）（一译作闵宣化），以宣教师资格，游历至辽陵所在，发见之哀册石刻凡二，即为辽兴宗帝后二哀册，皆契丹国书也。而汉文哀册，则未之见，此民国初年事也。汤氏所发见者，为圣宗及仁懿皇后、钦爱皇后 汉文哀册，又道宗帝后汉文及契丹国书两种哀册。契丹国书之二石皆五六百字，此为近年重要之发见，其中之字，多可与《郎君行记》石刻互相印证，愚曾汇刻发见各石，为《辽陵石刻集录》，并撰序文以详其始末，然自是以来，研究契丹国书，虽大有人在，而不能明其音读，至今犹为悬而未决之问题，盖缘无《掌中珠》《华夷译语》一类之字典，为之审释，欲强通之而不能也。近年发见女真国书，凡得数石，一为河南开封之《宴台碑》，二为吉林石碑崴子之《金太祖誓师碑》，三为辽宁海龙杨木林山之《收国二年碑》，四为柳河界之《金太祖大破辽军息马立石碑》，皆汉文与女真国书并刻，此亦研究女真国书之瑰宝也。近人丁文江等，考究西南夷之语文，是为爨史，著有专书详之。盖以中外人±数十年之努力，于各族文字悉能求通，其中尤不乏重要之发见。最近吾国学术之进步，此盖为其一端，未可自为菲薄者矣。此属于各族文字者五。

    吾国吉金文字之发见，汉代即已有之，许慎《说文 序》所谓，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是也。宋代出土之古器物尤多官撰之书，有《博古图录》，亦称《宣和博古图》，凡三十卷，或谓此书为王黼承徽宗之命而作，未知其审，要为官撰无疑也。私撰之书，以吕大临之《考古图录》十卷，阙名之《续考古图录》五卷，薛尚功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以及欧阳修之《集古录》、赵明诚之《金石录》，为最著。著录各古器物，皆有资于考史，特以是时重在赏鉴，藉以娱耳目之观，为斋堂之清供，不足以言学问也。清代官撰之书，有《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乙编各二十卷，著录之品，颇多珍异；私家之作，则以阮元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之《筠清馆舍文》，吴大澂之《愙斋集古录》为最著。大澂尝因金文，以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以订补许氏《说文》之阙佚，孙诒让《续古籀拾遗》，实开后来治甲骨文字者之先声。近人以金文治史者，首推王国维，所撰《鬼方昆夷严狁考》，悉以金文为证，足以订补经训；其他以金文证古史者，尤不胜枚举，而郭沫若更撰《两周金文大系》，以文字鉴定古物时代，颇有发明，盖近人于此用力既劬，故较前阮、吴二氏为进步。至其鉴定之法，亦有多端，或以称谓，或以制度，或比其事，或属其辞，或考字形，或详书体，如董作宾所论以鉴定甲骨文者，亦可借用以鉴定金文。例如殷代器文，未有子孙二字连举者，而周器中则“子子孙孙”、“子孙永宝”之文，随处可见，此由宗法制度，创自周公，有宗法而子孙之观念始重，此殷世所未有也。又如殷代视其先公先王之名，上一字为称谓，下一字乃为名，如祖庚、兄丁是也。周初天下未定，尚无谥，故武王元年之《师旦鼎》，尚称文王为周王，迨周公立谥法之后，始有文王、武王之称，如《毛公鼎》“丕显文武”之语，一望而知为成、康时所制器也。此皆就其称谓制度，而可以辨其时代，金文之可以证史，此其最著者矣(此文间采李氏《方志学》)。此属于吉金文字者六。

    以上所述，悉为近三四十年间之收获，而太半属于文字之史料 ，或有论及此者，称此时期为中国旧学之进步。其言曰，旧学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实则我中国固有之学术也。今人辄谓中国无学术，或谓中国虽有学术，绝无进步，或谓中国学术虽有进步，至今日则几衰息者，皆大谬不然之说也。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及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 。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盖近人之研甲骨、金文、木简、卷子、档案、各族文字，悉以史学为出发点，而考证学不过为研史过程中之一种方法耳。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日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治之方法，则不可拘守故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近年研治国学，别辟新机，非止一端，此为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盖吾国既为世界各邦之一，其于学术，亦难自外，其因时间空间之关系，而随之变迁，本为自然之趋势，其因而日辟新机于不自觉，凡百学术皆然，而史学为尤著矣。

    关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又不止有文字者为然也，其无文字之史料，亦与有文字者有同等者之价值，抑或过之，属于此类者，是为史前之遗迹，而所谓史前之史，亦即未有文字记载以前人类栖息活动之状况之可考见者也。缘近代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发达之结果，而史学之受其赐者实巨，远西各国有然，而中国亦蒙其影响焉。例如民国九年，地质调查所采得河南之石器若干件，明年遂就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从事发摇，所得石器、骨器、陶器甚多。与其役者，为瑞典人安特生等，所获之物，定为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同年六月，又于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掘得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主其事者，仍为安特生等。后则于甘肃贵德县，山西西阴村(夏县)，黑龙江之昂昂溪，热河之林西县等处，发掘或采集，皆有石器时代之器物发见。其在甘肃掘得之器物，考古学家分为六期，一曰齐家期，二曰仰韶期，三曰马厂期，四曰辛店期，五曰寺窪期，六曰沙井期。前三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器时代初期，后三期属于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初期。齐家期以齐家坪得名，甘肃洮沙县所得器物，近似齐家坪者，故以名之，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三五○○年以至三二○○年。仰韶期以仰韶村得名，甘肃所得之大器物，与出于仰韶村类是，出于西阴村者亦然，其时代约当西元年前三二○○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九○○年以至二六○○年。辛店期者以辛店得名，其时约当西元前二六○○年以至二三○○年。寺窪期以寺窪山得名，其时代约当西元前二三○○年以至二○○○年。沙井期以沙井得名，其时代约当纪元前二○○○年以至一七○○年。前三期所出器物皆无金属品，后三期则铜器逐渐而多，故可云一在史前，一在有史以后，此安特生氏《甘肃考古记》所区分之时期也。前乎此时期者，是为旧石器时代，法国博物学者德日进等，在宁夏鄂尔多斯、榆林等处，有旧石器之发见，或断其时代谓在今五万年前。往者远西学者，尝谓中国无旧石器之一时代，近乃渐知其不然矣。又民国十年以至十二年之间，澳洲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有北京猿人之发见，此地则在北平西南百余里房山县属之周口镇，师氏整理其所得化石，发见前臼齿及臼齿各一，与今日之人齿相似，研究结果断为人齿，至其年代，或云去今五六十万年，或云且百万年。十五年冬世界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由安特生提倡，于北京各学术团体欢迎席上，公布此齿，安定名为北京齿，而称生是齿者为北京人。翌年，步林博士，续在原穴得下臼齿一枚，经步达生测量结果，亦断为原人遗骸，并定名生是齿者为北京种之中国猿人。十七年北平地质调查所杨钟健、裴文中二君，更在周口店掘得猿人化石牙齿数枚，不完整之牙床二个，破碎头骨数块。十八年十二月，裴君又在一洞内发见一未经破碎之成年人猿头骨及牙齿十余，于是人类最古之北京猿人，遂为科学界所公认，更名生此齿者为震旦人。以上所述，虽有外人参与其间，且为重要之鉴定，然主持者，必为中国之学术机关，而地质调查所又其主要机关之一也。至于外人自行在中国发掘之成绩，亦有可述之价值，如日本人在旅顺牧羊城、大连附近■子窝等处，亦发见史前之遗迹，所获石器甚多；据安特生、步达生诸氏研究之结果，则谓仰韶村与沙锅村二址所得之器物，同属新石器时代，且为同一之民族所留遗。又谓仰韶村、沙锅屯二处居民之体质，与近代华北居民体质为同派，亦与史前甘肃居民之体质相似，盖此三处古代人民之体质，均似现代华北人，即所

    富，鉴别之旨在求史料之真确。无论纪某一人或某一事，古人所述虽甚简略，而今人致其搜集之功，则变简略而为丰富者有之矣。梁氏所举之例，谓《史记》记墨子事迹于《孟子荀卿列传》，不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字而已。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其文多至数千言，此善于搜集史料之效也。搜集之法，应先立某人某事为纲，遇有关于某人某事，随时纪于其下，积时既久，不能再有所得，然后加以排比，即成一长编式或年谱式之纪载，而搜集之功毕矣。次则就所搜得之史料，加以辨别，某者为正为真，某者为误为伪，正者真者宜取，误者伪者宜弃。譬如榨油，应先去其渣滓，又如制米，应先去其糠壳，然后得其精华，而成可用之品矣。《尚书》为极可贵之古史，而其中之伪古文，必须删弃，然后二十八篇今文之真面目，乃焕然复明。又如今人谓《左传》中有刘歆掺入之文，不尽可信，是其极可珍贵之史籍，而含有少数之伪史料矣。究竟刘歆能否作伪，作伪之后何以汉博士不即为之发覆，又何以近二千年之后始有人言其作伪，而在前者反无人疑及于此，此又辨别古书真伪一待决之问题也。至于古书之记载，因传闻疑似而未尽得真者，是谓之误，如宋将康保裔因兵败而降于辽，《辽史》载之甚详，而《宋史》列于《忠义传》，此盖南北传闻之误，待后人刊正也。梁氏所举之例，曰，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何人所筑，则必答秦始皇时，不知秦始皇以前，燕、赵、齐皆筑长城，秦以后北魏、北齐亦筑长城，而秦长城不过占其一小部分，曷能举全城以傅诸秦耶，此即所谓误也。因长编式或年谱式之记载，而辨其伪，刊其误，则鉴别之功，亦具于此矣。盖搜集不丰富，则无以发见真确之史料，鉴别不真确，则将为伪误之史料所混淆，二者之功，固缺一不可也。又梁氏之所谓鉴别，即吾之所谓整理，鉴别者，整理之始功，整理者，鉴别之终事也。故不精于鉴别者，不能侈言整理，盖自罗、王诸氏，以及中央研究院之致力于此，搜集整理之功，可谓著有成绩，而梁氏又详言其方法，以为搜集整理之准，最近史学之趋势，此盖其一端也。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

    梁氏论旧史之短，尝曰，私家之史，自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之读者，各各不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也。司马光《通鉴》，其主目的以供帝王之读，其副目的以供大小臣僚之读。司马迁《史记》，自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盖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又曰，旧史家之史，盖十九为死人而作也，史官之初起，实由古代入主，欲纪其盛德大业，以昭示子孙，而主旨则在隐恶扬善，观《春秋》所因鲁史之文可知也。其有良史，则善恶毕书，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励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属，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亦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试观明清以来饰终之典，以宣付史馆立传，为莫大恩荣，至今犹然，则史之作用可推矣。至梁氏所谓新史之创造，基本条件有三，一曰史以生人为本位，二曰史应近于客观性，三曰史学范围应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所谓以生人为本位者，即史为生人今人而作，而非为死人古人而作是也。其义理至明，无待详解，孔子作《春秋》，朱子作《通鉴纲目》，或在拨乱反正，或在褒善贬恶，先有一种主观见解，而后以古人成事为我注脚，此非为史而作史，所谓借著书以垂戒万世也。史之本质，有若绘画人物，须各还其本来面目，以存其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乙之不能似甲，亦犹丙之不能似乙，持鉴空衡平之态度，而不杂入丝毫之己见，是之谓客观。然纯客观之史，实际未必作到，故又谓之近于客观，此新史之条件，应近于客观者也。旧史之体，或为纪传，或为编年，虽非尽属陈腐，而不尽适用于新史。且近世新著，凡专言某一种学术者，谓之某学，进而研究其所术之历史，谓之某某学史，如研究天文，则所撰天文学，而别有所谓天文学史，推之地理、社会、政治、经济诸学，莫不皆然，天文学与天文学史，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相侵越，凡属于学术上之研究，皆属天文学之范围，而学史中则不必详述，两方严守其范围，则无广泛之病，而收缩之效见矣。然学史之种类至多，非旧史儒林、文苑诸传之所能限，故自他一方言之，又时时扩充其领域，故又谓之以收缩为扩充，即以正史之列传而言，记各个人之籍貫、门第等事，此谱牒家所有事也。其嘉言懿行，扩之以资矜式，此教育家所有事也。皆与一时代人类之总活动无大关系，而旧史皆不惮烦而述之，此即以谱牒、教育二学混入其中之故也。新史则不然，一面将其旧领域划归专门各科学，使其日为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未入版图之事项，亦吞纳之而无所让，此又新史之条件应重新规定范围者也 。

    何炳松曾取美国鲁滨孙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书凡八章，其第一章曰新史学，第二章曰历史的历史，第三章曰历史的新同盟，第八章曰史光下的守旧精神，以此四章为最重要，其他四章，概论西史，可以从略，其所述新史学之意义，则谓历史之功用，在助吾人明了人类之现在、将来，又可根据历史之知识，以明了现在之一切问题，而以历史上事实，为吾人前车之鉴。吾则以为不然，盖现代社会之改变，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而于现代状况之来历，尤须澈底明了，此新史学一辞所由来也。其次则历史须具有科学化，对于史料，应为严密之批评；对于著述，应秉笔直书；且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当然，并应究其所以然，是之谓历史的历史。历史具有科学化，故趋重于分类研究，然其结果，不惟不能瓜分历史之本身，而反因此将概括人类活动之全部，以及融会贯通之责任，须由史家独负其责，此即新史学之意义也。再次则历史与各新科学之关系，所谓新科学，即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例如研究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再次则研史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日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日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现代之社会，此又新史学最后之目的也。寻其总义，在消极之一方，为破坏旧史学之思想，在积极之一方，为建设新史学之方法，所谓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者也。校以上文梁氏所论，初无不同之处，此云历史之功用，以明了现在为职志，其以生人为本位可知矣。又云，非以历史上之事实为吾人之前鉴，则为客观，而非主观可知矣。又云，研究历史趋重于分类，是亦以收缩为扩充之说也。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吾故乐为述之 。

    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何者为专史，即专门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纪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前者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后者贵乎详尽，其文应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史记》通黄帝至汉武之世，而为一书，是可谓为通史之创作，刘知幾列为六家，而未尝名其为通史也。“通史”之名，始于梁武帝，后则郑樵之《通志》，亦与通史之体例相同，此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牴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章学诚尝于《答客问》一文，论及作史之旨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其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论即为《通志》而发，何炳松则深取之，以此为通史之定义，虽通诸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 。然章氏论史，以《春秋》为极则，以古人之守于王官者为百世不易之成法，其称史义，称家学，皆含有崇古之见，斯则尚有商量余地耳。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之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鲁滨孙博士以历史为连续而成，故主作通史，以求时间之联贯，而以断代史及国别史不能表现其功能，故不甚重之。何氏因其说以撰《通史新义》，凡分两编，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次之理论及应用属之；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与他种历史之关系，皆加以说明，同时于其他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加以相当之估值。至其所述之原理，则十九采自法国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若夫专史之作，初则有断代史、国别史之分，继则有典制史、学术史之作。所谓断代史，如汉、晋、唐、宋、元、明，皆以一代之事编为一史，此就纵贯之通史，而截取其一部而为叙述者也。所谓国别史，如三国、十六国，就纵断之一部，横剖而为数段以为叙述者也。所谓典制史，如《通典》、《通考》，盖汇合诸史之志，而联贯为一书者也。所谓学术史，盖汇合诸史之儒林、文苑诸传，联贯而为一书者也。何氏于所撰《通史新义》中，曾论及西洋专史之发生云：

    自博学之道兴，学者始习于古代书籍之研究，并叙述各种不同之事实，以评定古书之优劣，自此专心搜集，关于中古时代习惯、制度、语言、文字之史料，及事实，专著类纂，因此出世，于是西洋始有各种特殊之历史，如文字史、语言史、教会史、法律史、文学史、建筑史、雕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此种专史，本为全史之重要部分，唯各成自主之一支，各有其专门之作家，及特殊之传统习惯，史家之注意此类事实者既寡，故此种专史之创造，多非史家之功。此种专史，往往自取独立科学之态度。盖历史上特殊之事实，为数极多，吾人欲视同普通历史研究之，实际上已不可能也。而专史遂不能不依年代与地域，而划成其范围，以国家与时代为界限，每一种专史，更分段落，是故吾人既有宗教史、法律史、文学史，同时又有埃及史、亚述史、希腊史、罗马史、法国史、英国史，并有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也。历史之分支既多，通史之范围，当然因之而缩小，旧日概念，所视为服务公家可资借鉴，而且在历史占有最大地位之各类事实，至此皆变为专史之原料，如外交史、军事史、宪法史是也(本书叶一百四十四一一一百四十五)。

    寻此所论，诚与中土专史之发生，无大殊异。吾国古代，先有联贯记载之通史，如周室太史柱下之所掌是也。继乃有国别史，如鲁《春秋》、晋《乘》、楚《梼杌》以及《国语》、《国策》之作是也。继则有断代史，如《汉书》、《三国志》以下之正史是也。继则有制度、文物之史，近于类纂者，如《通典》、《通考》是也。继则有学术史，如《明儒》、《宋元》等《学案》是也。最近乃有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现代史，此自纵贯之通史，横截而为数段者也。又有所谓哲学史、文学史、语言文字学史、宗教史、美术史、法制史、财政史、社会史，又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此又受西洋学术之影响，而为科学之分类者也。梁任公亦论及专史之作，分为五种，一曰人的专史，即专以纪人为本位者，如合传、专传、年谱、人表之类是也。二曰事的专史，即专以纪事为本位，如《东林列传》，《复社纪略》，专纪明季士大夫之集团活动者是也。三曰文物的专史，即专以纪文物制度为本位者，如政治、经济、文化诸专史是也。四曰地方的专史，即专以纪载某一地方为本位，如各省通志、县志，称为地方志是也。五曰断代的专史，即专纪载某一时代之史，如旧作之《唐书》、《宋史》，新作之近世史、现代史是也。然又有国别史之一种，梁氏未曾叙及，兹就《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南北史》诸书言之，以一时代之事迹，划分为数部而分载之，正如后世之地方志。然三国之一时代，上以承汉，下以启晋；南北朝之一时代，则又上以承晋，下以启唐，亦居断代史之一部，盖又介乎地方的专史、断代史的专史之间者也。梁氏盖以国别史，纳于断代史之中又不复叙及之耳。何氏又论及通史、专史之分云：

    一套之专史，如风俗、美术、宗教制度等之历史，无论其内容如何完备，决不足使吾人了解社会之演化，或世界之历史也。盖其所述者，仅一种连续抽象之描写而巳，而在所有此种抽象现象申，本有其具体之连锁，此种现象，或皆产生于同一人群之中，或皆为同一人群之产品，而此种人群，又往往有其共同之伟业，如迁徙、战争、革命、发见等，为各种现象之共通原因。例如吾人试究魏晋六朝之文学，将见自东晋直至隋朝四百年间，所谓南朝之文学，大体承吴语文学之后，继续发展，而成为南方新民族文学；至于北方，则自晋分东西以后，直至北魏灭亡时止，先之以文学之衰替，继之以文学之中兴，终至产出一种尚武好勇之新文学。文学之变化如此，不可谓之不繁矣，扶吾人迄不能就文学史本身，求其所以演化之原因也。此种演化本身，极难了解，吾人如欲了解所有此种文学上之特殊变迁，将非求援于通史不可。盖唯有通史，方述及东晋偏安之后，中国文化实保存于东南之一隅，而北方则先有五胡十六国之大乱，继之以北方蛮族之华化，而终于北魏之完全屈服于吾国文化之下。是故所谓通史，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不肯留有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申事实之配景。实际上此种共通事象之足以联络，或驾驭人类之特殊活动者，皆属影响及于大众，及足以变更一般状况之事实，因侵略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动也，人口中心之创设也，人群一般制度之创造或变更也，皆其类也。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占之地位之特大，其故皆在于此(《通史新义》页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

    何氏以鲁滨孙博士之说为基础，故甚重视通史，以为通史能说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变迁，而专史则不能也。第吾则谓通史、专史之分，则由比较而定，其范围之广狭，亦因所述之事实而定。例如《通志》，政治典章无所不包，不可不谓之通矣。而《通鉴》则专纪政治，《通典》、《通考》则专纪典章，取以衡之《通志》，则彼为通史，而此为专史矣。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仅纪前后汉之政治，仅当《通鉴》之一段，取以相校，则《通鉴》为通史，《汉纪》为专史矣。《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仅当《通典》之州郡典、《通考》之舆地考，取以相校，则《通典》、《通考》为通史，而《纪要》、《利病书》为专史矣。依此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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